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本教我们，条条大路通罗马。但书本不会告诉你，有人一出生就在罗马。而有些人，一出生可能就在监狱，或者比监狱还要糟糕的地方。
最近从吉林越狱的朱贤健，逃亡41天后最终还是在一个废弃的景区中落网。但很罕见的是，从他越狱的新闻出现开始，整个网络的舆论几乎是一边倒的。可能从来没有那个越狱犯，博得如此多的关注不是因为高达70万的悬赏金，或者民众的恐惧，而是大家都希望一个奇迹。
实际上从公开的判决书可以看出，朱贤健2014年因为偷越国境和抢劫被判11年，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获得两次减刑，将于2023年8月刑满。在刑期仅仅只剩下21个月还要冒死越狱，原因可能很简单，因为他来自朝鲜。
朱贤健出生在朝鲜咸镜北道京原郡一户农民家庭，除父母外，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2000年底，18岁的朱贤健应征入伍，在特种部队服役。2004年，朱贤健的一个姐姐全家“脱北”，为此朱贤健被株连，立即剥夺军籍，直接送进新星郡龙北煤矿劳改。一干就是9年。最终于2013年冒死逃跑，游过图们江，抵达中国。
从一个大监狱跑到一个小监狱。虽然没有跑到罗马，但也足以让人心生感慨。他事实上都不是为了奔向自由，仅仅是出于原始的求生的本能，为了简单的活下去。像朱贤健这种彪悍的例子，其实在脱北者中那都是“小巫”了。去年11月，曾经有一名朝鲜20岁的体操运动员，以撑杆跳的方式越过了3.6米高的铁丝网逃到韩国。韩国人最初担心是间谍不敢相信，这名脱北者随即现场演示绝技，让人大跌眼镜。
大部分脱北者，逃到中国其实奔向罗马的只是第一步。他们中的很多人，还会经历二次偷渡的风险，向第三国进发，以最终抵达韩国。其间九死一生，殊为不易。
即便他是非法入境，面对这样的人生，你恐怕也很难有所指责。因为仅仅是要活下去，并不是什么奢侈的要求。这种故事，对于西方人可能遥远又陌生，对于中国人，其实既不遥远也不陌生。五十年前的大逃港中，无数人在故土实在活不下去的普通人扶老携幼，冒着溺亡和被射杀的风险，拼死游过深圳河，那一句“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至今都在深深的震撼着我们。
根据陈秉安先生所著的《大逃港》估算，仅仅在1950年至1980年30年间，逃港者前后高达250万之巨，期间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逃港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特别是在三年饥荒期间，大批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民像潮水一般逃往香港，香港媒体曾以“五月大逃亡”来形容。由于当时偷渡一律按照“叛国投敌”处理，边防部队对于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无数既没有叛国，也不是投敌，仅仅就是不想饿死的普通人，就在子弹的呼啸和湍急的海湾中失去了生命。
特别是在1962年5月5日至25日，由于当时主政广东的陶铸命令短暂撤防，多达30万民众在此期间奔逃香港。由于大量外逃，许多广东村庄“十室九空”。1971年，宝安县公安局给上级的《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
为了逆转这种情况，当年的宝安县决心把临近香港的西坑村建设成“反偷渡的红旗村”。建成后，还组织大家参观学习。结果没多久，这个精心构筑的样板村也倒掉了。1973年，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壮年，包括当年反外逃的积极分子、民兵干部都逃到了香港，有个组唯一留下的，是一个8岁的男孩。不仅是底层人民要逃，连有铁饭碗的也逃。比如宝安县至1978年，干部中参与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机关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外逃。
底层人民大部分时候都显得孱弱而愚昧，但是当他们有选择的时候，选择的方向一般是不会错的。罗马好不好，一条条的大路就是证明。
像朱贤健这样奔命中国的朝鲜人，和50多年前拼死跨过深圳河的中国人有没有本质区别？我们希望有，但恐怕是没有。这可能是他的命运不同于一般逃犯，引起极大关注的原因。虽然他最终以失败告终，而且可能会面临更为悲催的结局，但是，终究是用翻墙来证明了一些东西。
之前一个著名的脱北者，朝鲜驻英国大使太永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离开的时候，向儿子们说：今天我作为你们的父亲，弄断你们的奴隶锁链。你们从今天开始不是奴隶，能够自由地生活。”
希望有一天，朱贤健、李贤健、张贤健们都能逃脱这锁链。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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