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歸故里（二）

夏言按：

近日非常有幸收到墨爾本作家心水先生轉發來的余良新作《情歸故里》，立即停下手上的工作，一口氣將它讀完，並立即決定推薦給澳洲看傳媒的讀者，新作全文2萬多字，將分四次連載刊登。我曾經因拜讀了《紅色漩渦》一書，而對作者余良產生了難忘的印象。余良先生在接受了中共的教育後，又親身經歷了波爾布特政權的血腥統治，在無數次戰火和赤色政權的追殺中逃生與成長，終在絕境中得到美國的人道救助。

余良的作品從《紅色璇渦》及《從中國、柬埔寨到美國》再到《情歸故里》，都是以最淳樸的語言，真實的情感，回憶那段刻骨銘心的人生歷程，那是一條漫長、曲折、坎坷而又艱險的「路」，即充滿了作者對故鄉風土的思念，也表達了對紅色鐵蹄的極大恐懼。感謝余良先生把如此真實的往事留給世人。

余良先生，真名林紹強，1947年生於中國廣東潮安，他既是作家，也是中醫。余良先生1960年移居柬埔寨，1981年作為難民為美國政府收容，定居賓州費城。

（接上期）

時間來到七月初的一天中午，阿華再次來到金邊，安頓後，立刻前往阿逼的家。

 

阿逼在店前忙著砍椰子，也賣香煙，抬頭望到阿華，興奮得有些激動：「哇！華哥！媽！婆婆！華哥來啦！華哥，知道您快來，就不知哪天？終於來了！您好嗎？」

 

         「正好一年了，真是您一年前說的日子。華先生，您安好吧？」阿逼媽走出來，雙手合什。

 

「是華來了嗎？我們都在盼望呢！您安好吧？剛到嗎？」外婆喜上眉梢，雙手合什致意。

 

        阿華也回禮。他把在機場購買的電話機送給阿逼。告訴她，電話機已有了芯片。三個人都很感動，又顯得不好意思，趕緊雙手合什略彎腰致謝。

 

      彼此說了些客套話之後，阿逼媽說：「很遺憾，沒幫您打聽到您叔叔的消息。或者，他在朗諾執政後期已經出國了，也或許在紅色高棉下台後就逃難到泰國難民營了。要是這樣，他還不敢回來，我們高棉政局還未平呢！」

 

「我們的阿逼說，您的事就是她的事。阿逼有空閒就常到學校附近幫您打聽消息。」外婆說。

 

「麻煩你們了。不好意思。」

 

「坐著談吧！別站著。」

 

      店門口有一張大榻，阿華與阿逼媽對面而坐。阿逼趕緊砍椰子，她的小女兒從屋裡走出來，外婆拉來小凳子，坐下來把她摟在身上。

 

「至於喬森潘等三位前公務員的消息，是有些眉目。您為什麼要打聽這些？」

 

「是這樣的：我早年在巴黎上學時，我的老師是法柬人民交流協會負責人，他很關心高棉歷史和政局，還出版了這方面的期刊。他要收集紅高棉統治時期的材料，作為日後國際聲援聯合國成立國際法庭審判紅高棉的一部分。法國對柬埔寨有特殊感情，曾經是柬埔寨的宗主國，為柬埔寨培養了許多傑出人才，福財等四人早年留學法國，分別獲得經濟、新聞、法律和、、、、、、」

 

「明白了。我們高棉也深受法國文化影響。難得他們有心，我可以把我知道和日後收集到的紅高棉罪行陸續用法文寫出來交給你這位老師。」

 

「很感激。我真是不虛此行。」

 

「話很長。今晚在我家吃飯嗎！」

 

「華哥哥您就在妹家吃晚飯吧！習慣高棉餐嗎？先喝這椰子水。」

 

「好吧！嘗嘗高棉餐。不用太麻煩，就煮些你們的家常菜。謝謝。」他接過阿逼的杯子。

 

「華先生住宿何處？有何旅行計劃？」

 

