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解决了习近平的任期限制问题，解除这一限制，是习的第二个任期的主要政治目标。经济方面的准备工作有些已先期预热，二十大开完之后立即付诸实施。但形势变化远比人们认识转换要快，西方各国政界与媒体还在关心胡锦涛的安危，身在其中的中国人已经通过“毛时代供销社回归”深感“计划经济”复归的压力。其实，这只是“习近平经济学”的一项政策而已——在此必须预先说明：近十年以来，西方媒体喜欢将一些大国领导人的经济政策冠以“XXX经济学”之名，“安倍经济学”开创先河，此后“拜登经济学”与“习近平经济学”相继问世，本文使用这个词，只是从俗。
“习近平经济学”是“习近平思想”的分支
中国官方不用“习近平经济学”，好用“习近平思想”。原因说穿了很简单：在中共政治文化中，最高档次是“主义”，一被奉为“主义”就进了共产-社会主义的万神殿，因此，马克思、列宁有主义；恩格斯只能附从马克思门下，不能自立门户；次则为思想，毛泽东至今只有思想，只有文革时一些红卫兵组织号称“毛泽东”主义。习近平算马列宗的后起之秀，不能僭越，因把握了这点分寸，至今还与毛一样，只称“习近平思想”，“习近平经济学”就是习近平阐述其经济政策的原则。
中共官宣中，解释“习近平思想”的文字虽然没到汗牛充栋的程度，但至少每年都在翻新。按照宣传定律，越新的越全面，因此我挑二十大前后的说明。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张占斌今年9月发表于人民网上的《科学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几个重大问题》，该文的前面三大节全是从不同方面涂饰金粉，最后一节才是破题。以下述其大纲，引文用黑体标出。
明确提出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算是对邓小平改开以来胡赵时期尤其是赵紫阳时期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一种理论回归。实质回归，已经通过国企中加强党委领导、私企与外企建立党支部实现，二十大只是完成了理论回归。
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今年以来“人民经济”的提出，其实就是中共智囊群体根据自己对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体会，从习那几句“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发挥而来。
明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理解这点需要了解以下事实：西方国家今年因乌克兰战争抵制俄气俄油，导致自身倡导多年的绿能计划受挫，只好将煤炭、木柴等原定为污染源的能源洗绿（Washing Green），重新启用。因此，中国坚持绿色能源的政治目的在于争夺话语主导权。当然还有一个经济目的未便说出，那就是中国近15年发展绿能设备生产，风能、太阳能设备生产几乎占了全球市场供应的60%以上，如果不提倡绿色能源，这些行业的产能将严重过剩。
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是一篇天大的文章，接下来我将详细阐述。
明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和需要关系的理论——这一“改革理论”目前的最大结晶，应该就是供销社体制的回归。
明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深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世界经济的理论——这是与“大重置”势力争夺全球化2.0版的领导权。这里得提一件旧事，2016年11月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全球左派深度失望之余，美国《纽约时报》、英国《金融时报》都发过专题专栏文章，期望中国勇扛“全球化经济领军大旗”。当时中国还不敢接这面旗帜，但等到2020年上半年美国发生很多大事之后，北京终于判定世界大势“东升西降”，于是在这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正式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习近平思想”分“道”与“术”两个层面。中国有古话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术”。“人民经济”“人类命运共同体”“绿色经济”这是“道”，用来争当“世界领袖”的理论工具。这点，习近平继承了毛的衣钵，志在天下、寰宇。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供给侧改革谓之“术”，这是习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因为“术”可以随时调整，可以“摸着石头过河”，“草鞋没样，边打边象”，允许试错，比如经济中的公有私有比例、坚持党对经济领导的强度大小、供销社体制这只“旧瓶”装的酒之新旧比例，是新旧各半还是新四旧六或者新七旧三，均可相机调整。
中共统治时期的公私轮回之变
习近平的成长经历主要是文革的毛时代与文革后，中共高干家庭出生的人有个共同特征，对毛的极度崇拜，哪怕自己的父母与家庭被毛整得惨不可言，但对毛却保持佩服之情，习近平自然也不例外。习正式掌权以来，只有最初两年因为一切要服从于权争大局，对邓的改开路线没有多加否定，但权力一旦稳定，立刻表现出对毛体制的爱好，在经济方面就是对公有制为主体的执念。
早在2015年，中国政府就推出在胡温时期就开始酝酿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通称为《国企改革方案》）出台。当时海外有人没仔细读，就称这是瓜分国有资产的最后集结号， 政府要通过市场化推进私有化。我当时就写了篇文章《【国企改革方案】的风，姓私还是姓公？》，指出这是误读，原因在于这个方案有极强的习氏色彩：意欲融合毛泽东、邓小平两人的治国特点，左右逢源，因此出现了许多互相矛盾的表述。 但这个《方案》的关键点就是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这在文件开头就肯定：“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方案》的亮点是混合所有制。所谓“混合所有制”，就是私企可以拿钱购买国企股份，成为股东。但股权配置比例是以国有资本为大头，私企只能处于从属地位，没有决策权与话事权。
长话短说，与上述国企改革方案同在2015年9月发布的还有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规定在企业及其他机构建立吹哨人制度，鼓励内部人揭露供职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从那以后，中国政府一直通过寻找私营企业的污点将其一一收归囊中。
有趣的是，最近网上流传腾讯、阿里、京东将被国企混改的消息，官媒奉命辟谣，央广 网在11月3日发表的《腾讯、阿里、京东将被国企混改？一场误读引发市场喧嚣》一文里，解释得不清不楚，说这只是“更多国有运营商与互联网巨头牵手”，不是被国企混改。我读了之后，相信这是因“混改”名声太臭而采取的障眼法。这些信息产业关系到中共政治安全与信息安全，国有化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
简言之，就如我多年前总结过的，中共建政之初，用暴力革命开展了一轮化私为公——抢来本钱做买卖，建立了国有、集体所有的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1978年之后，通过权力市场化开始化公为私，权势集团及其关系人成了最大受益者；习近平执政之后，从2015年开始，中国又将经历一轮化私为公的财富再分配过程。
这一切相继发生于习近平第一、二任期之内，西方对此的认识整整迟到了5-7年。11月2日，BBC发表一篇《中共二十大：习近平的新时代，美国要如何走下去？》，谈的其实就是西方将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但我认为，决定中美（西方）关系格局的不在于中国情况如何，而在于西方自身。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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