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饥荒纪实(九十八)

杨继绳
2024-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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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接上期)

二、国家垄断一切经济资源,严密控制一切经济生活

哈耶克说:“形形色色的集体主义,如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它们之间的不同在于他们想要引导社会努力所要达到的目标性质不同。但他们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不同,则在于他们都想组织整个社会及其资源达到这个单一目标,而拒绝承认个人目的至高无上的自主领域。” 

怎样“组织整个社会及其资源”达到共产主义的“这个单一目标”呢?这就得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人建立的正是这样的经济体制。这个体制完全剥夺了个人的自主领域。

在农村,实行经济集体化,生产资料收归集体,农民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一切产品全都由国家统购统销。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怎么种植,农民和生产队的干部没有权力决定。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以后,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全都由国家凭票证供应。

在城市,工商业都由国家直接经营管理,各类物资全由国家控制。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1957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占53.8%,集体所有制工业占19%,公私合营工业占26.3%,私人工业占0.1%,城镇个体工业占0.8%。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全民所有制商业占62.1%,集体所有制商业16.4%,公私合营商业占16%,个体商业只占2.7%,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零售额为2.8%。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自由买卖,全都由国家计划调拨。只有国家计划,没有市场。个人不可能在“国家分配”以外的渠道买到任何物资。工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样的方式生产,全都由国家下达计划。工厂建一个厕所也得层层报批,盖上几十个图章才能动工。财政统收统支,产品统购包销,外贸统进统出,职工统招统配,工资全国统一制定级别、统一时间调整。

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集中到中央。其中,毛泽东的个人意见份量最重。例如,中国的很多经济指标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在这样经济制度下,全部国家经济机构是一架大机器,是一架使几万万人都按照最高指令工作的机器。在这架大机器里,控制中枢(中共中央)一方面集中老百姓的劳动成果,由中枢支配,一方面对老百姓的生活资料实行各种形式的配给制。中国当时的制度不仅剥夺了老百姓获取食物的权利,也剥夺了百姓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食物的权力。

要使最高当局的经济指令畅通无阻,就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要使最高当局的指令不受干扰,就得清除“噪音”和“杂音”,实行舆论一律。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

中国的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集中在中国共产党手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严密组织。1958年“大跃进”时,中国共产党有1500万党员。在“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约束下,所有的党员必须信奉一个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有的党员必须执行一条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有的党员必须尊崇一个领袖–毛泽东。由于中国是共产党一党专政,所以,不仅共产党员这样做,也要求全民这样做。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它是一个 “组织严密的、有铁的纪律的党”。党内奉行“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党内不同意见很难发表,对党的领导人的权力制衡力量很微弱。这种“组织严密的、有铁的纪律的党”,和秦始皇建立的专制制度结合起来,就成为最高领导人实行专断的工具,成为极权政治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在城市按部门或单位建立组织,在农村按属地建立组织。这些组织与各级政府相平行(实际是凌驾在各同级国家行政机构之上),都设立了党委会,基层组织为党支部。名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实行代表大会制度,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实际上,党的主席凌驾于代表大会之上。他的意志就是党的意志,各级党代会只不过议事机构和表决机器。中央委员会内又产生政治局,政治局内又设常务委员会。政治局常委是掌握实权的领导机构,而政治局常委又在中共中央主席的领导之下。党中央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名义上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由它产生的委员会,实际上地方党委主要负责人及常委均由上一级任命。在干部任命等一切重大问题上,党的第一把手有绝对的权力。地方党委会内也设常委,执掌日常实际权力。

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特征是,一是它在新中国建立后一直处于独立的执政地位。按照党的理论,共产党执政一直到国家消亡、共产主义实现为止。二是党的机构全部国家化了。党的专职干部就是国家干部,他们的工资由国家财政开支,党的活动经费也由国家财政支出。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但实际上只有集中没有民主,民主只不过是集中的手段。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以后,党外再没有人敢于批评共产党。1959年党内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以后,党内也不敢批评领导人,不敢批评党的政策。各级都是一元化,一言堂,各级党委书记都成了家长,毛泽东是全党最大的家长。党的各级领导人既缺乏党外监督,又缺乏党内监督。从1957年以后,党内特权开始严重发展。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内的不同看法靠民主集中制来解决,即通过协商、讨论,少数服从多数。在通常情况下,不同看法靠毛泽东“一锤定音”。而对重大问题的争论是靠“路线斗争”来解决的。所谓“路线斗争”,就是不同意见双方互不让步,最终是一批人战胜另一批人。执行“错误路线”的一批人下台,坚持“正确路线”的一批人上台。这种路线斗争是很残酷的,有时是“你死我活”的,因为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自从毛泽东有着绝对权力以后,路线斗争常常成为他用来打击异己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的唯一政治集团。中国虽然也有其它党派,但这些党派都不以取得执政地位为目的,都以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它们和中国共产党不是平等竞争的关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它们被称之为“参政党”。这些民主党派的第一把手是中国共产党派进去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有的民主党派内还设立中国共产党的“党组”,作为该党派的领导核心。从经济上,是靠共产党用国家财政拨款养活的。民主党派的干部也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任命。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的民主党派都不是政党,只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下、为共产党服务的社会团体。

