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门山跳崖：四个决绝赴死的农村青年

4月4日13时30分许，4名年轻人在张家界天门山跳崖。经当地公安部门查明，4人为自杀。这几个年轻人，均在外务工，最小的23岁，最大的也不过34岁。

孤单的老三

彭志军出事后，徐明也是问了父母，才将新闻里的彭志军跟自己认识的“老三”联系在一起。彭志军家在河北省邯郸市的李谷驼村。彭志军兄弟姐妹四个，在家排行老三，村里人常年这么叫他，大名反而有些生疏。2023年4月7日张家界市永定区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通告称，4月4日13时30分许，四名游客从天门山景区山顶西线玻璃栈道出口约10米的位置跳崖，其中三名男子已跳崖身亡，女子被及时拦下，但因跳崖前服毒，紧急送医抢救后无效死亡。这里面，就有“老三”。

根据大象新闻的报道，一名逝者的朋友提到，警方向家属透露，这4名死者通过群聊的方式沟通策划，其中一名死者是带头人。他们以一种决绝的方式离开：在跳崖之前，四人服了毒药，还从本子上撕下纸写下遗言，遗书内容很简单，只有一句话，“本人xxx，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本人是自杀，与其他人无关。”这位朋友说，遗书是4月2日写下的。

李谷驼村村子不小，有2000多人。徐明今年30岁，比彭志军小三岁，他家离彭志军家很近，只有几百米。在徐明的印象里，彭志军个子不高，不超过一米七，人看起来很瘦，也不爱说话。徐明告诉本刊，在跳崖前，彭志军已经四年没有回家。彭志军的母亲在四年前去世，去年是她逝世三周年，“三周年在我们这是个大事，要请亲戚和村里人几百人，还要请戏班子，儿子女儿是一定要在场的，要上香磕头。不来就是不孝顺。”徐明还记得，当时彭志军的家人在群里问：谁有老三联系方式？没有人回，家里人后来还报警了，“过了很久，才听说他在四川。我们村里人都在想，他是不是被骗进了传销组织。”

在李谷驼村，彭志军家条件在村里算是差的。这从房屋就能看出来，整个李谷驼村以二层小楼为主，只有彭志军家还住在一层平房里。徐明去过那个家，“村里家家户户都有冰箱、彩电，他家进去后，柜子没有，电视也没有。房子没有做吊顶，还漏水。”

跟村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彭志军初中没毕业就出去打工了。“我们那时，高中考不上就直接下工地。”徐明告诉本刊，村里人基本上去天津一个叫小南河村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劳务市场，有不少人来找建筑工，像刮腻子、刷大白等等。他们就住在工地板房，几平米，四张上下铺，厕所和洗漱都在外面。

彭志军的工作是刮腻子，这是最基础的活，他干活不算勤快，“有点磨洋工”，“工地上五六十个人，几个人一组干活，偷懒也不容易被老板发现。”彭志军比较瘦，又不爱说话，存在感也低。建筑工是个辛苦又枯燥的活，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六点半上班，一直上到12点左右才能吃饭休息一下，一天得干够10个小时。活也脏，一天下来，身上抹的都是东西，还孤单，“虽然都是熟人，但不是朋友。”

徐明说自己下班后就会去附近市场逛逛，买点衣服，吃吃饭、喝喝酒，有时也去网吧玩游戏。小南河有几百号同村人，他们经常会约着一起吃饭喝酒，彭志军很少参加，即使来了，也不怎么说话，“要么低头看手机，要么吃饭，就不回你，给人感觉爱答不理。大家也都不再叫他。”

即使如此，徐明和村里人还是没选择离开，“一个月下来工资有八九千。”徐明很知足。彭志军是个特例。在徐明的印象里，应该是在2021年秋天左右，他有一次在小南河的街上碰到彭志军，对方穿个衬衫，外面套着小西服，头发是杀马特造型，乍眼的蓝色。徐明跟他打招呼，才知道彭志军去了理发店。这在徐明看来，是“奇葩”和难以理解的选择，“理发店一个月只有3000左右，村里没其他人做这种从高到低的选择。”徐明说，他当时很为彭志军着急，他没结婚，家里条件也不好，“但我也没有劝他来工地。”

贫穷的压力

如果要寻找四个年轻人身上的共同点，贫穷带来的磨难以及不断新添的变故或许是他们的共性。四川女孩陈婷今年23岁。出去打工之前，她一直生活在四川内江的一个村子里。在初中同学孙苗苗的回忆里，陈婷个子很小，人也瘦，和班里另外两个女同学被称为“矮子三剑客”，“一样的发型，一样的身高，都穿着校服。”她胆子又小，遇到老师批评，她不敢像别的同学一样当面顶撞，只敢背后说一说。孙苗苗说，外表上看来，陈婷并不是内向的人，她很爱笑，笑点低，也爱帮人忙，“经常帮我们买东西”。

陈婷一直成绩不好，孙苗苗说，初中时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劝退了不少学生，陈婷就是其中一个。这之后，陈婷的妈妈吴丹给她找了一个学美容的师傅，陈婷跟着学了半年，就出去打工了，“她本来成绩就不好，我就想着（她）能够找个工作养活自己就好。”那时陈婷才16岁，她先后去了内江、成都、广东等地方。吴丹告诉本刊，陈婷一般半个月到一个月打一次电话给她，“我也不问她在哪个城市打工，我就问她生活好不好，就不管那些。”