「我就住宿於逼妹說的『悉尼客棧』。大屠殺館附近有許多計程車，承包市內游每天六十美元，外地游每天一百美元。看，那輛車在那兒等著我。我先去見朋友，我和朋友後天一早去暹粒省吾哥窟旅遊。回來後，打算到不同省份農村探民情，察民風。請問幾點吃晚餐？」

 

「六點好嗎？」

 

「好！」他逗了阿逼的小女兒。告辭了。

 

三個人望著阿華上了計程車。阿逼說：「華哥還記得送我電話機，還是先到我們家哇！他還聽我的話住宿在悉尼客棧。」

 

「與眾不同的旅行者，就愛到農村去。聽說西方的青年背包客也愛到農村。」外婆說。

 

「我趕快去買些食物準備晚餐。我想想什麼是華人口味？也要做哪些高棉餐食？」

 

下午六時，阿華準時來到。三人喜氣洋洋、唯恐招待不周，力邀阿華坐在主位。

 

「您就不要客氣。看看我們高棉餐食如何？」阿逼媽說。

 

「吃過高棉餐嗎？在法國這麼多年，沒吃過吧？」外婆說。

 

「華哥，這是中餐，吃吧！看看合口味嗎？」阿逼指著一道唐芥蘭炒牛肉。

 

大家一邊吃飯。阿逼媽斷斷續續談起來：

 

        王國時期，福財先生是大學校長，高棉社會主義大學生交流會會長、柬中友好協會會會長。政變後，朗諾政權要抓他，他跑到抗戰的紅區，成了紅高棉領導層。我想，他和喬森潘一樣不是核心人物。高級知識分子有自己的見解而敢言，他為波爾布特所忌憚，後來被波爾布特殺害。

 

        喬森潘目前還在柬泰邊界扁擔山脈的安隆汶基地跟著波爾布特。他過去沒有實權，現在可能有些權力，但要聽命于波爾布特。他為人正直，王國時期因左傾得罪親王，也是右翼勢力眼中釘，據說有人曾送他一輛汽車要收買他，被他嚴詞拒絕；也聽說有人強行把他脫光衣服拍裸體照，他受到侮辱依然不改初衷、大義凜然。他後來是上了賊船吧！他的威望猶存，阿波勃要利用他。

 

      至於胡榮，他死於一九七一或七二年的抗美戰爭中，在森林患瘧疾而死。他最忠誠奉行毛澤東思想，毛澤東著作不離手，還要他的部下學習毛語錄。胡寧嘛？話更長，很敏感、太恐怖，不太適合說。」

 

         阿華想知道這些消息來源、出處，是否可靠？這些話題都很敏感，三言兩語說不清。阿逼出個主意：找個清靜無人處、彼此都有充足時間詳細談。於是大家約定明天晚上七時在王府前附近的海傍街承包一艘遊河船。

 

       第二天晚上，阿華來到時，阿逼和外婆、母親、小女兒已等了多時。大小五人就乘坐在闊大船隻的上層兜風，充當船夫的女船主在下層駕駛倉。大船沿四臂灣準備緩慢行駛兩小時，提供礦泉水、糖果、餅乾共收費八十美元。

 

     「 阿逼，你帶外婆和女兒到那邊看風景，我和華先生獨自談話。看好孫女，別讓她攀欄杆。」

 

       把她們支開後，阿逼媽把胡寧之死告訴阿華：

 

        一九七七年六月底，胡寧被押送到S21屠殺館，原堆斯苓高中學校。他的腰部被粗繩捆綁在椅背上，騰出的兩手放在面前的桌上，桌面有一支筆和一張白紙。屠殺館館長康克尤審問前，告訴他：任何進入此館，不論坦白交待罪行或抗拒都是死，沒有人活著出去。「我這麼說也不怕你頑固抗拒，沒有人受得了你面前擺著的各種刑具：電擊棍、鑽眼睛或手心的尖利鑽子、拔指甲的鉗子、割喉或割舌頭的尖刀、淋在流血傷口的酒精。」

