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归故里（二）

夏言按：

近日非常有幸收到墨尔本作家心水先生转发来的余良新作《情归故里》，立即停下手上的工作，一口气将它读完，并立即决定推荐给澳洲看传媒的读者，新作全文2万多字，将分四次连载刊登。我曾经因拜读了《红色漩涡》一书，而对作者余良产生了难忘的印象。余良先生在接受了中共的教育后，又亲身经历了波尔布特政权的血腥统治，在无数次战火和赤色政权的追杀中逃生与成长，终在绝境中得到美国的人道救助。

余良的作品从《红色璇涡》及《从中国、柬埔寨到美国》再到《情归故里》，都是以最淳朴的语言，真实的情感，回忆那段刻骨铭心的人生历程，那是一条漫长、曲折、坎坷而又艰险的“路”，即充满了作者对故乡风土的思念，也表达了对红色铁蹄的极大恐惧。感谢余良先生把如此真实的往事留给世人。

余良先生，真名林绍强，1947年生于中国广东潮安，他既是作家，也是中医。余良先生1960年移居柬埔寨，1981年作为难民为美国政府收容，定居宾州费城。

（接上期）

时间来到七月初的一天中午，阿华再次来到金边，安顿后，立刻前往阿逼的家。

 

阿逼在店前忙著砍椰子，也卖香烟，抬头望到阿华，兴奋得有些激动：“哇！华哥！妈！婆婆！华哥来啦！华哥，知道您快来，就不知哪天？终于来了！您好吗？”

 

         “正好一年了，真是您一年前说的日子。华先生，您安好吧？”阿逼妈走出来，双手合什。

 

“是华来了吗？我们都在盼望呢！您安好吧？刚到吗？”外婆喜上眉梢，双手合什致意。

 

        阿华也回礼。他把在机场购买的电话机送给阿逼。告诉她，电话机已有了芯片。三个人都很感动，又显得不好意思，赶紧双手合什略弯腰致谢。

 

      彼此说了些客套话之后，阿逼妈说：“很遗憾，没帮您打听到您叔叔的消息。或者，他在朗诺执政后期已经出国了，也或许在红色高棉下台后就逃难到泰国难民营了。要是这样，他还不敢回来，我们高棉政局还未平呢！”

 

“我们的阿逼说，您的事就是她的事。阿逼有空闲就常到学校附近帮您打听消息。”外婆说。

 

“麻烦你们了。不好意思。”

 

“坐著谈吧！别站著。”

 

      店门口有一张大榻，阿华与阿逼妈对面而坐。阿逼赶紧砍椰子，她的小女儿从屋里走出来，外婆拉来小凳子，坐下来把她搂在身上。

 

“至于乔森潘等三位前公务员的消息，是有些眉目。您为什么要打听这些？”

 

“是这样的：我早年在巴黎上学时，我的老师是法柬人民交流协会负责人，他很关心高棉历史和政局，还出版了这方面的期刊。他要收集红高棉统治时期的材料，作为日后国际声援联合国成立国际法庭审判红高棉的一部分。法国对柬埔寨有特殊感情，曾经是柬埔寨的宗主国，为柬埔寨培养了许多杰出人才，福财等四人早年留学法国，分别获得经济、新闻、法律和、、、、、、”

 

“明白了。我们高棉也深受法国文化影响。难得他们有心，我可以把我知道和日后收集到的红高棉罪行陆续用法文写出来交给你这位老师。”

 

“很感激。我真是不虚此行。”

 

“话很长。今晚在我家吃饭吗！”

 

“华哥哥您就在妹家吃晚饭吧！习惯高棉餐吗？先喝这椰子水。”

 

“好吧！尝尝高棉餐。不用太麻烦，就煮些你们的家常菜。谢谢。”他接过阿逼的杯子。

 

“华先生住宿何处？有何旅行计划？”

 

“我就住宿于逼妹说的‘悉尼客栈’。大屠杀馆附近有许多计程车，承包市内游每天六十美元，外地游每天一百美元。看，那辆车在那儿等著我。我先去见朋友，我和朋友后天一早去暹粒省吾哥窟旅游。回来后，打算到不同省份农村探民情，察民风。请问几点吃晚餐？”

 

“六点好吗？”

 

“好！”他逗了阿逼的小女儿。告辞了。

 

三个人望著阿华上了计程车。阿逼说：“华哥还记得送我电话机，还是先到我们家哇！他还听我的话住宿在悉尼客栈。”

 

“与众不同的旅行者，就爱到农村去。听说西方的青年背包客也爱到农村。”外婆说。

 

“我赶快去买些食物准备晚餐。我想想什么是华人口味？也要做哪些高棉餐食？”

 

下午六时，阿华准时来到。三人喜气洋洋、唯恐招待不周，力邀阿华坐在主位。

 

