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信之冤與《史記》微言 ｜ 清簫讀史札記

韓信用兵如神，為大漢立下汗馬功勞，可謂無韓信則漢不能得天下。他被誣謀反，三族遭夷，引無數人同情嘆息。韓信之才華功績光照千古，無人否認，而有爭議之處，在於是否謀亂。有人以為謀亂證據確鑿，依據是《史記·淮陰侯列傳》。然而，閱讀任何史料，都不應盡信之；且《史記》微言大義，司馬遷將對韓信謀亂的懷疑與否定隱於文中，需細讀方知其深意。以下解讀原文。

《史記·淮陰侯列傳》記武涉、蒯通勸韓信叛漢之言尤詳，均遭韓信拒絕。當時假如選擇叛變，是最佳時機，那時尚不忍見利背義，為何到天下一統、最不適宜叛變的時候謀反？

〈淮陰侯列傳〉云：「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勠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

當時韓信已被劉邦封為齊王，其地位與才力足以左右楚漢勝敗存亡，倘若脫漢而三分天下，亦可實現。且武涉言及項王若亡，則劉邦必將矛頭指向韓信，此亦在預料之中。而韓信答覆道，漢王「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就算死也不叛變，態度堅決如是。

蒯通之言更具說服力，他的辯才很好，而且是韓信身邊的謀士。〈淮陰侯列傳〉以很大篇幅記述蒯、韓之間的對話：

「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仆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閒。』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桀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熛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鬬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捲，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閒，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眾，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皋，遂走宛、葉之閒，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

二人深入交談前，先命左右之人迴避。蒯通之言，雖是挑撥，卻也近乎推心置腹。而韓信依然不動搖，說道：

「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

蒯通進一步勸說道：「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己，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

趨利和避害兩大角度，都說得理據充足。韓信此時的回覆是：「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

幾天後，蒯通又敦促韓信快做決定，說：「『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喑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

此時，韓信的回應是：「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最終拒絕蒯通，堅持不叛。

為韓信作傳，蒯通勸叛之言不必如此詳寫，而司馬遷之所以這樣寫，是為了表現韓信的忠心與知恩圖報，言外之意是質疑韓信後來謀反的真實性。對此，方苞〈書淮陰侯列傳後〉評論道：

「其詳載武涉、蒯通之言，則微文以志痛也。方信據全齊，軍鋒震楚、漢，不忍鄉利倍義，乃謀畔於天下既集之後乎？」

史書詳略鮮明之處，往往是讀者需深思之處。方苞認為，司馬遷有意在此處含蓄表達自己的沉痛，暗示韓信蒙冤。時機最佳之時，面對如此大的誘惑而不反，更不可能在最不利的情況下反。

韓信後來被指控謀反，共有兩次，第一次的結果是被赦免，第二次的結果是被殺。兩次都有疑點，疑似均為誣告。

第一次被告前，項羽已敗，劉邦收奪韓信的軍隊，改封韓信為楚王。〈淮陰侯列傳〉云：

「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項王亡將鍾離眛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眛，聞其在楚，詔楚捕眛。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

項羽兵敗，外患既除，劉邦有精力針對功高震主的韓信。韓信生於楚地，被封為楚王相當於衣錦還鄉，若從此安度餘生，可謂無憾矣。劉邦這樣安排，有防範的用意。且韓信已失兵權，在楚地有何條件與理由謀反？林西仲評論：「大抵淮陰欲反，當在王齊時，至楚則已難矣。」如果韓信要反，不可能不知自己具備的條件多麼不足。

「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告發者的依據是甚麼？〈淮陰侯列傳〉雖然說「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但沒有明確表明因果關係。而《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寫道：「徙楚，坐擅發兵，廢為淮陰侯。」罪名是「擅發兵」，或許與韓信「行縣邑，陳兵出入」有關。然而，即使陳兵進出縣邑，也不能據此斷定謀反。

鍾離眜曾是項王的部下，與韓信交好，後來投奔韓信，劉邦對他恨之入骨。據〈淮陰侯列傳〉，韓信被告謀反後，為討好劉邦，拿鍾離眜的人頭獻媚。此事可信否？《史記·秦楚之際月表》記載，漢五年九月，「王得故項羽將鍾離眜，斬之以聞。」而告韓信謀反的時間在漢六年，之後韓信與鍾離眜商量將他的首級獻給劉邦，於是鍾離眜怒罵韓信，憤而自盡，顯然相矛盾。若鍾離眜已於漢五年被斬，怎可能活著與韓信交談？韓信逼死鍾離眜一事，真實性頗為可疑。

第一次所謂「謀反」，最後以赦免告終。〈淮陰侯列傳〉云：「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如果劉邦掌握韓信謀反的確鑿證據，不會赦免他，應只是有人誣告，劉邦大抵也明白韓信未反，但藉此機會警告，順便有藉口進一步削弱韓信。

