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退潮下的“编外人”

北青深一度
2024-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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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为人熟知的语境中,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合同工”。明面上,他们与在编员工坐在同一个办公室,但他们的工资、福利待遇或许低于在编同事,工作内容也可能更琐碎。即便如此,过去,他们坚定地相信,虽然没有编制,自己所从事的还算是一份稳定,甚至称得上“好”的工作——给政府打工,起码比外面的公司稳定。

然而在过去一年多时间,“清理规范编外人员”逐渐从传闻变成越来越广泛的行动。看着越来越多清退的新闻,他们心中的“确定性”被动摇了。有人虽然还在岗,却已清晰地感知到被解聘的风险,想出去拼一拼,但又恐惧于外面的不确定性,左右为难;有人在超过35岁的年纪被清退,人生好像一下子没有了余地,求职毫无竞争力;还有人做惯了“不用过脑”的执行工作,连做实时会议记录都成了巨大的挑战。

直到这一刻,他们才意识到,在“编外”这个并不牢靠的保护罩里工作了五年、八年、十几年甚至更久之后,自己已经丧失了直面变化的勇气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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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开展“清理规范编外人员”行动

被清退

2023年9月,秦雯工作第八年,和河北一家单位一年一签的劳动合同到期了,直属领导让她“先回家等等(续签消息)”——好像也是可以解释得过去的理由,秦雯听话地回了家。离开前,领导让她签了一份离职单,她并没有注意到,上面的离职原因写的是:自动离职。

几天后,秦雯所属的劳务派遣公司打来电话,通知她解约。她再想去工作单位找领导,已经不被允许入内,还被踢出了工作群聊。就连离职要带走的东西,她都只能托之前关系好的同事打包好送到大门口。没来得及和相处八年的同事们告别,她就“灰溜溜地走了”。后来,她才意识到,几天前,领导的那一番话已经预示着,自己事实上“被清退了”。

进入2024年,各地对编外人员的清理规范工作依然在进行中。在福建龙岩一所学校工作的一位编外人员表示,他们已经“摸底”了。她说,以前对聘用人员的统计,只需要报一下人数和以什么方式聘用即可。今年年初,当地人社局下发了详细的表格,要求统计聘用人员包含奖金、福利、补贴以及五险一金在内的年收入。

秦雯在社交软件上找到有相似经历的人,她发现自己好像更惨一点,其他网友虽然也被清退,但单位给了赔偿,还可以领到失业金。她去当地社保局咨询之后才知道,自己离职单上签的自动离职意味着,被迫离开这个工作了八年的地方,她不仅没有得到任何赔偿,也无法领取法定的失业金。她感觉自己像是“被骗了”。

在东北一所高校做行政的女孩被学校以“背调”为由相威胁,迫使她主动辞职。学院领导对她感谢一番之后,很直白地说:不再续签合同,希望她主动离职,否则下一份工作背调的时候,就把这两年来,她在工作中的大小失误都说一遍。她不得已提交了离职报告,这份报告被逐层审查,连她写到的“工作认真负责”的内容,都没能被允许保留。

还有一些人,被迫周旋于谁留谁走的算计中,最终也无法改变结局。陈静文在统计系统下属的西南地区一个县城的调查队工作了八年,劳动合同与单位直签,调查队一共十一个人,她是四个编外人员之一。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她考了两次编制,都过了笔试,但在面试环节被刷下来,她只能先找个班上。她生活的县城企业很少,同龄的朋友除了在体制内工作,就是做生意,没有太多选择。结婚有了两个孩子之后,她觉得这个编外岗位也挺好,有交五险一金,还有时间带小孩,就这么干到了现在。

2023年6月的消息是,包括陈静文在内,四个编外的合同工要转成公益性岗位。在当地,这类岗位由人社局支付70%左右的工资,可以分担很大一部分本单位的工资支出。但根据规定,如果转成公益性岗位,社保必须停缴三个月,他们不同意。陈静文说,公益性岗位工资低,社保交得也很少,公积金、医保完全没有。

转岗的事情就这么搁置了。一个月后,陈静文和另一个编外的女生被领导叫到办公室。这是一次看起来非常正式的谈话。在场的有三个领导,大领导明确表示,公益性岗位转不了了,财政紧张,必须辞退她们俩。

“你们是什么标准?”——对于陈静文的疑问,领导回答,按照工龄。

陈静文工作8年,在四个编外人员中,她的工龄排第二。她觉得,如果这是标准,不可能轮到自己。领导模棱两可地应付着她的追问,“也要考虑工作的重要性……”她无法认同,从会议室出来后,又一个人单独回去,表达了对清退的不满,她直言,这种标准不明的清退,就是在针对自己。

领导的态度突然变了。陈静文回忆,当时,其中一个领导把会议室的门关了。大领导随后解释,他们只想让另一个女生走,因为那个女生来的时间最短。之所以让陈静文一起,是担心只让另一个女孩走,女孩会有情绪,“事情就不好办了”。领导还宽慰她,非常认可她的工作,让她“放放心心地在这里上班”。