“您就不要客气。看看我们高棉餐食如何？”阿逼妈说。

 

“吃过高棉餐吗？在法国这么多年，没吃过吧？”外婆说。

 

“华哥，这是中餐，吃吧！看看合口味吗？”阿逼指著一道唐芥兰炒牛肉。

 

大家一边吃饭。阿逼妈断断续续谈起来：

 

        王国时期，福财先生是大学校长，高棉社会主义大学生交流会会长、柬中友好协会会会长。政变后，朗诺政权要抓他，他跑到抗战的红区，成了红高棉领导层。我想，他和乔森潘一样不是核心人物。高级知识分子有自己的见解而敢言，他为波尔布特所忌惮，后来被波尔布特杀害。

 

        乔森潘目前还在柬泰边界扁担山脉的安隆汶基地跟著波尔布特。他过去没有实权，现在可能有些权力，但要听命于波尔布特。他为人正直，王国时期因左倾得罪亲王，也是右翼势力眼中钉，据说有人曾送他一辆汽车要收买他，被他严词拒绝；也听说有人强行把他脱光衣服拍裸体照，他受到侮辱依然不改初衷、大义凛然。他后来是上了贼船吧！他的威望犹存，阿波勃要利用他。

 

      至于胡荣，他死于一九七一或七二年的抗美战争中，在森林患疟疾而死。他最忠诚奉行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著作不离手，还要他的部下学习毛语录。胡宁嘛？话更长，很敏感、太恐怖，不太适合说。”

 

         阿华想知道这些消息来源、出处，是否可靠？这些话题都很敏感，三言两语说不清。阿逼出个主意：找个清静无人处、彼此都有充足时间详细谈。于是大家约定明天晚上七时在王府前附近的海傍街承包一艘游河船。

 

       第二天晚上，阿华来到时，阿逼和外婆、母亲、小女儿已等了多时。大小五人就乘坐在阔大船只的上层兜风，充当船夫的女船主在下层驾驶仓。大船沿四臂湾准备缓慢行驶两小时，提供矿泉水、糖果、饼干共收费八十美元。

 

     “ 阿逼，你带外婆和女儿到那边看风景，我和华先生独自谈话。看好孙女，别让她攀栏杆。”

 

       把她们支开后，阿逼妈把胡宁之死告诉阿华：

 

        一九七七年六月底，胡宁被押送到S21屠杀馆，原堆斯苓高中学校。他的腰部被粗绳捆绑在椅背上，腾出的两手放在面前的桌上，桌面有一支笔和一张白纸。屠杀馆馆长康克尤审问前，告诉他：任何进入此馆，不论坦白交待罪行或抗拒都是死，没有人活著出去。“我这么说也不怕你顽固抗拒，没有人受得了你面前摆著的各种刑具：电击棍、钻眼睛或手心的尖利钻子、拔指甲的钳子、割喉或割舌头的尖刀、淋在流血伤口的酒精。”

 

        胡琳十分激动，声音颤抖：“我要求见波尔布特总书记。”

 

        康克尤冷笑：“你没资格提最高领袖的名字。看看挂壁上的十大警戒吧！”

 

        警戒板上写著：不准提最高领袖、不准提过去的功绩、不准谈革命历程、不准答非所问、不准辩护、不准提将功赎罪、立即回答审问不能细想，除了回答审问或书写交待罪行，其他举动都必须得到批准、、、、。

 

         康克尤叫来两个人，拿著黑巾随时听候康克尤的口令蒙住胡宁双眼，一旦胡宁拖延时间或违反十大警示其中一条便施以酷刑而无法预知和抗拒。

 

“我代表最高组织命令你！把你的叛国罪行和上下级关系人物全部、完整写下来！”

 

胡宁在纸上满满写上自己的“罪行”，承认自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美国联邦调查局线民、苏联克格勃地下人员、越南特工等多重间谍，自编了有关的日期和地址，也列了一些无法查证的名字、、、、他在签名的下面加上一句：“从今天起我是狗，不是人。”

 

         接著，后面的两人用黑巾蒙住他的双眼，轮番殴打一番后被带出去，第二天被押送到十五公里外的杀灭场用大镐打晕后活埋。那天是七月六日，这年他四十五岁。

 

        此时，阿逼妈注意到阿华频频擦抹眼泪。她继续说，一九七五年红高棉军攻入金边时随即宣布清城，在枪声大作下，胡宁向一位指挥官大声责问：“解放了，怎能无甄别把所有人民都驱赶出去？”他身边的人驳斥他：“革命组织有时间慢慢甄别吗？”波尔布特听了汇报，说：“这两人都不理解革命组织的伟大战略布置！但显然胡宁更糟糕。”

