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稱為「敢言良心企業家」的河北民企大午農牧集團創辦人孫大午，去年11月被指涉嫌觸犯尋釁滋事等九樁罪，連同家人及下屬多人遭起訴。孫大午願意一人擔責，就有消息指他會被重判25年。對此，長期關注「大午案」的美國南卡商學院教授謝田對海外中文媒體表示：中共當局重判孫大午25年，但中共政權也沒有25年。「我認為這是孫大午的一個榮耀，中共政權垮台的時候，人們會打開監獄迎他出來，那時候還他榮耀的真實面目。」
河北高碑店市法院就孫大午案召開的庭前會議在上周六（5月22日）上午結束。關注大陸人權狀況的「民生觀察『網披露了部份庭上細節，令人動容，發人深思。
在庭前會議上，孫大午說：在這種壓力下，苦不堪言，生不如死，我寧願承擔所有的責任。我死都可以。只要把大家解放了，我死都可以。」我的家人都在看守所，五個孫子在家，我心急如焚，我解決的了嗎？
孫大午說自己願意承擔責任，但連累家人和同事，讓他感到無法容忍。他說：「即使是重罪。後面這些人（指他的家人同事）都很可憐的，都應該是我的責任。後面這些人都是人質。我們有40、50億的資產，負債十個億我們承受得起。
孫大午指自己和妻子做36年共產黨員，沒有分過紅。現在這樣被追究，自己希望承擔一些罪，哪怕是重罪。希望放了後面這些人。他說：我們是對社會有貢獻的人。繼而孫大午哭起來，在場的家人亦哭起來。
孫大午繼續說道：法不外乎人情，我們確實有錯誤，上網發消息，土地問題我們有錯誤。我願意承擔責任。可是我承擔了，別人更重。我願意和諧，我們是搞社會主義的典型企業，是正面的典型。我是帶着感情、帶着理想做企業。我很痛心。現在卻成了一個罪人。這個企業沒有任何股份，大家都是拿工資的。這種模式是我獨創的。我們是搞共同富裕，是真正搞社會主義。所有一切都是我的責任。放過他們，我願意承擔責任。孫大午說完繼續痛哭。
孫大午在會議上披露：被指定監視居住期間自己備受摧殘，飲食無法得到保障，只能吃鹹菜度日。「我要吃藥，也不告訴我時間。在裡面不知道時間，沒有鐘錶。」
孫大午還說出自己在被關押期間受到的虐待：「戴黑頭套是我們生活的常態。只要出了這個地方就要戴，包括看病都要戴。我三個月沒有太陽，沒有窗戶，這種精神上的摧殘已經到了極限。在（指定監視居住地點）裡面苦不堪言。生不如死，我絕食也要改變強制措施要求去看守所。」
孫大午小兒子、大午集團副總經理孫福碩也聲稱自己被拷問了三十多個小時，還遭到了威脅、恐嚇與洗腦。大午集團辦秘書紀瑋蓮表示她被指定監視居住六個月以來，住所沒有窗戶，多次嘔吐，身體狀態達到了極限。
美國人權組織「公民力量」創始人楊建利告訴自由亞洲電台：刑訊逼供和非法誘供都會導致證據失效：「誘供在審訊過程中是不能發生的，這是犯罪行為。他們普遍遭到酷刑，每個人都講到了沒有陽光，戴着黑頭套。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口供應該不算數。孫大午說要在庭審時把這個問題講出來，孫大午非常明白，有這種準備，也想做抗爭。」
中國司法體制中的庭前會議，是個什麼東西？令人不解。孫大午案的庭前會議是在多位辯護人抗議的情況下強行舉行的。孫大午在會上願意為家人和所有被告席上人承擔責任的肺腑之言和眼淚，只能感動有良知的正常人。那些要把孫大午重判25年的檢察官，那些不顧辯護律師反對而要快開庭給中共黨的生日獻禮的法官，是不會為孫大午的誠摯之情所動的。
長期關注「大午案」的美國南卡商學院教授謝田表示，中國的這個政治社會制度容不下孫大午這樣一個好人。「他做了很多慈善機構，建了醫院，對窮人，很少收錢或者不收錢，完全是真正的慈善醫院。而這種事情，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你做好人都很難做。為什麼呢？因為你道德高尚，很善良，不貪財，不牟利，不賺黑錢，這個就把那些不善良的、惡的，欺騙性的，謀取暴利的，高利潤的那些黑心人員，把他們給照映出來，他們惡人會感到不舒服。因為你是一個善良的人，而映襯出他們的醜陋，他們會心生忌恨。他因此得罪了很多人。
謝田教授還說：如果「孫大午在美國社會，他就是美國的洛克菲勒，就會成為一個洛克菲勒式的人物。他會賺很多錢，會非常成功，會做很多慈善事業，辦慈善醫院、辦大學等。
在中國，他就成了階下囚。第一，中國這個社會容不下這種善良的人，誠實的人；第二，他不僅得罪了這些中下層的，當地的一些政府官員，後來他也得罪了中共高層官員。因為他作為企業家，他也有社會責任感，他經常去演講，講話的時候，也說的比較坦率，真誠。他實際上還是相當的低調，我看他已經是比較委婉的批評，基本上相當溫和的批評，但是這個中共也受不了。這就是對中共威脅。這就是中共高層為什麼也要同意把他給重判25年。中共害怕中國老百姓手裡有錢，也害怕中國老百姓腦子裡有知識，或者有見識，知道真相。如果農民跟現在的中國知識份子結合起來，這明明是要搶他們的權力，奪權。中共對這太敏感了，這個結合對中共來說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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