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本教我們，條條大路通羅馬。但書本不會告訴你，有人一出生就在羅馬。而有些人，一出生可能就在監獄，或者比監獄還要糟糕的地方。
最近從吉林越獄的朱賢健，逃亡41天後最終還是在一個廢棄的景區中落網。但很罕見的是，從他越獄的新聞出現開始，整個網絡的輿論幾乎是一邊倒的。可能從來沒有那個越獄犯，博得如此多的關注不是因為高達70萬的懸賞金，或者民眾的恐懼，而是大家都希望一個奇蹟。
實際上從公開的判決書可以看出，朱賢健2014年因為偷越國境和搶劫被判11年，因為在獄中表現良好獲得兩次減刑，將於2023年8月刑滿。在刑期僅僅只剩下21個月還要冒死越獄，原因可能很簡單，因為他來自朝鮮。
朱賢健出生在朝鮮咸鏡北道京原郡一戶農民家庭，除父母外，還有兩個姐姐和一個弟弟。2000年底，18歲的朱賢健應徵入伍，在特種部隊服役。2004年，朱賢健的一個姐姐全家「脫北」，為此朱賢健被株連，立即剝奪軍籍，直接送進新星郡龍北煤礦勞改。一干就是9年。最終於2013年冒死逃跑，游過圖們江，抵達中國。
從一個大監獄跑到一個小監獄。雖然沒有跑到羅馬，但也足以讓人心生感慨。他事實上都不是為了奔向自由，僅僅是出於原始的求生的本能，為了簡單的活下去。像朱賢健這種彪悍的例子，其實在脫北者中那都是「小巫」了。去年11月，曾經有一名朝鮮20歲的體操運動員，以撐杆跳的方式越過了3.6米高的鐵絲網逃到韓國。韓國人最初擔心是間諜不敢相信，這名脫北者隨即現場演示絕技，讓人大跌眼鏡。
大部分脫北者，逃到中國其實奔向羅馬的只是第一步。他們中的很多人，還會經歷二次偷渡的風險，向第三國進發，以最終抵達韓國。其間九死一生，殊為不易。
即便他是非法入境，面對這樣的人生，你恐怕也很難有所指責。因為僅僅是要活下去，並不是什麼奢侈的要求。這種故事，對於西方人可能遙遠又陌生，對於中國人，其實既不遙遠也不陌生。五十年前的大逃港中，無數人在故土實在活不下去的普通人扶老攜幼，冒着溺亡和被射殺的風險，拼死游過深圳河，那一句「我死後，連骨灰都不要吹回這邊來！」至今都在深深的震撼着我們。
根據陳秉安先生所著的《大逃港》估算，僅僅在1950年至1980年30年間，逃港者前後高達250萬之巨，期間總共出現過4次大規模的逃港潮，分別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逃港者來自廣東、湖南、湖北、江西、廣西等全國12個省、62個市（縣）。特別是在三年饑荒期間，大批在死亡線上掙扎的饑民像潮水一般逃往香港，香港媒體曾以「五月大逃亡」來形容。由於當時偷渡一律按照「叛國投敵」處理，邊防部隊對於偷渡者可以隨時開槍，無數既沒有叛國，也不是投敵，僅僅就是不想餓死的普通人，就在子彈的呼嘯和湍急的海灣中失去了生命。
特別是在1962年5月5日至25日，由於當時主政廣東的陶鑄命令短暫撤防，多達30萬民眾在此期間奔逃香港。由於大量外逃，許多廣東村莊「十室九空」。1971年，寶安縣公安局給上級的《關於制止群眾流港工作的情況匯報》，許多村莊都變成了「無人村」，有個村子逃得只剩下一個瘸子。
為了逆轉這種情況，當年的寶安縣決心把臨近香港的西坑村建設成「反偷渡的紅旗村」。建成後，還組織大家參觀學習。結果沒多久，這個精心構築的樣板村也倒掉了。1973年，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壯年，包括當年反外逃的積極分子、民兵幹部都逃到了香港，有個組唯一留下的，是一個8歲的男孩。不僅是底層人民要逃，連有鐵飯碗的也逃。比如寶安縣至1978年，幹部中參與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機關有40名副科級以上幹部外逃。
底層人民大部分時候都顯得孱弱而愚昧，但是當他們有選擇的時候，選擇的方向一般是不會錯的。羅馬好不好，一條條的大路就是證明。
像朱賢健這樣奔命中國的朝鮮人，和50多年前拼死跨過深圳河的中國人有沒有本質區別？我們希望有，但恐怕是沒有。這可能是他的命運不同於一般逃犯，引起極大關注的原因。雖然他最終以失敗告終，而且可能會面臨更為悲催的結局，但是，終究是用翻牆來證明了一些東西。
之前一個著名的脫北者，朝鮮駐英國大使太永浩在接受採訪的時候說：「我離開的時候，向兒子們說：今天我作為你們的父親，弄斷你們的奴隸鎖鏈。你們從今天開始不是奴隸，能夠自由地生活。」
希望有一天，朱賢健、李賢健、張賢健們都能逃脫這鎖鏈。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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