韩信用兵如神，为大汉立下汗马功劳，可谓无韩信则汉不能得天下。他被诬谋反，三族遭夷，引无数人同情叹息。韩信之才华功绩光照千古，无人否认，而有争议之处，在于是否谋乱。有人以为谋乱证据确凿，依据是《史记·淮阴侯列传》。然而，阅读任何史料，都不应尽信之；且《史记》微言大义，司马迁将对韩信谋乱的怀疑与否定隐于文中，需细读方知其深意。以下解读原文。
《史记·淮阴侯列传》记武涉、蒯通劝韩信叛汉之言尤详，均遭韩信拒绝。当时假如选择叛变，是最佳时机，那时尚不忍见利背义，为何到天下一统、最不适宜叛变的时候谋反？
〈淮阴侯列传〉云：“楚已亡龙且，项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说齐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与勠力击秦。秦已破，计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汉王复兴兵而东，侵人之分，夺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关，收诸侯之兵以东击楚，其意非尽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厌足如是甚也。且汉王不可必，身居项王掌握中数矣，项王怜而活之，然得脱，辄倍约，复击项王，其不可亲信如此。今足下虽自以与汉王为厚交，为之尽力用兵，终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以项王尚存也。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项王今日亡，则次取足下。足下与项王有故，何不反汉与楚连和，参分天下王之？今释此时，而自必于汉以击楚，且为智者固若此乎！’韩信谢曰：‘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
当时韩信已被刘邦封为齐王，其地位与才力足以左右楚汉胜败存亡，倘若脱汉而三分天下，亦可实现。且武涉言及项王若亡，则刘邦必将矛头指向韩信，此亦在预料之中。而韩信答复道，汉王“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就算死也不叛变，态度坚决如是。
蒯通之言更具说服力，他的辩才很好，而且是韩信身边的谋士。〈淮阴侯列传〉以很大篇幅记述蒯、韩之间的对话：
“武涉已去，齐人蒯通知天下权在韩信，欲为奇策而感动之，以相人说韩信曰：‘仆尝受相人之术。’韩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对曰：‘贵贱在于骨法，忧喜在于容色，成败在于决断，以此参之，万不失一。’韩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对曰：‘愿少闲。’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韩信曰：‘何谓也？’蒯通曰：‘天下初发难也，俊雄豪桀建号壹呼，天下之士云合雾集，鱼鳞杂遝，熛至风起。当此之时，忧在亡秦而已。今楚汉分争，使天下无罪之人肝胆涂地，父子暴骸骨于中野，不可胜数。楚人起彭城，转鬬逐北，至于荥阳，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于京、索之闲，迫西山而不能进者，三年于此矣。汉王将数十万之众，距巩、雒，阻山河之险，一日数战，无尺寸之功，折北不救，败荥阳，伤成皋，遂走宛、叶之闲，此所谓智勇俱困者也。夫锐气挫于险塞，而粮食竭于内府，百姓罢极怨望，容容无所倚。以臣料之，其势非天下之贤圣固不能息天下之祸。当今两主之命县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臣愿披腹心，输肝胆，效愚计，恐足下不能用也。诚能听臣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参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夫以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众，据彊齐，从燕、赵，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后，因民之欲，西乡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孰敢不听！割大弱彊，以立诸侯，诸侯已立，天下服听而归德于齐。案齐之故，有胶、泗之地，怀诸侯以德，深拱揖让，则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于齐矣。盖闻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愿足下孰虑之。’”
二人深入交谈前，先命左右之人回避。蒯通之言，虽是挑拨，却也近乎推心置腹。而韩信依然不动摇，说道：
“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