 

      阿华问：“波尔布特为什么自始至终要杀害这么多人？”

 

      阿逼妈说：“恐惧心理。他常年生活在恐惧中，政变前怕王国政府追捕，他要是被捕，会被灌喝辣椒酱、拗断手足，最后不是残废就是死亡。他们的首任总书记杜斯木就是死不见尸。波尔布特推行极端政策，他怕反对者、异见者有一天串连起来清算他。他要斩草除根、一网打尽。”

 

         她告诉阿华，金边现政权有不少人是前波尔布特执政时期队伍中的反对者。康克尤已向政府投降。作为校长，她通过有关部门得知上述消息。“你想了解更多、更具体，我可带你去S21屠杀馆。两年前，我受聘当任外国游客的解说员。”她最后说。

 

        阿华告诉她，法国有民间组织要收集波尔布特执政时期的罪行并将之公布于世，有社团向政府申请在巴黎著名公园修建“柬埔寨死难人民纪念碑”，这需要向政府呈报红高棉罪行证据。

 

         阿逼妈问：“您可以告诉我，您的身世吗？”

 

         阿华欣然说：“我出生于第一代华人家庭，我的父亲和叔叔是深受传统的中华文化熏陶的潮汕人，勤劳踏实、崇拜孔子，但思想开明，很现实。一九六五年西哈努克亲王宣布外国人不能从事十五种行业时，从事小商行的父亲和开尼龙纺织厂的叔叔放弃中国籍加入高棉籍从而保护了各自的产业。那时由于华社开始宣传毛泽东思想，父亲让我放弃中文转入高棉学校。当时社会普遍认为，上完大学就能当个官，成绩突出或有关系还能当大官。政变后的第二年，没有儿女的叔叔劝说父亲把我送到法国，还给我一笔钱，我到了法国生活无忧，上完大学也有工作。但我喜欢亚热带气候，所以到这法属小岛创业。可惜红高棉上台后，我的父母和姐姐被驱赶到菩萨省，一九七六年因被查出是资本家遭杀害。叔叔婶婶下落不明。”

 

          阿逼妈说：“很难得的叔叔。我呢？红色高棉时期，父亲病死、丈夫饿死，我隐瞒了高级知识分子的身份活下来，否则必被打死，他们是斩草除根，阿逼也不会活下来。我精通法文略懂英文，我若是个男的又精通英文今天就会有些地位。高棉也重男轻女，寡妇更被人看贱，容易被欺负。我们四代人没什么指望，阿逼看不到前途、、、您餐馆生意好吗？你成家了吗？”

 

“我有个法国女朋友，她很优秀，聪明、善良和明辨是非。但她太开放，也不认同东方文化。我们还没到同居时候。”

 

       “同居？”

 

“绝大多数西方人结婚前要同居至少一年。他们认为可真正互相了解，彼此的生活卫生习惯、性格、双方家庭和亲友、金钱、将来的子女教育等等。一年后不合可以分手。虽然如此，西方人离婚率很高，法国就达到百份之四十。”

 

“匪夷所思。我们高棉传统不能同居。夫妻在长期生活中互相适应，互谅互让，女的总要服从丈夫，似乎没听说有离婚的，现在有的是丈夫喜新厌旧摒弃妻小。”

 

         “我虽然身在法国，却认同柬华文化。”阿华最后说。

 

        “阿逼！带外婆和孙女来这里看，到皇宫前面了，灯光真美啊！”阿逼妈转身喊。。。

 

       一行人下了船，又逛了附近长花园三岔路口的露天夜市，欣赏狂热的露天歌舞。阿逼买了一支钢笔送给阿华做纪念。阿华用他承包的计程车送她们回家。

 

       第二天一早，阿逼来了电话，托阿华去暹粒回来时帮买些特产腌鱼，“顺便在我家吃晚餐，第二天我妈带哥去参观S21屠杀馆。”

 

        一切都顺著阿逼的安排：阿华从暹粒带来了腌鱼回到她的家，又吃了晚餐。第二天，阿逼妈带阿华前往大屠杀馆。她说，“屠杀馆很恐怖，也还有些腥味。”

 

      一踏进这个原高中校园，两排由原课室改建的屠杀馆已有数十名西方游客，后面还跟著三三两两共二十多人。阿逼妈指著四周布满带刺铁丝网说，这些原来都有高压电，各个窗户用铁条钉死并缠绕电线。

 

     进入牢房，一股血腥味扑鼻而来。各个由课室改造的囚房或审问室，有两个铁辘床架，各放置一付丛林中诱捕野兽、可夹断其腿部的弹簧踩夹，四周依稀有黑色血迹。一旁有用砖块筑成的简陋小囚室，地面角落有个小洞，是犯人解便之用，恶臭扑鼻。走过了一排同样设置的牢房之后，是贴满相片的长厅，成千上万的相中人，个个面容削瘦、眼露绝望、恐惧。显眼处一张照片，一位瘦弱的妇女睁大而失神的眼睛，怀中是猴子般的儿子，她的后脑是一付尖利的钻脑机。