韓信被貶為淮陰侯後，不能到自己的封地，無實權，無兵符，無印璽，心中也清楚劉邦猜忌自己，經常以生病為由不朝。落至此等境地，拿甚麼反？《史記·淮陰侯列傳》記載韓信第二次「謀反」，亦頗可疑：

「陳豨拜為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嘆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弟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

疑點如下：

1、韓信拉著陳豨的手，令左右旁人迴避後說的話，誰聽到了？此一疑點，方苞已指出：「其與陳豨辟人挈手之語，孰聞之乎？」

2、韓信不具備襲擊呂后和太子的能力。假傳詔書，調動衙門裡的奴僕，組成一支軍隊，韓信不知道這極不現實嗎？假使能調動徒奴，一共能有多少人？韓信會那麼傻？方苞曰：「無符璽節篆，而欲『與家臣夜詐詔，發諸官徒奴』，孰聽之乎？」林西仲曰：「夫帝之自將討豨也，豈不計及雒陽為根本重地，而使呂后、太子擁重兵以居守乎？……既無兵權，即盡赦諸官徒奴，為數幾何？」

3、僅憑一人之辭，證據不足，先斬後奏。韓信有一個門客犯了罪，韓信要殺該門客，其弟向呂后告韓信謀反，此人之言可信度能高嗎？方苞曰：「未聞讞獄而明徵其辭，所據乃告變之誣耳。」沒有審理過程，沒有對證，且不待劉邦回來後再判生死。假如韓信謀叛，那麼，和他一起策劃的家臣、暗中派遣到陳豨處的送信人下場如何？卻未見有逮捕並處置逆黨各人的記載。林西仲有一段分析：「乃從令之部署不問也，定謀之家臣不問也，即使至豨所之人，亦不問也。豈法可加於無辜之三族，獨寬於共事之腹心？無是理也。是知舍人弟之告變，乃呂后陰使之如告彭越故事，因而又致其詞無疑矣。」

可知，韓信第二次所謂「謀反」，也是一起冤案。

《史記·淮陰侯列傳》寫到韓信之死，尚未結束，後面還講了一件事。在史書中你會經常看到，按理說應該收束的地方，其後又補充事件或細節。〈淮陰侯列傳〉寫道：

「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眾，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劉邦返回京城後，得知韓信被殺，心情是「且喜且憐之」，此五字值得細品。林西仲評論：「且喜且憐之，亦知其無罪受戮，為可憫也。」

劉邦又得知蒯通曾教唆韓信謀反，要烹他，他喊冤，一番話竟使得劉邦赦了他。司馬遷有意透過對比，含蓄地為韓信鳴不平——有罪的蒯通能得原諒，屢立奇功而無罪的韓信卻不能。方苞評曰：「蒯通教信以反，罪尚可釋，況定齊而求自王，滅楚而利得地，乃不可末減乎？故以通之語終焉。」

最後就是贊，即「太史公曰」。如下：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勛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司馬遷親自到淮陰看過。當地人告訴他，韓信還是平民時就與眾不同，其母親去世後，他沒錢埋葬，但仍把棺材埋在高敞地，使四周空地上以後能有千家萬戶居住。司馬遷親眼見到韓母的墳，確實如此。

之後司馬遷對韓信的評價，看似責怪，實則另有深意，是為韓信鳴冤。他說，韓信如果能學道家，「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就更好了，堪比周朝的周公、召公、太公，世世代代享受祭祀。然而他在天下已定後謀反，導致滅族，豈不是應該的？司馬遷在這裡用的是「反言」筆法，這是中國古書中常見的筆法之一。司馬遷並非真認為韓信謀亂，方苞對此解釋：「後論似果以信為叛逆者，蓋其誣於傳具之矣，故反言以見義，謂天下已集，非可以叛逆之時矣。若果謀此，雖族誅亦宜，然以信之智，而肯出此乎？」

看過方苞的解讀後，各位不妨現在再讀一遍《史記》這段文字：「於漢家勛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再度品味，有何滋味？司馬遷這段「太史公曰」，直擊讀者內心深處，用「反言」營造的引人同情與諷刺的效果，勝過其他表達方式。在此引用李笠的評語：「讀此數語，韓信心跡，劉季、呂雉手段，昭然若揭矣。文家反覆辨論，反不若此言之宛轉痛快。」

或問，司馬遷為何寫得如此隱晦？為何不直接刪掉他懷疑的部分，以直白的文字為韓信平反？首先，即使在劉邦死後，做臣子的也很難為韓信平反，風險太大；其次，史家向來有一原則，即《穀梁傳》所謂「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自己認為可信的和可疑的，都要傳給後人，儘量客觀。大抵司馬遷看到的部分史料已非事實，他又不能目睹真相，所以韓信「謀反」的事，也寫下來。

《史記》中與〈淮陰侯列傳贊〉形成對比的，是〈蕭相國世家贊〉。評價蕭何，亦是一段微詞：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勛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漢初諸功臣，劉邦只能容像閎夭、散宜生那樣的，而容不得周公、召公、太公之輩。韓信誅滅，蕭何顯赫，有奇節豈不如無奇節？諷刺之意味，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