蒯通进一步劝说道：“足下自以为善汉王，欲建万世之业，臣窃以为误矣。始常山王、成安君为布衣时，相与为刎颈之交，后争张黡、陈泽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项王，奉项婴头而窜，逃归于汉王。汉王借兵而东下，杀成安君泜水之南，头足异处，卒为天下笑。此二人相与，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于汉王，必不能固于二君之相与也，而事多大于张黡、陈泽。故臣以为足下必汉王之不危己，亦误矣。大夫种、范蠡存亡越，霸句践，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兽已尽而猎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则不如张耳之与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则不过大夫种、范蠡之于句践也。此二人者，足以观矣。愿足下深虑之。且臣闻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臣请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引兵下井陉，诛成安君，徇赵，胁燕，定齐，南摧楚人之兵二十万，东杀龙且，西乡以报，此所谓功无二于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
趋利和避害两大角度，都说得理据充足。韩信此时的回复是：“谢曰：‘先生且休矣，吾将念之。’”
几天后，蒯通又敦促韩信快做决定，说：“‘猛虎之犹豫，不若蜂虿之致螫；骐骥之跼躅，不如驽马之安步；孟贲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虽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喑聋之指麾也’。此言贵能行之。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时乎时，不再来。愿足下详察之。”
此时，韩信的回应是：“犹豫不忍倍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遂谢蒯通。”最终拒绝蒯通，坚持不叛。
为韩信作传，蒯通劝叛之言不必如此详写，而司马迁之所以这样写，是为了表现韩信的忠心与知恩图报，言外之意是质疑韩信后来谋反的真实性。对此，方苞〈书淮阴侯列传后〉评论道：
“其详载武涉、蒯通之言，则微文以志痛也。方信据全齐，军锋震楚、汉，不忍乡利倍义，乃谋畔于天下既集之后乎？”
史书详略鲜明之处，往往是读者需深思之处。方苞认为，司马迁有意在此处含蓄表达自己的沉痛，暗示韩信蒙冤。时机最佳之时，面对如此大的诱惑而不反，更不可能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反。
韩信后来被指控谋反，共有两次，第一次的结果是被赦免，第二次的结果是被杀。两次都有疑点，疑似均为诬告。
第一次被告前，项羽已败，刘邦收夺韩信的军队，改封韩信为楚王。〈淮阴侯列传〉云：
“项羽已破，高祖袭夺齐王军。汉五年正月，徙齐王信为楚王，都下邳。……项王亡将锺离眛家在伊庐，素与信善。项王死后，亡归信。汉王怨眛，闻其在楚，诏楚捕眛。信初之国，行县邑，陈兵出入。汉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
项羽兵败，外患既除，刘邦有精力针对功高震主的韩信。韩信生于楚地，被封为楚王相当于衣锦还乡，若从此安度馀生，可谓无憾矣。刘邦这样安排，有防范的用意。且韩信已失兵权，在楚地有何条件与理由谋反？林西仲评论：“大抵淮阴欲反，当在王齐时，至楚则已难矣。”如果韩信要反，不可能不知自己具备的条件多么不足。
“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告发者的依据是甚么？〈淮阴侯列传〉虽然说“信初之国，行县邑，陈兵出入”，但没有明确表明因果关系。而《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写道：“徙楚，坐擅发兵，废为淮阴侯。”罪名是“擅发兵”，或许与韩信“行县邑，陈兵出入”有关。然而，即使陈兵进出县邑，也不能据此断定谋反。
锺离眜曾是项王的部下，与韩信交好，后来投奔韩信，刘邦对他恨之入骨。据〈淮阴侯列传〉，韩信被告谋反后，为讨好刘邦，拿锺离眜的人头献媚。此事可信否？《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记载，汉五年九月，“王得故项羽将锺离眜，斩之以闻。”而告韩信谋反的时间在汉六年，之后韩信与锺离眜商量将他的首级献给刘邦，于是锺离眜怒骂韩信，愤而自尽，显然相矛盾。若锺离眜已于汉五年被斩，怎可能活著与韩信交谈？韩信逼死锺离眜一事，真实性颇为可疑。
第一次所谓“谋反”，最后以赦免告终。〈淮阴侯列传〉云：“上令武士缚信，载后车。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系信。至雒阳，赦信罪，以为淮阴侯。”如果刘邦掌握韩信谋反的确凿证据，不会赦免他，应只是有人诬告，刘邦大抵也明白韩信未反，但借此机会警告，顺便有借口进一步削弱韩信。
韩信被贬为淮阴侯后，不能到自己的封地，无实权，无兵符，无印玺，心中也清楚刘邦猜忌自己，经常以生病为由不朝。落至此等境地，拿甚么反？《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第二次“谋反”，亦颇可疑：
“陈豨拜为钜鹿守，辞于淮阴侯。淮阴侯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于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欲与子有言也。’豨曰：‘唯将军令之。’淮阴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谨奉教！’汉十年，陈豨果反。上自将而往，信病不从。阴使人至豨所，曰：‘弟举兵，吾从此助公。’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报。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绐信曰：‘虽疾，彊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锺室。”