在帝王社会,农民起义推翻了一个皇帝,又用一个新皇帝来代替它。在政党社会,推翻了一个一党专政,又一个新的一党专政来代替它。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结果呢?还是一党专政。只不过是用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取代了国民党一党专政。这两个党在建立之初,都曾得到过苏联共产党的帮助,都从苏联共产党那里吸取了组织经验,都是奉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原则。

四、用枪杆子保卫权力

军队是这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的支柱。高度集权制度是靠军队来维持的。这支军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46年6月到1950年6月,这支军队共歼灭蒋介石掌握的国民党军807万人,实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是一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庞大军队。在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末,即1948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有400万人。到1950年7月,又增加到500万人。1951年,人数为历史上最多,即611万人。朝鲜战争以后,还一直维持在400万人以上。一直到1985年6月,邓小平决定裁军100万,人数降低到330万人。 除了这支庞大的常备军以外,一旦战争需要还可以随时召集数以千万计的预备役军人。

这是一支由多兵种合成的强大军队。不仅有陆军,还有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八十年代撤消)、防化兵和战略导弹部队。这支多兵种高度合成化的部队,其火力、防护力、突击力、机动力和快速反应能力都相当强大。

这是一支由庞大的军事科研队伍支撑的部队。全国有数以百计的国防科研机构、100多所军事院校和国防科研机构,几乎囊括了工科院校所有的优秀人才。

这是一支由整个国家的重工业为后盾的军队。毛泽东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出于备战的需要。一旦需要,机械工业、化学工业、电子工业、汽车拖拉机工业很快就可以转为军事工业。毛泽东时代的很多武器装备都是在民用工厂里通过“军工动员”的方式生产的。即动员民用工厂的力量、用民用工厂的资源生产武器,毛泽东时代的军费不包括“军工动员”的费用。

这支强大的军事力量牢牢地掌握在毛泽东手里。在毛泽东帝国,是“党指挥枪”。党指挥抢,不是一项空洞的原则,不仅是靠军官们对党的忠诚,而是靠一系列的制度和手段来保证的。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统帅全军。军事委员会主席由党中央主席兼任。军委主席对重大问题有最后决定权。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都是中央军委的成员。军队的主要干部都由中央军委任命。各级军队都有党的组织,支部建在连上。军事干部都是同级党委的成员。部队的重大事情都由党委讨论、批准。从上到下,党组织无处不在,无处不起领导作用。这些是“党指挥枪”的重要组织保证。同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每一个战士都知道“党指挥枪”的原则。此外,毛泽东还吸收了中国历代的监军制的经验,并进行了完善,从而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监军办法:

一、兵无常帅,帅无常兵。军官调动频繁。这样,上级军官和下级军官之间,军官和战士之间,不可能建立深厚的私人关系。这就防止军队变成个别军官的私家军队。在一支军队内部也不可能进行对抗中央的密谋。

二、带兵的不能调兵,调兵的不能带兵。军长和军长以下的各级带兵的军官,不能带领自己的部队移动。作战部队一个营的移动需要中央军委批准。生产经营部队一个团的移动要经过总参谋部批准。另一方面,有调兵权的人,不经批准,不能自已到一个部队里去带兵。调兵权和带兵权分离,使每一支军队只能在划定的驻防范围内活动,不可能进行中央给定以外的军事行动。

三、不能一个人单独调兵,军队调动由集体决定。中央军委调兵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而是集体研究,集体决定。当然,中央军委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四、军饷和装备由中央统一供给,不能就地筹饷。过去军阀割据,其中一个原因是军阀在自己管辖的地盘里筹饷,他可以在辖地内成为自给自足的独立王国,地盘大,军饷就充足,就可以进一步扩充军队。因此就有军阀间争夺地盘的军阀混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饷由总后勤部统一供给,一律“吃皇粮”。军队自己不能就地筹饷。