 

        胡琳十分激動，聲音顫抖：「我要求見波爾布特總書記。」

 

        康克尤冷笑：「你沒資格提最高領袖的名字。看看掛壁上的十大警戒吧！」

 

        警戒板上寫著：不准提最高領袖、不准提過去的功績、不准談革命歷程、不准答非所問、不准辯護、不准提將功贖罪、立即回答審問不能細想，除了回答審問或書寫交待罪行，其他舉動都必須得到批准、、、、。

 

         康克尤叫來兩個人，拿著黑巾隨時聽候康克尤的口令蒙住胡寧雙眼，一旦胡寧拖延時間或違反十大警示其中一條便施以酷刑而無法預知和抗拒。

 

「我代表最高組織命令你！把你的叛國罪行和上下級關係人物全部、完整寫下來！」

 

胡寧在紙上滿滿寫上自己的「罪行」，承認自己是美國中央情報局人員、美國聯邦調查局線民、蘇聯克格勃地下人員、越南特工等多重間諜，自編了有關的日期和地址，也列了一些無法查證的名字、、、、他在簽名的下面加上一句：「從今天起我是狗，不是人。」

 

         接著，後面的兩人用黑巾蒙住他的雙眼，輪番毆打一番後被帶出去，第二天被押送到十五公里外的殺滅場用大鎬打暈後活埋。那天是七月六日，這年他四十五歲。

 

        此時，阿逼媽注意到阿華頻頻擦抹眼淚。她繼續說，一九七五年紅高棉軍攻入金邊時隨即宣布清城，在槍聲大作下，胡寧向一位指揮官大聲責問：「解放了，怎能無甄別把所有人民都驅趕出去？」他身邊的人駁斥他：「革命組織有時間慢慢甄別嗎？」波爾布特聽了匯報，說：「這兩人都不理解革命組織的偉大戰略布置！但顯然胡寧更糟糕。」

 

      阿華問：「波爾布特為什麼自始至終要殺害這麼多人？」

 

      阿逼媽說：「恐懼心理。他常年生活在恐懼中，政變前怕王國政府追捕，他要是被捕，會被灌喝辣椒醬、拗斷手足，最後不是殘廢就是死亡。他們的首任總書記杜斯木就是死不見屍。波爾布特推行極端政策，他怕反對者、異見者有一天串連起來清算他。他要斬草除根、一網打盡。」

 

         她告訴阿華，金邊現政權有不少人是前波爾布特執政時期隊伍中的反對者。康克尤已向政府投降。作為校長，她通過有關部門得知上述消息。「你想了解更多、更具體，我可帶你去S21屠殺館。兩年前，我受聘當任外國遊客的解說員。」她最後說。

 

        阿華告訴她，法國有民間組織要收集波爾布特執政時期的罪行並將之公布於世，有社團向政府申請在巴黎著名公園修建「柬埔寨死難人民紀念碑」，這需要向政府呈報紅高棉罪行證據。

 

         阿逼媽問：「您可以告訴我，您的身世嗎？」

 

         阿華欣然說：「我出生於第一代華人家庭，我的父親和叔叔是深受傳統的中華文化薰陶的潮汕人，勤勞踏實、崇拜孔子，但思想開明，很現實。一九六五年西哈努克親王宣布外國人不能從事十五種行業時，從事小商行的父親和開尼龍紡織廠的叔叔放棄中國籍加入高棉籍從而保護了各自的產業。那時由於華社開始宣傳毛澤東思想，父親讓我放棄中文轉入高棉學校。當時社會普遍認為，上完大學就能當個官，成績突出或有關係還能當大官。政變後的第二年，沒有兒女的叔叔勸說父親把我送到法國，還給我一筆錢，我到了法國生活無憂，上完大學也有工作。但我喜歡亞熱帶氣候，所以到這法屬小島創業。可惜紅高棉上台後，我的父母和姐姐被驅趕到菩薩省，一九七六年因被查出是資本家遭殺害。叔叔嬸嬸下落不明。」