 

         阿逼妈说：“曾经有一位华人游客、认出相中人是六十年代金边中华医院赫赫有名的华人医生。她一早就加入红高棉，是地下党员，对党忠诚很激进，还服从组织安排嫁给互不认识的高棉籍高级干部。因丈夫被怀疑对波尔布特不忠而一起在此被杀害。真冤枉，不敢相像她的父母如果还活著，看到此照片将会遭受何种打击？”

 

          阿华站望著此相片陷入沉思。阿逼妈继续说：“由于自一九七九年以来，受害者的照片、底片与档案分离，故此有些人物无法查证、、、早期被押送到这里的是朗诺政府的官员及其家属、知识分子、医生等等，但只占少部分，大部分是被驱赶到农村后经调查发现而就地处决。后期就全是红高棉自己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医生、工人甚至农民。你看，许多没读过书的农民子弟也死在这里，政变以前，你能想像共产主义者是这样残忍吗？”

 

        见过了把人悬吊起来头部按入水缸、熔炉上灼烤、倒挂树上受鞭打、割妇女乳头、塑料袋闷头、电击、四肢夹在架上夹取指甲、高举婴儿摔在树上或高抛后用尖刀承接等等的恐怖图片后，阿逼妈说，这些图片是关押在屠杀馆里的画家后来画上的。他被利用为红高棉画宣传画，康克尤来不及杀害他，他成了活证人。

 

         她说：“越南部队攻势凌厉，康克尤来不及销毁证据，留下了档案卷宗四千多份，包括打印或手写的认罪书，其中有时任新闻部长胡宁、柬中友好协会会长、全国社会主义大学生交流会会长福财、副会长狄奥尔的认罪书。档案显示，死在这里的还有经济部长兼外务部副部长温威、农业部长农顺、驻华大使岂密、工程部长笃彭、商务部长贵敦、西部大区书记朱杰、中央委员奈沙南、西哈努克亲王亲信、外交智囊周成等等。”

 

     附近还有一些铁棍、镐、弯刀等刑具。用原型骷髅头拼凑而成的全国地图像征全国范围的大屠杀，下面是用柬、英两种文字写上死亡的总人数三百三十多万。

 

“这数字是越南人编的，当然会有些夸大。人们普遍相信死亡人数不低于两百万人，这已经占当时柬埔塞全国人口接近三份之一。”阿逼妈说。

 

        最后一间，是当年杂乱的现场，有一具即将完成的波尔布特头像大木雕。“这木雕头像是波尔布特作为‘伟大领袖”准备摆设的。”阿逼妈说，“这里有共有1720个工作人员，300人是官员，担任审问、管理、记录等职务，另1400人分别是行刑、打手、卫兵、炊事、司机、跑腿、医生。医生是服务于所有的工作人员、和‘救醒’昏迷的犯人使之可以继续接受审问，而非将其‘救活’。即使一般工作人员也全是穷凶极恶，望之令人恐惧，不敢直视其眼。一方面，越凶恶就表示革命立场越坚定、越能得到康克尤的信任从而获得自保。另方面，这些人经过特殊训练，被洗脑成为残忍之徒。残忍，成为波尔布特考验忠诚与否的试金石，康克尤残忍就得到其上司宋成的信任，宋成残忍就得到波尔布特的信任。因而，全国都陷入血肉横飞、疯狂大屠杀之中。更可怕的是，这些受过特殊训练、杀人不眨眼的年轻屠夫们，总共一千三百馀人先后也被康克尤杀害。这被解释为杜绝有人把这里的秘密泄露出去。”

 

“比人们相像的还可怕。那么，‘犯人’接受审问的程序是怎样的？”阿华问。

“每个进来的‘犯人’，先拍照存案，不分男女老少脱光衣服接受检查。坐在椅子上，在桌上打印好的纸上填写姓名、出生日期或年龄、家庭背景、旧社会的职业、抗战时期的职务、‘解放’后的职务。如果是党员，何时入党？党内职务。最后是招供叛国通敌罪行、（括弧‘不准辩护’）接受何人指令？上下级关系等。最后是署名，日期。提笔前，审判官要犯人先看明白‘十大警戒’。打手在面前紧握电棍虎视眈眈听命随时挥棍。晚上，每个‘犯人’带著锁铐睡在没有草席、没有被单水布的地面直到天亮，天亮时再接受严刑审问。”

 

        阿华说：“看相片，大多数是农民子弟。太震撼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