五、驻军和所在地的地方政权分离,地方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分离。在军阀时代,地方军政合一,军事长官就是行政长官。他们既凭借自己的军事实力和中央分庭抗礼,又凭借自己的行政职务,对百姓发号施令。毛泽东时代,地方长官没有军事力量,只能听命于中央;军事长官没有行政权力,不能号令百姓。中央对军事长官和行政长官分别控制,并让二者相互监督。这样,地方实行军事割据就无可能。虽然地方党委的主要负责人兼任当地驻军政委、当地驻军主要负责人参加驻地党委,但这只是一种相互沟通,军事工作和地方工作还是泾渭分明。

六、“双长制”,即同一部队有两个一把手。军长和政委都是一把手。二人平起平坐。两人都对上级党委负责。二人有相互制衡作用。他们很难齐心协力进行谋反。

七、司、政、后分立,军队里的作战指挥、干部和考核任免、后勤保障分别由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分别负责。三者都服从同级党委领导,同时接受上一级对口部门的业务指导。

八、强干弱枝。在军队部署上,首都附近的军事力量大于任何一个地区的军事力量。万一个别地方出现问题,中央可以凭借具有压倒优势的首都军事力量讨伐叛逆。驻首都以外的部队(包括军事首长)带一支枪进入首都要经过批准。空、海军的飞机不能飞越首都上空。

由于军委主席有最后决定权,所以,说是党指挥枪,实际上是军委主席指挥枪,也就是毛泽东指挥枪,说到底还是毛泽东拿着枪来指挥党,再通过党控制全民。过去毛泽东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现在,毛泽东用枪杆子来保卫自己的权力。

五、名为民主实为专制的政体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北京市3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隆重集会。毛泽东站在天安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共和国实行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呢?毛泽东在和蒋介石的斗争中他曾多次提出过民主政治的口号,多次提出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 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对民主的态度比过去显得不同了。1949年8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他把人类创造的现代政治制度――“议会制”和权力制衡的“三权分立”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从根本上加以否定。

毛泽东把国家组成分为国体和政体两个问题。他说,“国体是国家的阶级性质。国体问题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问题,即国家政权的阶级支配问题。” 在中国应当由那个阶级来专政呢?在1940年2月,他主张“各个阶级联合专政”。到1949年6月,他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即“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到了晚年,又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当然,这三种提法有其一致的方面。关键在于对“人民”的解释上。如果把“人民”解释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各个阶级的联合专政。如果强调在这个联合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则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人民”的范围越来越小了,除了地、富、反、坏、右以外,在城市把知识分子当成资产阶级,在农村连富裕中农也受打击。实际上还是少数人对多数人专政。毛泽东曾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是,“人民”和“敌人”并没有严格而明确的法律界定。从毛泽东到一个村支部书记,都可以把反对自己的人说成“敌人”,从而变成专政对象。

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这就是它的“政体”。按《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也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最高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除了有权修改宪法、制定法律、行使立法权外,拥有产生并监督国家领导工作人员的权力。国家主席、副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国务院总理,经国家主席提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选举产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按《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有权决定国家生活中的各种重大问题,如审查和批准国民经经济计划和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报告,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报告,批准省、市自治区区划,决定战争与和平等。

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有国家元首制度。按照1954年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外国使节,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担任最高国务会议主席。但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必须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结合起来才能行使某些元首职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元首实际是国家主席和人大常委组成的集体。第一届人大届满以后,毛泽东再不愿意当国家主席,1958年,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后,就不设国家主席了。以后,由于毛泽东自己不愿意当国家主席,又不让别人当国家主席,1975年和1978年的《宪法》就规定不设国家主席。《宪法》上的条款也得遵命毛泽东的个人意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中有“共和”两字。孟德斯鸠把国家政体分为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三种。他认为,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单独一个人遵照法律执政的政体;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自己的意志来执政的政体。从《宪法》的规定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和”的,不是专制的。

中国当时只有两部法律,一部是《宪法》,一部是《婚姻法》。毛泽东(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可以置《宪法》而不顾,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1958年8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

法律这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刘少奇插话: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办事参考。南宁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的决定,大家去办就是法。上海梅林公司搞“双反”,报纸一登,全国展开。)不能靠法律治理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军队靠军法治人,治不了,实际是1400人的大会 (指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 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到共产主义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 

他说的“我们那一套”是指中国共产党那一套,“我们这一套”否定了“他们那一套”。“决议”是指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的“决议”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党大还是国家大?党大。刘少奇反对法治,赞成人治。最后他还是被人治所害: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度,就被置之于死地。这是后话。

