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門山跳崖：四個決絕赴死的農村青年

4月4日13時30分許，4名年輕人在張家界天門山跳崖。經當地公安部門查明，4人為自殺。這幾個年輕人，均在外務工，最小的23歲，最大的也不過34歲。

孤單的老三

彭志軍出事後，徐明也是問了父母，才將新聞里的彭志軍跟自己認識的「老三」聯繫在一起。彭志軍家在河北省邯鄲市的李谷駝村。彭志軍兄弟姐妹四個，在家排行老三，村里人常年這麼叫他，大名反而有些生疏。2023年4月7日張家界市永定區政府新聞辦公室發布通告稱，4月4日13時30分許，四名遊客從天門山景區山頂西線玻璃棧道出口約10米的位置跳崖，其中三名男子已跳崖身亡，女子被及時攔下，但因跳崖前服毒，緊急送醫搶救後無效死亡。這裡面，就有「老三」。

根據大象新聞的報道，一名逝者的朋友提到，警方向家屬透露，這4名死者通過群聊的方式溝通策劃，其中一名死者是帶頭人。他們以一種決絕的方式離開：在跳崖之前，四人服了毒藥，還從本子上撕下紙寫下遺言，遺書內容很簡單，只有一句話，「本人xxx，具有民事行為能力，本人是自殺，與其他人無關。」這位朋友說，遺書是4月2日寫下的。

李谷駝村村子不小，有2000多人。徐明今年30歲，比彭志軍小三歲，他家離彭志軍家很近，只有幾百米。在徐明的印象里，彭志軍個子不高，不超過一米七，人看起來很瘦，也不愛說話。徐明告訴本刊，在跳崖前，彭志軍已經四年沒有回家。彭志軍的母親在四年前去世，去年是她逝世三周年，「三周年在我們這是個大事，要請親戚和村里人幾百人，還要請戲班子，兒子女兒是一定要在場的，要上香磕頭。不來就是不孝順。」徐明還記得，當時彭志軍的家人在群里問：誰有老三聯繫方式？沒有人回，家裡人後來還報警了，「過了很久，才聽說他在四川。我們村里人都在想，他是不是被騙進了傳銷組織。」

在李谷駝村，彭志軍家條件在村里算是差的。這從房屋就能看出來，整個李谷駝村以二層小樓為主，只有彭志軍家還住在一層平房裡。徐明去過那個家，「村里家家戶戶都有冰箱、彩電，他家進去後，柜子沒有，電視也沒有。房子沒有做吊頂，還漏水。」

跟村里大多數同齡人一樣，彭志軍初中沒畢業就出去打工了。「我們那時，高中考不上就直接下工地。」徐明告訴本刊，村里人基本上去天津一個叫小南河村的地方，那裡有一個勞務市場，有不少人來找建築工，像刮膩子、刷大白等等。他們就住在工地板房，幾平米，四張上下鋪，廁所和洗漱都在外面。

彭志軍的工作是刮膩子，這是最基礎的活，他幹活不算勤快，「有點磨洋工」，「工地上五六十個人，幾個人一組幹活，偷懶也不容易被老闆發現。」彭志軍比較瘦，又不愛說話，存在感也低。建築工是個辛苦又枯燥的活，每天早上六點起床，六點半上班，一直上到12點左右才能吃飯休息一下，一天得干夠10個小時。活也髒，一天下來，身上抹的都是東西，還孤單，「雖然都是熟人，但不是朋友。」

徐明說自己下班後就會去附近市場逛逛，買點衣服，吃吃飯、喝喝酒，有時也去網吧玩遊戲。小南河有幾百號同村人，他們經常會約着一起吃飯喝酒，彭志軍很少參加，即使來了，也不怎麼說話，「要麼低頭看手機，要麼吃飯，就不回你，給人感覺愛答不理。大家也都不再叫他。」