陈静文相信了领导的话,“我觉得领导说话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真实的,一个单位三个领导都在,应该不会骗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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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利是近几年较早开展清退工作的城市

隐秘的、庞大的

又一个多月过去了。陈静文收到的通知突然变成,工龄10年以上的不用清退,没满10年的转劳务派遣。她没有同意。8月底的一天,临近下班,她又被叫进会议室,领导开门见山地告诉她,因为她不同意转劳务派遣,单位要和她解除劳动合同,陈静文只拿了三万多元的赔偿。

在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吕芳看来,像陈静文这类政府编外工作人员可以被称为“影子雇员”。她在《中国地方政府的“影子雇员”与“同心圆”结构》一文中提到,这些人由政府以“聘用工”、“派遣工”等形式聘用,承担本单位的部分岗位职责,支出大多由财政预算负担,却缺乏固定编制。目前,很难找到关于编外人员数量的确切统计数据,大多只是估算,我国实际上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超过了7000万,其中非编制管理人员超过2000万。

在一些地方,想要获得编外的岗位也要经过筛选。一个在江浙地区的县城司法所做社区矫正工作的编外人员说,她报考的岗位的考试内容、流程和考编几乎一样,难度虽然比考编低很多,但因为不限制专业,学历门槛低,大专以上就可以报名,所以各个年纪层都有,竞争也不小。她参加考试时,有超过250个人参加考试,最后只录取了8个人。

进入编外只是她过渡期的选择。2022年大学毕业,她在一个律所工作一年多之后,决定回老家考公。这个岗位刚好也在招聘,她顺道报了名,一边上班一边备考。她说,这份工作“性价比非常低”,工作内容虽然不复杂,但很繁琐,她要管理20多个服刑结束、回到所在地的缓刑人员,每日查看他们的轨迹、定位;出现异常第一时间核实;定期走访本人以及相关的保证人。工资每月一千多元,单位只负责社保和医保,没有其他福利。她所在的部门一共14人,只有3人是在编的。

在吕芳的研究中,“影子雇员”规模庞大。就某中部省会城市一个常住人口126万的区,截至2014年9月,全区1188名政府工作人员中,“影子雇员”的人数就达到了692名,超过半数。而行政编、事业编分别是186名、313 名。

基层政府具有较为明显的“编外膨胀”问题是一个共识性的结论。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岳嵩在《“编外管理编制化”,能否抑制基层政府的“编外膨胀”?》一文中分析,“编外膨胀”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属地管理的事务范畴不断扩张,基层政府的治理性压力越来越大,必然要通过增加人手来落实各类工作,但编制管理在机构改革的“精简”导向下坚持“只减不增”的原则。基于此,基层政府会以“编外”的方式招聘工作人员,来消解基层治理的负担。

过去几年,对编制的控制一直很严格。2018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求,要严格执行机构限额、领导职数、编制种类和总量等规定,不得擅自增加编制种类,不得突破总量增加编制。2023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进一步明确要精减中央和国家机关人员编制,要求各部门人员编制统一按照5%的比例进行精减。对于编外人员的管理,起码在政策层面,同样是趋紧。2018年的文件也明确提出,要严格控制编外聘用人员,从严规范适用岗位,职责权限和各项管理制度。只不过,少见公开的清理规范行动。

深一度检索信息发现,近两年,较早开展清退工作的是湖北省监利市。2022年9月,当地官方账号就发布了“动真格,监利首次清理规范机关事业单位编外人员”的通知。当年3月,监利市委编办对市内的编外聘用人员数目做过一次排查,统计出编外人员的数量占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的1/3。通知指出,清理清退是为了规范全市机关事业单位用人行为,节约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通知明确,清退工作将持续到2025年11月22日。

进入2023年,湖北十堰、内蒙古鄂尔多斯、黑龙江哈尔滨等地都开始进行编外人员的清退工作。一些地方的清退也的确带来了成效。湖北十堰2023年4月发布了清理规范工作的阶段性成果:共清理规范编外人员326人。这意味着,当地节省了大约1500万元的财政支出。

陈静文私下找人看过领导口中“缩编”的红头文件。文件只是提到,要减少财政支出,避免浪费,不能再招人,但没有明文规定要马上解聘合同工,她也无从得知清退的具体标准。

陈静文说,她从不拉帮结派,除了工作,其他的事情一律不多嘴——在体制内小心谨慎地周旋也没有真正帮到她。后来的进展更让她觉得“被社会狠狠地上了一课”,这次清退,最后只走了她和那个女生,另外两个“平常和领导关系好”的男同事,一个工作九年多,一个六年,既没转劳务派遣,也没有被清退。