西方现代国家是议会政治,中国则是“会议政治”。所谓“会议政治”,就是通过会议来决定一切重大事情,中国共产党会议的“决议”高于法律。然而,什么时候开会,会议讨论什么内容,用什么形式讨论,会议开多长时间,参加会议的人是没有决定权的,有关会议的一切完全听从最高领导人的意见。会议是贯彻最高领导人意志的工具,会议的“决议”实际是最高领导人的意志的文字表达。会议政治是非程序化、非法制化的政治,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议会政治”和“会议政治”虽然只是调换了一个字的排列顺序,却发生了本质变化:“议会政治”是民主政治,“会议政治”是专制政治。

中国共产党成千上万个党支部,深入到每一个工厂、车间、田头、地角和所有的机关、学校、居民委员会。在每一个基层单位和各级政权机构,党组织都凌驾于行政领导之上,凌驾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上,实施绝对领导。“工农商学兵,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而各级党组织,第一把手又凌驾于组织之上。书记当家,委员们对书记如众星拱月。行政领导人对书记也只能俯首听命。名义上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实际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高度集中于党,而党权又高度集中于主要领导人的手中。

这样一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就形同虚设。《宪法》赋予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也是一纸空文。《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实际上最高权力掌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手中。《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选国家主席、副主席,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实际上,这些人事任免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先决定了的。《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国民经济计划,而这个计划是中国共产党内事先反复讨论过了的;《宪法》规定设立国防委员会,实际上这是一个虚设机构,军队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掌握;《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实际上是由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只不过是一枚橡皮图章而已。

在秦始皇的制度根基上嫁接列宁、斯大林制度,就被称为“革命政权”,反对这个政权的当然也是“反革命”。“反革命分子”要受到严厉惩处。

六、极其严密的思想控制

与党权、政权、军权、经济权高度集中相适应的是舆论高度集中,高度统一,“所有的人都被格式化”,实现了“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 

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抓紧“两杆子”:枪杆子,笔杆子。打天下和治天下都要靠这两杆子。“笔杆子”就是一切舆论工具,抓紧“笔杆子”就是掌握动员资源,就是控制思想。把“笔杆子”和枪杆子并列,可见其对思想控制的重视程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就用共产主义思想作为全国的统一思想,要求全国人民完全地、永远地服从共产主义这个目标。让每个人都知道,为全人类的最高理想的实现,牺牲小我,顾全大我是必要的、光荣的、高尚的,不愿做出牺牲是可耻的。关于社会发展“五个阶段”的学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后一个比前一个进步,后一个必然取代前一个,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写进了中小学教科书,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个人利益,个人生命在历史规律面前是微不足道的。为此,一方面不让知识分子发表与共产主义不同的言论,另一方面对广大群众强力灌输共产主义。一切舆论工具,一切图书,一切讲坛,一切会议,都灌输共产主义理想,批判与之不同的思想。广大群众,特别是无知青年,只能听到一种声音,只知道一种理论,使他们思想十分“纯洁”,他们的“爱憎”分明而强烈。这些“纯洁”的青年实际是共产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又是排斥、打击非共产主义思想的真诚、坚定、强大力量,在政治运动中他们是狂热分子,是制造过激行为的主力。共产主义理想是以“大我”消灭“小我”、以强权剥夺个性的最有说服力的、最合法的工具,是推行“一大二公”最有力的动员工具。为什么在三年大饥荒期间“共产风”刮了一阵又一阵,这是多年共产主义灌输的结果。

当时只有两张全国发行的大报,一张是中共中央主办的《人民日报》,另一张就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光明日报》。这两张报纸除了风格略有差异以外,指导思想完全一样。各省在省委直接领导下有一张报纸,除了省委审定的地方新闻以外,其它内容和《人民日报》没有不同。各家报纸的社长、总编辑全都是上级党委任命的。发什么,不发什么,全由上级党组织决定。党报的编辑记者要遵守党的宣传纪律。为了避免犯错误,各省报纸的夜班编辑在每晚确定版面时都要打电话和《人民日报》夜班编辑“对表”,以求“版面语言”的一致。在相当多情况下,同一天全国所有的报纸的第一版的稿件、标题、排版几乎完全一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社也绝对是中共中央的喉舌。重要稿件虽然选题是上级定的,但稿件还要送审。审稿者要考虑的方面虽然很多,但是,是加强还是削弱人们的共产主义信仰,是加强还是削弱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是降低还是提高领导人的威信,是决定稿件能否发表的最为根本的原则。外国的真实情况,工作中的负面情况,不让老百姓知道。老百姓不能收听境外电台的广播,除了国家设立强大的干扰电台以外,还以“偷听敌台”的罪名逮捕、判刑。偷听“美国之音”是了不得的罪名。那时老百姓很少有收音机,有收音机也不让有短波。