即使如此，徐明和村里人還是沒選擇離開，「一個月下來工資有八九千。」徐明很知足。彭志軍是個特例。在徐明的印象里，應該是在2021年秋天左右，他有一次在小南河的街上碰到彭志軍，對方穿個襯衫，外面套着小西服，頭髮是殺馬特造型，乍眼的藍色。徐明跟他打招呼，才知道彭志軍去了理髮店。這在徐明看來，是「奇葩」和難以理解的選擇，「理髮店一個月只有3000左右，村里沒其他人做這種從高到低的選擇。」徐明說，他當時很為彭志軍着急，他沒結婚，家裡條件也不好，「但我也沒有勸他來工地。」

貧窮的壓力

如果要尋找四個年輕人身上的共同點，貧窮帶來的磨難以及不斷新添的變故或許是他們的共性。四川女孩陳婷今年23歲。出去打工之前，她一直生活在四川內江的一個村子裡。在初中同學孫苗苗的回憶里，陳婷個子很小，人也瘦，和班裡另外兩個女同學被稱為「矮子三劍客」，「一樣的髮型，一樣的身高，都穿着校服。」她膽子又小，遇到老師批評，她不敢像別的同學一樣當面頂撞，只敢背後說一說。孫苗苗說，外表上看來，陳婷並不是內向的人，她很愛笑，笑點低，也愛幫人忙，「經常幫我們買東西」。

陳婷一直成績不好，孫苗苗說，初中時學校為了提高升學率，勸退了不少學生，陳婷就是其中一個。這之後，陳婷的媽媽吳丹給她找了一個學美容的師傅，陳婷跟着學了半年，就出去打工了，「她本來成績就不好，我就想着（她）能夠找個工作養活自己就好。」那時陳婷才16歲，她先後去了內江、成都、廣東等地方。吳丹告訴本刊，陳婷一般半個月到一個月打一次電話給她，「我也不問她在哪個城市打工，我就問她生活好不好，就不管那些。」

作為一個還在苦苦謀生的母親，吳丹其實有些顧不上孩子——家裡只有兩三畝地，七八年前包給了別人，她跟丈夫在縣裡的工廠打工，一年加起來有五六萬的收入。去年，丈夫得了癌症，一直在化療，治療費用是筆不小的開銷。吳丹告訴本刊，陳婷原來在的美容院，工資是底薪加提成，好的情形下，一個月有5000多收入。但有一次給家裡電話，陳婷提到，工資沒有保底了，只有提成，她說自己想要辭職，「她說工資很低了，想換個高一點工資的工作。半個多月前，她辭了原來的工作。」

只比陳婷大三個月的張財睿家裡生活也是不富裕的。十多年前張財睿的父母離了婚。張財睿的父親五十多歲，兄弟六個，他是老四，因為家裡窮，兩個四十多歲的弟弟現在都沒結婚。一個鄰居告訴本刊，他們的村子在福建省德化縣的村子裡，三十多年前開始，村里人相繼往鎮上搬，「就是集資建房。他們家現在還在山上，幾個兄弟湊錢蓋了房子，一人估計也就一間，磚頭都還露在外面。」

對於出生於1990年的彭志軍來說，生活給予的壓力是更迫切的。村里人都知道彭志軍結婚難。彭志軍的父親已經70多歲。徐明聽父親提起，彭志軍的父親年輕時很能幹，除了種地之外，還會房屋修補的手藝，年輕時每天騎着摩托三輪帶着喇叭走街串巷，「他挺能受（吃苦）的，我們一般晚上七八點吃完飯，會聽到發動機的聲音，那就是他回來了。」在農村，兒子結婚，房子是「必需品」。彭志軍大哥結婚的時候，父親把自己的房子給了大兒子用作婚房。又靠着操勞和借貸給二兒子蓋了間普通的磚房。