秦雯也反思,是不是自己平时太“埋头干活,没有抬头看”,所以才会成为被清退的那个。失去了构筑在“稳定”之上的工作,她整夜睡不着觉,一直哭。采访中,她细数着自己兢兢业业的过去,“回家都是24小时待命,随时等领导电话安排任务。”工作八年,她自觉“日常大家都很喜欢我,感觉(喜欢)不是假的”,她始终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突然地、丝毫不被尊重地就被“轰走了”,那些她以为关系还不错的同事,在她离开后,也逐渐不联系了。被清退后,她尝试过卖车险,也面试了物业客服的岗位。对方以她超过三十岁、年龄大为由,拒绝了。

广东一位工作了16年,同样也在2023年被清退的编外人员赵丽媛最想知道,“怎么界定、如何衡量清退谁?”更重要的是,负责清退的领导究竟有没有私心?据她了解,在她被清退后,此前离职的一位编外人员又重新回到了岗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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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编制考试的竞争也越来越大

得到的、失去的

以劳务派遣的方式在山东一个“国家单位”工作了7年的吴晨晨,虽然还没有被清退,但一直“提心吊胆”。

7年前专科毕业,应聘这个单位时,她“非常天真”,对事业编、非事业编的界限认知模糊。她所在单位的用人合同有三档,最好的是在编;其次是和分公司签聘用合同;最差的就是以劳务派遣的形式签的第三方合同——她就是这种。但她相信,只要自己认真工作,一定会出头。

开始的时候,作为货场保管员,她在两年之内就拼到了班长的位置,大领导来检查,总是她负责迎接、讲解。

但后来她发现,去外地培训、开会的机会永远轮不到她。她想争取和分公司签合同,得到的回应却是,“你找不到人弄不到”。她想入党,拿着自己参加志愿活动、做公益的记录给领导时,对方答复她,选了另一个人,理由是“人家是在编的,就要优先考虑,你那些都没有用”。周遭的环境也越来越强势地提醒她有无编制的不同,换领导之后,事业编和非事业编原本统一的饭卡,也换了两种不同的颜色来区隔。

她终于意识到一个现实——自己看似被需要,其实就是一个边缘的透明人,“别人看不见我。”

她只有过一次“被看见”的机会,但结果更差了。三年前,她被调到了本单位的应急部门做调度,去之前,领导允诺她当主管。很快,部门改革,没有了主管的岗位,她又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值班员,至今如此。吴晨晨形容现在的岗位,“完全是一个闲职”,她负责应急、调度工作,日常“除了看监控也没什么别的活儿”。

看着越来越多清退的新闻,吴晨晨清晰地感知到编外人员面临的解聘风险,她很想出去拼一拼,但又害怕外头的不确定性——怕裁员,怕公司经营不善倒闭。在稳定的体系工作了七年之后,尽管只是作为编外人员,吴晨晨觉得还是和外面不一样,毕竟现在是在给国家打工,虽然只有三千多块的工资,但起码“国家单位”不会突然倒闭。

只是,当她想要改变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丧失了直面变化的勇气和能力。最大的挫败感也来源于此,电话里,吴晨晨有点哽咽地说,“我不知道我这种比较差的人应该找什么工作”。

刚参加工作时,她并没有因为自己的专科学历而觉得低人一等,现在,自卑感越来越强烈。她想升本科,咨询后才知道,即便通过专升本的考试,升入本科之后,如果想要获得学士学位,还必须考学位英语。“想救一救自己”,但她总是无法投入学习,温水煮青蛙这么多年,她没学到什么新技能,考过几次本单位的编制,都失败了。

更沮丧的是,临近30岁,她发现,那个积极、阳光的自己消失了,“我的感觉是自己变得越来越差”。在仓库保管员那两年,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在货场经常刮伤,她也觉得值得。吴晨晨说,现在,哪怕什么都没干都很累,患得患失的,看不到希望。

稳定的过去再也回不去了。38岁的赵丽媛被清退后,来到一家小公司做前台,单休,没有五险一金,也没有其他福利,她内心落差非常大。

在“体制内”的16年间,她享受着便宜的饭堂,早餐2块、午饭4块,还有可以午休的宿舍。工作也简单,负责迎接创文、应对突击检查等,大多是“不用过脑的”执行工作。现在,做一份一小时的会议记录对她来说都很费劲,领导讲得太快,没重点,她跟不上,只能录下来,会后再整理。以前开会她都是“坐在那里玩”,现在“要认真听了”。她没办法适应,工作三个多月后,就从这家小公司辞职了。

被清退时,赵丽媛只拿到了一个月的赔偿,有人建议她“硬刚”,她不敢。爱人也在体制内,她怕影响爱人的前途。更重要的是,她对“体制”心怀感激,几年前,赵丽媛身患疾病,严重到无法工作,但单位一直保留着岗位,每个月还给她发工资。现在,她只想再次进入“体制”内,考编制是不可能的了,她已经超过了35周岁的上限,但编外或许还有机会,她说:“不在乎钱多钱少,在外面太难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北青深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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