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敢言良心企业家”的河北民企大午农牧集团创办人孙大午，去年11月被指涉嫌触犯寻衅滋事等九桩罪，连同家人及下属多人遭起诉。孙大午愿意一人担责，就有消息指他会被重判25年。对此，长期关注“大午案”的美国南卡商学院教授谢田对海外中文媒体表示：中共当局重判孙大午25年，但中共政权也没有25年。“我认为这是孙大午的一个荣耀，中共政权垮台的时候，人们会打开监狱迎他出来，那时候还他荣耀的真实面目。”
河北高碑店市法院就孙大午案召开的庭前会议在上周六（5月22日）上午结束。关注大陆人权状况的“民生观察‘网披露了部份庭上细节，令人动容，发人深思。
在庭前会议上，孙大午说：在这种压力下，苦不堪言，生不如死，我宁愿承担所有的责任。我死都可以。只要把大家解放了，我死都可以。”我的家人都在看守所，五个孙子在家，我心急如焚，我解决的了吗？
孙大午说自己愿意承担责任，但连累家人和同事，让他感到无法容忍。他说：“即使是重罪。后面这些人（指他的家人同事）都很可怜的，都应该是我的责任。后面这些人都是人质。我们有40、50亿的资产，负债十个亿我们承受得起。
孙大午指自己和妻子做36年共产党员，没有分过红。现在这样被追究，自己希望承担一些罪，哪怕是重罪。希望放了后面这些人。他说：我们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继而孙大午哭起来，在场的家人亦哭起来。
孙大午继续说道：法不外乎人情，我们确实有错误，上网发消息，土地问题我们有错误。我愿意承担责任。可是我承担了，别人更重。我愿意和谐，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典型企业，是正面的典型。我是带着感情、带着理想做企业。我很痛心。现在却成了一个罪人。这个企业没有任何股份，大家都是拿工资的。这种模式是我独创的。我们是搞共同富裕，是真正搞社会主义。所有一切都是我的责任。放过他们，我愿意承担责任。孙大午说完继续痛哭。
孙大午在会议上披露：被指定监视居住期间自己备受摧残，饮食无法得到保障，只能吃咸菜度日。“我要吃药，也不告诉我时间。在里面不知道时间，没有钟表。”
孙大午还说出自己在被关押期间受到的虐待：“戴黑头套是我们生活的常态。只要出了这个地方就要戴，包括看病都要戴。我三个月没有太阳，没有窗户，这种精神上的摧残已经到了极限。在（指定监视居住地点）里面苦不堪言。生不如死，我绝食也要改变强制措施要求去看守所。”
孙大午小儿子、大午集团副总经理孙福硕也声称自己被拷问了三十多个小时，还遭到了威胁、恐吓与洗脑。大午集团办秘书纪玮莲表示她被指定监视居住六个月以来，住所没有窗户，多次呕吐，身体状态达到了极限。
美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利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刑讯逼供和非法诱供都会导致证据失效：“诱供在审讯过程中是不能发生的，这是犯罪行为。他们普遍遭到酷刑，每个人都讲到了没有阳光，戴着黑头套。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口供应该不算数。孙大午说要在庭审时把这个问题讲出来，孙大午非常明白，有这种准备，也想做抗争。”
中国司法体制中的庭前会议，是个什么东西？令人不解。孙大午案的庭前会议是在多位辩护人抗议的情况下强行举行的。孙大午在会上愿意为家人和所有被告席上人承担责任的肺腑之言和眼泪，只能感动有良知的正常人。那些要把孙大午重判25年的检察官，那些不顾辩护律师反对而要快开庭给中共党的生日献礼的法官，是不会为孙大午的诚挚之情所动的。
长期关注“大午案”的美国南卡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中国的这个政治社会制度容不下孙大午这样一个好人。“他做了很多慈善机构，建了医院，对穷人，很少收钱或者不收钱，完全是真正的慈善医院。而这种事情，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你做好人都很难做。为什么呢？因为你道德高尚，很善良，不贪财，不牟利，不赚黑钱，这个就把那些不善良的、恶的，欺骗性的，谋取暴利的，高利润的那些黑心人员，把他们给照映出来，他们恶人会感到不舒服。因为你是一个善良的人，而映衬出他们的丑陋，他们会心生忌恨。他因此得罪了很多人。
谢田教授还说：如果“孙大午在美国社会，他就是美国的洛克菲勒，就会成为一个洛克菲勒式的人物。他会赚很多钱，会非常成功，会做很多慈善事业，办慈善医院、办大学等。
在中国，他就成了阶下囚。第一，中国这个社会容不下这种善良的人，诚实的人；第二，他不仅得罪了这些中下层的，当地的一些政府官员，后来他也得罪了中共高层官员。因为他作为企业家，他也有社会责任感，他经常去演讲，讲话的时候，也说的比较坦率，真诚。他实际上还是相当的低调，我看他已经是比较委婉的批评，基本上相当温和的批评，但是这个中共也受不了。这就是对中共威胁。这就是中共高层为什么也要同意把他给重判25年。中共害怕中国老百姓手里有钱，也害怕中国老百姓脑子里有知识，或者有见识，知道真相。如果农民跟现在的中国知识份子结合起来，这明明是要抢他们的权力，夺权。中共对这太敏感了，这个结合对中共来说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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