但十多年前，彭志軍父親身體開始出現問題，不能再干零活了，只靠種地，因為家裡窮，老二也沒娶上媳婦，他和二兒子、彭志軍住在一起。徐明說，村裡的年輕人一般20出頭就要結婚。彭志軍大哥比彭志軍大十多歲，結婚時彩禮只有兩三萬。但到了彭志軍要結婚時，彩禮已經翻了好幾番，「現在彩禮要20萬，還得縣城買房，縣城一套房得好幾十萬。」徐明說，現在村里年輕人一結婚，就開始給兒女攢錢，「村里結不起婚的，要不是家庭條件差一點，要不就是腦袋不好使。」

徐明也沒結婚，每次回家都有媒婆給他介紹對象，最多的一天，他相了六次親。他還知道有個女孩，一天見過十個。沒有人給彭志軍介紹對象，在農村的婚姻衡量鏈條里，彭志軍各方面都處於最末端——他沒有房子，也沒有正式的工作。「在村里，他有些抬不起頭。」徐明告訴本刊，沒有失蹤前，在村里遇到人打招呼，彭志軍表現出來的都是迴避的行為，「他都是低着頭，很緩慢的『嗯』一聲，然後再看你一眼。」

最後一次聯繫

事發當天，劉志永的家人是通過警察才知道劉志永跳崖的事情的。他的堂嫂說，大家都無法相信這是真的，「就在上個月他還請了三四天假，專門從廣東回了趟老家看了父親。」這一次回家，在幾個鄰居的印象里，似乎是劉志永出去務工十多年來，為數不多的幾次回老家——以至於，他們已經不能一眼認出來這位34歲，已臨近中年的老鄉。

劉志永家在河南周口市沈丘縣的一個村子。2018年，沈丘縣才摘掉貧困縣的帽子。這一變化在這個不到2000人的村子裡最明顯的表現是：村子裡終於修好了水泥路，牆上寫上了規整的粉刷字。但對村民來說，種地和務工還是他們主要謀生的手段。

村裡的鄰居告訴本刊，劉志永有一個姐姐，一個妹妹，兩人都已出嫁。「條件苦」是村里人對這家人最為直觀的印象：早在20多年前，劉志永的母親就去世了，他的父親多年前中風，行動不太方便，奶奶已經90多歲，兩個人住在一層的老房子裡，守着半畝地生活，「他父親雖然身體不好，還是堅持什麼事都自己做，一個人照顧老母親。」

劉志永在十六七歲就出去打工了。在村里人看來，十幾歲的劉志永，離開家鄉更像一場告別，「他很少回來，結婚都沒在村里辦婚禮，聽說老婆就是廣東人，說不定是倒插門。」在同村村民劉強印象里，他至少13年沒見過劉志永。劉志永的堂嫂告訴本刊，劉志永平常也不怎麼跟家裡人聯繫。她對他的了解也有限，只知道他和妻子以前在一個工廠打工，後來離了婚，孩子也判給了前妻。後來，他又談了一次戀愛，據說被騙了。上次回家的時候，劉志永跟家人提到想去外面旅遊玩一下，「說情緒有點低落，其他沒多說什麼。」堂嫂說，後來看新聞，劉志永跳崖時候染着紅髮。

陳婷最後一次與家裡聯繫是在4月1日，她告訴母親吳丹，自己已經到了成都，打電話是為了讓她安心。她說自己是去好朋友那裡看工作，她跟朋友租了房子，要一起進廠，「那是她的閨蜜，小學同學，初中也在一個學校。我也沒問她進什麼廠。」現在能看到的有關陳婷生前最後的信息，來自她跳崖的幾分鐘前發的朋友圈，她拍了照片，配文是：「你好世界，再見。」

徐明上一次與彭志軍聯繫還是在前年，當時彭志軍突然加他微信，問能不能向他借一兩百塊錢，說是用作路費。徐明給他轉了100元。他沒有還，徐明也沒有要。徐明記得，剛加微信時，彭志軍還把他屏蔽了，「他的朋友圈背景什麼都沒有，什麼都看不到。感覺他還是挺封閉自己的，自己內心有一個小世界，很少人了解他。」

（實習記者方厚寅、王雅文對本文有貢獻，文中徐明、吳丹、孫苗苗、劉強為化名。全文轉自微信公眾三聯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