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中午，我从朋友处得到噩耗，中国八九民运的积极参与者，待我如兄长一般的李进进律师，几个小时前被一名女性持刀刺杀，紧急送医后医治无效，不幸离开了我们。
1987年我进入北大读书的时候，就听说过李进进的名字，那时候他是北大研究生会主席。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八九民运爆发，北大迅速成为学生运动的主力阵地之一。4月17日晚上，北大上千名学生走出校园到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18日凌晨改为静坐并决定向全国人大信访局递交“请愿七条”。到18日上午，筋疲力尽的上百名学生静坐在人民大会堂门口，与声援学生的上千民众一起，等待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内与当局代表的对话结果。到了中午的时候，我因为实在太过疲累，准备回北大休息。这时候，一个看上去非常精干的学长从队伍中走出来，从我手中接过话筒讲话，表示愿意接替我继续组织大家静坐请愿，并自我介绍说他是北大法律系研究生李进进。这，是我与进进的第一次见面。到今天天人相隔，已经是33年前的事情了。
在这之后，李进进开始积极参与北大的学生运动。他组织的一件事至今都并不是那么为外界所知，但我认为意义重大：作为前任北大研究生会主席，李进进带领一批研究生，严格按照北大官方的研究生会组织章程，成功地罢免了当时站在校方立场的研究生会，选举产生了支持学生运动的新的合法的研究生会。据我所知，这是八九民运按照当局的规矩，成功罢免当局的学生会的极少数案例之一，甚至可能是唯一的一例。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李进进不愧是具备深厚法律专业背景的学生领袖，既打击了官方的学生组织，又让当局抓不到半点把柄，可谓智勇双全。
学运进入绝食阶段之后，我跟进进的接触比较少了，因为他独辟蹊径，离开象牙塔，开始尝试组织工人运动。当时，中共建政之后第一个真正的工人自治组织 — 北京市工人自治联合会的成立，就是李进进和其他人一起努力推动的结果，进进自己还担任了工自联的法律顾问。与我们这些专注在学生组织的人相比，进进当时就已经看到了要和工人、农民、市民等其他阶层的人民联合行动的重要性。这一点现在看来是相当有远见的。
六四之后，我跟进进分别入狱，彼此断了联系。1998年我被流放到美国之后，才重新开始与进进一起投入海外民主运动的工作。20多年来，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从组建“中国宪政协进会”到撰写《六四事件白皮书》，从推动智库“对话中国”的工作到筹备成立“六四纪念馆”，进进从来都站在海外民运的第一线，对我的所有工作都大力支持。同时，作为北大学长，进进对我如同兄长一般的关心也是几十年如一日。不仅是对我，熟悉进进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待人热情、充满活力的朋友，同时充满了对于前途的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就是几天以前的3月10日，一起出席英文舞台剧《天安门安魂曲》的首映式，一起参加首映之前的座谈。那一天，谈起八九六四，他还是那么的深情、激动。可以说，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六四人”，不折不扣的“八九一代”。
进进突然遇难，我的悲痛无以言表。作为他的兄弟和战友，我最大的期盼就是世人能够记住李进进的名字，和他为推动中国民主化不懈奋斗的一生。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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