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段时间，在朋友圈看到不少西政的师弟师妹都在吐槽学校的防疫措施。也正好，这两天各大社交平台上都在流传下面这张“网络立案”的截图——一位西政学生起诉了西南政法大学，同时这位同学还附上了自己的一段话：“就算败诉，也要让西政知道自己还是政法大学，不是校领导说让进就让进、说不让进就不让进的朝令夕改大学”。
作为曾经的西政学子，我在校期间也曾因为参与一些事情而遭受过一些压力，所以在看到截图的时候，我对这位同学的行为感到由衷的敬佩——一位法学生，在自身合法权益受损的时候，通过法律途径向母校去主张自己的权利，这是对法学专业最大的尊重，西政培养出了这样有勇气将法律知识转化为行动实践的法学生，西政应当以此为荣。
但与此同时，我也听到了一些不友好的声音，大意是本案当中同学不应当打民事诉讼，而应该打行政诉讼，同学打民事诉讼是不专业的表现，于是无情地进行嘲讽。更有甚者，居然在质疑同学的动机，认为同学只是想博出名。
同为西政人，在此我想为这位西政学子辩护几句。
起诉是每一个人都拥有的合法权利。诉讼本是现代社会再正常不过的一种维权方式，为何仍有那么多人将其视为洪水猛兽？而当一个人顶着风险为维护自身乃至众人的合法权益发声、行动的时候，旁人的第一反应不是鼓励、支持、予以合理的建议，而反倒是无情地进行揶揄、嘲讽。
这太荒诞了，我不理解。
即便纯粹从法学理论上来讲，本案打行政诉讼就必定比打民事诉讼更加专业、更为高明吗？
也并不见得。
学校是事业单位，而非行政机关，一般情况下并非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高校与学生之间属于一种特殊的教育行政法律关系，关于这种法律关系，存在“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公法契约理论”“私法契约理论”“代替父母理论”“宪法理论”“信托理论”等各种复杂的理论。而根据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一般而言，只有在涉及颁发学历学位证书、学生身份丧失等影响学生基本受教育权利的情形当中，高校才会因为属于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的组织，进而成为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而本案当中，并不存在前述情形，因此西政很难作为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
另外，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对于高校封控的行为，也可能是源于法律法规的授权或行政机关的委托，而这涉及对封控这项行为的法律定性。通常情况下，对于封控这类防疫措施，大概可以认定为属于某种行政强制措施，而根据法律规定，行政强制措施只能进行授权，而不能委托实施，可到目前为止，至少我还没有看到过任何相关的授权规定或文件；而如果封控这类防疫措施不属于行政强制措施，那对其又还能作出怎样的法律定性？
以上还只是理论上的讨论，就司法实践而言，我至今也找不到任何近似的行政诉讼判例。同学如果打行政诉讼，绝对是死路一条。
相较之下，民事诉讼倒不失为一种可能的思路。同学无论是以合同纠纷还是侵权纠纷去起诉，都是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的（具体还得看他是如何表述的）。当然，我也清楚，打民事诉讼在理论上并非就完美无瑕，因为在高校对学生进行管控的过程当中，很难说双方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从民事法律关系的角度去看待高校的封控行为，也是存在理论瑕疵的。
其实我觉得，自己在这里一本正经地讨论法学理论上的问题，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连我自己都觉得可笑，因为稍有诉讼实务经验的人都明白，这个案子无论打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即便理论上是可能成立的，但实际上都基本不会被立案，连一份不予立案的裁定书都很难有，甚至原告大概率会自己撤诉，至于撤诉的原因，你我也都明白。
并且，同学还只是一名普通的本科法学生，我们不能苛求他必须掌握足够专业、丰富的法学知识与实务经验。对于本案而言，勇气远高于专业。
我想说的是，纯粹从理论上来看，无论打行政诉讼还是民事诉讼，本案的受案范围都是有待商榷的，但这并不代表同学起诉学校这件事就没有意义。在这个案例当中，那些理论上的争议其实是次要的，因为值得肯定的，从来不是同学的诉讼行为是否足够专业，真正值得肯定的，是这位同学起诉学校的行为本身，尤其是其中所包含的勇气。
我希望母校能够善待这位同学，西政应当以培养出了这样的学生为荣。
——颜森林
2022/10/14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吾我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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