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在德国去看了一个樱花公园。她发现，有些德国人在公园里会穿上专用的帆布鞋套，这样可以避免踩伤樱花树下的草坪。
在场的中国游人，都能感受到这种对美的守护。如果你这时候突然说——你们现在看樱花，忘了二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了吗？你就是生活在“恨”中的教科书受害者。
我在河南农村长大，大学前连省会郑州都没去过，也没见过一个外国人。现在想来，我非常感谢我的母校青岛海洋大学。
这个学校文科非常糟糕，我们也基本上没学到什么，但是进大学的时候，老师们都很自豪“我们有最美的校园”。
那是渔山路校区，有好几栋德式建筑。大门口进去的那一栋尤其威严、漂亮，已经是文物保护建筑了，走近一看，文字介绍明确指出，这是日本人建造的。
记得第一次看到这个介绍的时候，有很强烈的触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从德国人手里抢了青岛。记得五四运动的一个口号，就是“还我青岛”。读中学的时候，想着德国日本都很坏，但是日本人占领青岛后，却仍然老老实实遵照德国人的规划和建筑风格，保持了某种延续性。
他们“很坏”，但是也在创造美好的东西。这个念头折磨了我，也摧毁了我的中学教育。
我读书的地方在麦岛校区，是一个新校区，体现伟大成就，但是所有人都觉得丑陋。我们经常乘坐校车或公交去渔山路校区，我那时身体糟糕，经常晕车，距离学校还有一两站就会下车步行。然后，我就经常迷路在学校周围德国风格的街道中。
那时还没有Citywalk这样的时髦说法，也没有导航，我更多感受到的是迷路的苦恼。但是就是这样，也慢慢领略了梁实秋、老舍等人的故居，他们在青岛的时候，都住在漂亮的德式风情的房子中。
那时香港刚刚回归，人们的自豪感爆棚，但是和青岛本地人交流，会发现他们另有一种特别的自豪：如果青岛一直属于德国的话……这是一种对历史的臆想。但是，所有人都知道，青岛这个城市的“生命”，就是德式建筑的遗留。
我的朋友叶克飞，小时候就住在那样的院子里，他写过不少关于青岛的文章。但是，由于缺乏知识储备和生活经验，那样的闲逛，对我这个“河南乡巴佬”来说，更多是观念的摧毁。
我变得真正一无所有了，不但没钱，连中学教材塑造的所谓民族自豪感也烟消云散。重新变成一张白纸，也不知如何建构自己。
有一天晚上，我和朋友们在一条小巷子的台阶上坐下，等待天黑。别墅的院子里进去，在一楼储藏室有一个进入青岛防空洞的入口，我们要从那里钻进去，探索地下的奥秘。
这时候，从隔壁一家传来了动听的钢琴声。我听不出是什么曲子，也没见过钢琴。实际上，我从这音乐中听到的是一种“阶级差别”，有的人过着多么好的生活啊，而穷苦的我们要钻入地下，看看有没有储存的香蕉。
幸运的是，这种探索的乐趣，还是战胜了阶级忧愁。
1999年美国炸南联盟大使馆，同学们都参加了抗议游行。我因为到校外朋友家做客，错过了这次“集体行动”。在朋友家吃晚饭，电视上播放着同学们冲击肯德基的画面。
朋友大喊一声“傻叉”，我以为他是在骂美帝，没想到他骂的是同学们。
他告诉我：“你知道在肯德基打工的都是中国人吗，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他的太太从事的是餐饮业，正要介绍我去肯德基打零工，每小时可以挣8元人民币。我不好驳斥他。
其实，是因为我在看电视画面，而不是“身在其中”，感受到一种疏离。电视中，有同学抱怨，学校应该派校车把大家接回去，因为走回去有5公里，实在太累了。
那种“群体激情”，并不容易坚持太久。这让我对后来的种种“冲击商家”式的“爱国行动”都免疫了。
这些经历，让我在读大学时慢慢变成一个独立的“个体”。最大的收获，就是不会随大流地去“恨”什么抽象的力量。“恨”很容易，也很廉价。
樱花开了，我也不会去恨樱花。在青岛的时候，去中山公园看过几次樱花，那时总觉得自己很穷，甚至买不起公园的门票（也不免费），现在想想，那时又何尝不是一种富足呢：充满好奇，向世界张开双臂，吸纳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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