 

          阿逼媽說：「很難得的叔叔。我呢？紅色高棉時期，父親病死、丈夫餓死，我隱瞞了高級知識分子的身份活下來，否則必被打死，他們是斬草除根，阿逼也不會活下來。我精通法文略懂英文，我若是個男的又精通英文今天就會有些地位。高棉也重男輕女，寡婦更被人看賤，容易被欺負。我們四代人沒什麼指望，阿逼看不到前途、、、您餐館生意好嗎？你成家了嗎？」

 

「我有個法國女朋友，她很優秀，聰明、善良和明辨是非。但她太開放，也不認同東方文化。我們還沒到同居時候。」

 

       「同居？」

 

「絕大多數西方人結婚前要同居至少一年。他們認為可真正互相了解，彼此的生活衛生習慣、性格、雙方家庭和親友、金錢、將來的子女教育等等。一年後不合可以分手。雖然如此，西方人離婚率很高，法國就達到百份之四十。」

 

「匪夷所思。我們高棉傳統不能同居。夫妻在長期生活中互相適應，互諒互讓，女的總要服從丈夫，似乎沒聽說有離婚的，現在有的是丈夫喜新厭舊摒棄妻小。」

 

         「我雖然身在法國，卻認同柬華文化。」阿華最後說。

 

        「阿逼！帶外婆和孫女來這裡看，到皇宮前面了，燈光真美啊！」阿逼媽轉身喊。。。

 

       一行人下了船，又逛了附近長花園三岔路口的露天夜市，欣賞狂熱的露天歌舞。阿逼買了一支鋼筆送給阿華做紀念。阿華用他承包的計程車送她們回家。

 

       第二天一早，阿逼來了電話，托阿華去暹粒回來時幫買些特產醃魚，「順便在我家吃晚餐，第二天我媽帶哥去參觀S21屠殺館。」

 

        一切都順著阿逼的安排：阿華從暹粒帶來了醃魚回到她的家，又吃了晚餐。第二天，阿逼媽帶阿華前往大屠殺館。她說，「屠殺館很恐怖，也還有些腥味。」

 

      一踏進這個原高中校園，兩排由原課室改建的屠殺館已有數十名西方遊客，後面還跟著三三兩兩共二十多人。阿逼媽指著四周布滿帶刺鐵絲網說，這些原來都有高壓電，各個窗戶用鐵條釘死並纏繞電線。

 

     進入牢房，一股血腥味撲鼻而來。各個由課室改造的囚房或審問室，有兩個鐵轆床架，各放置一付叢林中誘捕野獸、可夾斷其腿部的彈簧踩夾，四周依稀有黑色血跡。一旁有用磚塊築成的簡陋小囚室，地面角落有個小洞，是犯人解便之用，惡臭撲鼻。走過了一排同樣設置的牢房之後，是貼滿相片的長廳，成千上萬的相中人，個個面容削瘦、眼露絕望、恐懼。顯眼處一張照片，一位瘦弱的婦女睜大而失神的眼睛，懷中是猴子般的兒子，她的後腦是一付尖利的鑽腦機。

 

         阿逼媽說：「曾經有一位華人遊客、認出相中人是六十年代金邊中華醫院赫赫有名的華人醫生。她一早就加入紅高棉，是地下黨員，對黨忠誠很激進，還服從組織安排嫁給互不認識的高棉籍高級幹部。因丈夫被懷疑對波爾布特不忠而一起在此被殺害。真冤枉，不敢相像她的父母如果還活著，看到此照片將會遭受何種打擊？」

 