当时中国也有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如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但研究的选题、研究的指导思想、研究成果的发表,都由党的官员决定。研究人员不能自由地思考,不能独立地研究,不能对真理进行追根问底的探讨。对官方意见的注释、论证,对官方错误的辩护,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唯一目标。当时也有一些学术刊物,如《哲学研究》、《经济研究》等,但这些刊物牢牢地控制在党政官员手中,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宣传工具。

全国各地图书馆,一些与中共中央意见不一致的书刊都拿下了书架,有的封存,有的销毁。文化艺术被当作革命事业这架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当时的文艺作品绝大部分是歌颂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神化领袖、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是文艺工作者的主要任务。如果说,报刊从舆论上、社会科学从理论上动员人们忠于中国共产党的话,那么,文艺则从情感上动员人们忠于中国共产党,动员人们忠于毛泽东。中国的文艺在神化领袖方面起了其它舆论工具无可比拟的作用,中国的文艺是造神文艺。

毛泽东晚年曾多次以肯定的态度讲到秦始皇“焚书坑儒”,认为秦始皇只“坑”了几百人,而“我们”比秦始皇“坑”的要多得多。这是实话实说。所以,新中国建立之初,几乎所有的高知大儒、学者专家都自觉地或被迫地放弃了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没有这样做、并且保全了性命的只有梁漱溟、陈寅恪等极少数人。在1956年到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又对思想界进行了整肃,近60万不服从统一思想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分子”。一场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斗争,更加强了思想的“统一”。

在那个时代,全国的一切宣传机器、一切文化教育,都为同一目标服务,都集中地朝一个方向影响每一个人。全国上下,真正做到了舆论一律。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格式化”,从而实现了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实现了“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

那时,全国只有一个思想家,只有一个理论权威,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就是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既手握国家军政大权,又是国家最高的思想权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权威。这就实现了“政教合一”。

在政教合一的情况下,权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谁的权力最大,谁就是真理的化身。没有人敢发表不同的意见,甚至没有人敢独立思考。大批无知者相信毛泽会把人们引向共产主义的天堂。大批干部自认为是“为人类最美好的理想而奋斗”的重任在身,是替天行道,在忙得无暇进行说服的情况下,他们对不顺从者施暴是理所当然的。

在皇权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国度,人们视毛泽东的思想为权威,中国共产党利用中央政权这个“神器”向全民灌输单一的价值,造就了众多的真诚的信奉者。所以,在三年大饥荒期间,人为造成这么大的灾难,而农民却认为毛主席是英明的,中央是正确的,只是下面干部没搞好。

七、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

中国在帝王时代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但是,由于交通不便,鞭长莫及,还有王法不行的荒蛮之地。在毛泽东时代,借助现代的交通和通讯,真正实现了昔日帝王的梦想。在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组织机构,都执行同样的政策;全国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某一个组织之中,都喊同样的口号,都流行同样的政治话语;在相同的时间内各地的官员们都在召开同样内容的会议。由于全社会都是同样的情况,一旦出现政治灾难也必然是全国性的,受难者找不到逃脱之地。本书介绍了一些省份在三年饥荒时的情况,读者会看到,各地的情况竟如此相似,原因就在这里。

当时中国的社会是同构同体的金字塔的社会结构。在城市,是市――区――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居民组――居民。在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找到和另一个城市相同的结构和相对应的层次和角色。在农村,是省――地――县――公社――大队――小队――社员。在任何一个乡村都可以找到与另一个遥远的乡村相对应的层次角色。在广东省的一个生产队和远在千里之外的黑龙江省的某一个生产队是一个相似形。广东省的一个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方式和黑龙江省的一个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方式没有多大差别。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使社会结构稳定,社会成员角色简单,社会成员的行为特征同一化。政府机构金字塔,城市结构金字塔,农村结构金字塔,交织成网络,构成金字塔体系。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被局限在这一网络的不同层级一个个网眼中。社会成员不能流动,社会成员之间也没有交换关系。这种社会结构便于高度集中管理,它既排斥民主,也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社会成员的个人自由也就完全消失了。错误的政策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会通行无阻,不仅得不到抵制和修正,其错误效应还会层层放大。

在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里,没有“化外”之民。著名女作家章诒和在四川被打成反革命时,她父亲章伯钧对她说:“你一定要活下去,那怕落草为寇也要活下去!”章诒和悲哀地说:“哪有草啊!”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里,饥民连逃荒都没有去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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