作为一个还在苦苦谋生的母亲，吴丹其实有些顾不上孩子——家里只有两三亩地，七八年前包给了别人，她跟丈夫在县里的工厂打工，一年加起来有五六万的收入。去年，丈夫得了癌症，一直在化疗，治疗费用是笔不小的开销。吴丹告诉本刊，陈婷原来在的美容院，工资是底薪加提成，好的情形下，一个月有5000多收入。但有一次给家里电话，陈婷提到，工资没有保底了，只有提成，她说自己想要辞职，“她说工资很低了，想换个高一点工资的工作。半个多月前，她辞了原来的工作。”

只比陈婷大三个月的张财睿家里生活也是不富裕的。十多年前张财睿的父母离了婚。张财睿的父亲五十多岁，兄弟六个，他是老四，因为家里穷，两个四十多岁的弟弟现在都没结婚。一个邻居告诉本刊，他们的村子在福建省德化县的村子里，三十多年前开始，村里人相继往镇上搬，“就是集资建房。他们家现在还在山上，几个兄弟凑钱盖了房子，一人估计也就一间，砖头都还露在外面。”

对于出生于1990年的彭志军来说，生活给予的压力是更迫切的。村里人都知道彭志军结婚难。彭志军的父亲已经70多岁。徐明听父亲提起，彭志军的父亲年轻时很能干，除了种地之外，还会房屋修补的手艺，年轻时每天骑着摩托三轮带着喇叭走街串巷，“他挺能受（吃苦）的，我们一般晚上七八点吃完饭，会听到发动机的声音，那就是他回来了。”在农村，儿子结婚，房子是“必需品”。彭志军大哥结婚的时候，父亲把自己的房子给了大儿子用作婚房。又靠着操劳和借贷给二儿子盖了间普通的砖房。

但十多年前，彭志军父亲身体开始出现问题，不能再干零活了，只靠种地，因为家里穷，老二也没娶上媳妇，他和二儿子、彭志军住在一起。徐明说，村里的年轻人一般20出头就要结婚。彭志军大哥比彭志军大十多岁，结婚时彩礼只有两三万。但到了彭志军要结婚时，彩礼已经翻了好几番，“现在彩礼要20万，还得县城买房，县城一套房得好几十万。”徐明说，现在村里年轻人一结婚，就开始给儿女攒钱，“村里结不起婚的，要不是家庭条件差一点，要不就是脑袋不好使。”

徐明也没结婚，每次回家都有媒婆给他介绍对象，最多的一天，他相了六次亲。他还知道有个女孩，一天见过十个。没有人给彭志军介绍对象，在农村的婚姻衡量链条里，彭志军各方面都处于最末端——他没有房子，也没有正式的工作。“在村里，他有些抬不起头。”徐明告诉本刊，没有失踪前，在村里遇到人打招呼，彭志军表现出来的都是回避的行为，“他都是低着头，很缓慢的‘嗯’一声，然后再看你一眼。”

最后一次联系

事发当天，刘志永的家人是通过警察才知道刘志永跳崖的事情的。他的堂嫂说，大家都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就在上个月他还请了三四天假，专门从广东回了趟老家看了父亲。”这一次回家，在几个邻居的印象里，似乎是刘志永出去务工十多年来，为数不多的几次回老家——以至于，他们已经不能一眼认出来这位34岁，已临近中年的老乡。

刘志永家在河南周口市沈丘县的一个村子。2018年，沈丘县才摘掉贫困县的帽子。这一变化在这个不到2000人的村子里最明显的表现是：村子里终于修好了水泥路，墙上写上了规整的粉刷字。但对村民来说，种地和务工还是他们主要谋生的手段。

村里的邻居告诉本刊，刘志永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两人都已出嫁。“条件苦”是村里人对这家人最为直观的印象：早在20多年前，刘志永的母亲就去世了，他的父亲多年前中风，行动不太方便，奶奶已经90多岁，两个人住在一层的老房子里，守着半亩地生活，“他父亲虽然身体不好，还是坚持什么事都自己做，一个人照顾老母亲。”

刘志永在十六七岁就出去打工了。在村里人看来，十几岁的刘志永，离开家乡更像一场告别，“他很少回来，结婚都没在村里办婚礼，听说老婆就是广东人，说不定是倒插门。”在同村村民刘强印象里，他至少13年没见过刘志永。刘志永的堂嫂告诉本刊，刘志永平常也不怎么跟家里人联系。她对他的了解也有限，只知道他和妻子以前在一个工厂打工，后来离了婚，孩子也判给了前妻。后来，他又谈了一次恋爱，据说被骗了。上次回家的时候，刘志永跟家人提到想去外面旅游玩一下，“说情绪有点低落，其他没多说什么。”堂嫂说，后来看新闻，刘志永跳崖时候染着红发。

陈婷最后一次与家里联系是在4月1日，她告诉母亲吴丹，自己已经到了成都，打电话是为了让她安心。她说自己是去好朋友那里看工作，她跟朋友租了房子，要一起进厂，“那是她的闺蜜，小学同学，初中也在一个学校。我也没问她进什么厂。”现在能看到的有关陈婷生前最后的信息，来自她跳崖的几分钟前发的朋友圈，她拍了照片，配文是：“你好世界，再见。”

徐明上一次与彭志军联系还是在前年，当时彭志军突然加他微信，问能不能向他借一两百块钱，说是用作路费。徐明给他转了100元。他没有还，徐明也没有要。徐明记得，刚加微信时，彭志军还把他屏蔽了，“他的朋友圈背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看不到。感觉他还是挺封闭自己的，自己内心有一个小世界，很少人了解他。”

（实习记者方厚寅、王雅文对本文有贡献，文中徐明、吴丹、孙苗苗、刘强为化名。全文转自微信公众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