          阿華站望著此相片陷入沉思。阿逼媽繼續說：「由於自一九七九年以來，受害者的照片、底片與檔案分離，故此有些人物無法查證、、、早期被押送到這裡的是朗諾政府的官員及其家屬、知識分子、醫生等等，但只占少部分，大部分是被驅趕到農村後經調查發現而就地處決。後期就全是紅高棉自己的黨政軍高級幹部、醫生、工人甚至農民。你看，許多沒讀過書的農民子弟也死在這裡，政變以前，你能想像共產主義者是這樣殘忍嗎？」

 

        見過了把人懸吊起來頭部按入水缸、熔爐上灼烤、倒掛樹上受鞭打、割婦女乳頭、塑料袋悶頭、電擊、四肢夾在架上夾取指甲、高舉嬰兒摔在樹上或高拋後用尖刀承接等等的恐怖圖片後，阿逼媽說，這些圖片是關押在屠殺館裡的畫家後來畫上的。他被利用為紅高棉畫宣傳畫，康克尤來不及殺害他，他成了活證人。

 

         她說：「越南部隊攻勢凌厲，康克尤來不及銷毀證據，留下了檔案卷宗四千多份，包括打印或手寫的認罪書，其中有時任新聞部長胡寧、柬中友好協會會長、全國社會主義大學生交流會會長福財、副會長狄奧爾的認罪書。檔案顯示，死在這裡的還有經濟部長兼外務部副部長溫威、農業部長農順、駐華大使豈密、工程部長篤彭、商務部長貴敦、西部大區書記朱傑、中央委員奈沙南、西哈努克親王親信、外交智囊周成等等。」

 

     附近還有一些鐵棍、鎬、彎刀等刑具。用原型骷髏頭拼湊而成的全國地圖像征全國範圍的大屠殺，下面是用柬、英兩種文字寫上死亡的總人數三百三十多萬。

 

「這數字是越南人編的，當然會有些誇大。人們普遍相信死亡人數不低於兩百萬人，這已經占當時柬埔塞全國人口接近三份之一。」阿逼媽說。

 

        最後一間，是當年雜亂的現場，有一具即將完成的波爾布特頭像大木雕。「這木雕頭像是波爾布特作為『偉大領袖」準備擺設的。」阿逼媽說，「這裡有共有1720個工作人員，300人是官員，擔任審問、管理、記錄等職務，另1400人分別是行刑、打手、衛兵、炊事、司機、跑腿、醫生。醫生是服務於所有的工作人員、和『救醒』昏迷的犯人使之可以繼續接受審問，而非將其『救活』。即使一般工作人員也全是窮凶極惡，望之令人恐懼，不敢直視其眼。一方面，越兇惡就表示革命立場越堅定、越能得到康克尤的信任從而獲得自保。另方面，這些人經過特殊訓練，被洗腦成為殘忍之徒。殘忍，成為波爾布特考驗忠誠與否的試金石，康克尤殘忍就得到其上司宋成的信任，宋成殘忍就得到波爾布特的信任。因而，全國都陷入血肉橫飛、瘋狂大屠殺之中。更可怕的是，這些受過特殊訓練、殺人不眨眼的年輕屠夫們，總共一千三百餘人先後也被康克尤殺害。這被解釋為杜絕有人把這裡的秘密泄露出去。」

 

「比人們相像的還可怕。那麼，『犯人』接受審問的程序是怎樣的？」阿華問。

「每個進來的『犯人』，先拍照存案，不分男女老少脫光衣服接受檢查。坐在椅子上，在桌上打印好的紙上填寫姓名、出生日期或年齡、家庭背景、舊社會的職業、抗戰時期的職務、『解放』後的職務。如果是黨員，何時入黨？黨內職務。最後是招供叛國通敵罪行、（括弧『不准辯護』）接受何人指令？上下級關係等。最後是署名，日期。提筆前，審判官要犯人先看明白『十大警戒』。打手在面前緊握電棍虎視眈眈聽命隨時揮棍。晚上，每個『犯人』帶著鎖銬睡在沒有草蓆、沒有被單水布的地面直到天亮，天亮時再接受嚴刑審問。」

 

        阿華說：「看相片，大多數是農民子弟。太震撼了。」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