疑点如下：
1、韩信拉著陈豨的手，令左右旁人回避后说的话，谁听到了？此一疑点，方苞已指出：“其与陈豨辟人挈手之语，孰闻之乎？”
2、韩信不具备袭击吕后和太子的能力。假传诏书，调动衙门里的奴仆，组成一支军队，韩信不知道这极不现实吗？假使能调动徒奴，一共能有多少人？韩信会那么傻？方苞曰：“无符玺节篆，而欲‘与家臣夜诈诏，发诸官徒奴’，孰听之乎？”林西仲曰：“夫帝之自将讨豨也，岂不计及雒阳为根本重地，而使吕后、太子拥重兵以居守乎？……既无兵权，即尽赦诸官徒奴，为数几何？”
3、仅凭一人之辞，证据不足，先斩后奏。韩信有一个门客犯了罪，韩信要杀该门客，其弟向吕后告韩信谋反，此人之言可信度能高吗？方苞曰：“未闻谳狱而明征其辞，所据乃告变之诬耳。”没有审理过程，没有对证，且不待刘邦回来后再判生死。假如韩信谋叛，那么，和他一起策划的家臣、暗中派遣到陈豨处的送信人下场如何？却未见有逮捕并处置逆党各人的记载。林西仲有一段分析：“乃从令之部署不问也，定谋之家臣不问也，即使至豨所之人，亦不问也。岂法可加于无辜之三族，独宽于共事之腹心？无是理也。是知舍人弟之告变，乃吕后阴使之如告彭越故事，因而又致其词无疑矣。”
可知，韩信第二次所谓“谋反”，也是一起冤案。
《史记·淮阴侯列传》写到韩信之死，尚未结束，后面还讲了一件事。在史书中你会经常看到，按理说应该收束的地方，其后又补充事件或细节。〈淮阴侯列传〉写道：
“高祖已从豨军来，至，见信死，且喜且怜之，问：‘信死亦何言？’吕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计。’高祖曰：‘是齐辩士也。’乃诏齐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阴侯反乎？’对曰：‘然，臣固教之。竖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于此。如彼竖子用臣之计，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韩信反，何冤？’对曰：‘秦之纲绝而维弛，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当是时，臣唯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顾力不能耳。又可尽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释通之罪。”
刘邦返回京城后，得知韩信被杀，心情是“且喜且怜之”，此五字值得细品。林西仲评论：“且喜且怜之，亦知其无罪受戮，为可悯也。”
刘邦又得知蒯通曾教唆韩信谋反，要烹他，他喊冤，一番话竟使得刘邦赦了他。司马迁有意透过对比，含蓄地为韩信鸣不平——有罪的蒯通能得原谅，屡立奇功而无罪的韩信却不能。方苞评曰：“蒯通教信以反，罪尚可释，况定齐而求自王，灭楚而利得地，乃不可末减乎？故以通之语终焉。”
最后就是赞，即“太史公曰”。如下：
“太史公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司马迁亲自到淮阴看过。当地人告诉他，韩信还是平民时就与众不同，其母亲去世后，他没钱埋葬，但仍把棺材埋在高敞地，使四周空地上以后能有千家万户居住。司马迁亲眼见到韩母的坟，确实如此。
之后司马迁对韩信的评价，看似责怪，实则另有深意，是为韩信鸣冤。他说，韩信如果能学道家，“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就更好了，堪比周朝的周公、召公、太公，世世代代享受祭祀。然而他在天下已定后谋反，导致灭族，岂不是应该的？司马迁在这里用的是“反言”笔法，这是中国古书中常见的笔法之一。司马迁并非真认为韩信谋乱，方苞对此解释：“后论似果以信为叛逆者，盖其诬于传具之矣，故反言以见义，谓天下已集，非可以叛逆之时矣。若果谋此，虽族诛亦宜，然以信之智，而肯出此乎？”
看过方苞的解读后，各位不妨现在再读一遍《史记》这段文字：“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再度品味，有何滋味？司马迁这段“太史公曰”，直击读者内心深处，用“反言”营造的引人同情与讽刺的效果，胜过其他表达方式。在此引用李笠的评语：“读此数语，韩信心迹，刘季、吕雉手段，昭然若揭矣。文家反复辨论，反不若此言之宛转痛快。”
或问，司马迁为何写得如此隐晦？为何不直接删掉他怀疑的部分，以直白的文字为韩信平反？首先，即使在刘邦死后，做臣子的也很难为韩信平反，风险太大；其次，史家向来有一原则，即《穀梁传》所谓“信以传信，疑以传疑。”自己认为可信的和可疑的，都要传给后人，尽量客观。大抵司马迁看到的部分史料已非事实，他又不能目睹真相，所以韩信“谋反”的事，也写下来。
《史记》中与〈淮阴侯列传赞〉形成对比的，是〈萧相国世家赞〉。评价萧何，亦是一段微词：
“太史公曰：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录录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顺流，与之更始。淮阴、黥布等皆以诛灭，而何之勋烂焉。位冠群臣，声施后世，与闳夭、散宜生等争烈矣。”
汉初诸功臣，刘邦只能容像闳夭、散宜生那样的，而容不得周公、召公、太公之辈。韩信诛灭，萧何显赫，有奇节岂不如无奇节？讽刺之意味，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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