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退潮下的「編外人」

在更為人熟知的語境中，他們有個共同的名字，叫做「合同工」。明面上，他們與在編員工坐在同一個辦公室，但他們的工資、福利待遇或許低於在編同事，工作內容也可能更瑣碎。即便如此，過去，他們堅定地相信，雖然沒有編制，自己所從事的還算是一份穩定，甚至稱得上「好」的工作——給政府打工，起碼比外面的公司穩定。

然而在過去一年多時間，「清理規範編外人員」逐漸從傳聞變成越來越廣泛的行動。看着越來越多清退的新聞，他們心中的「確定性」被動搖了。有人雖然還在崗，卻已清晰地感知到被解聘的風險，想出去拼一拼，但又恐懼於外面的不確定性，左右為難；有人在超過35歲的年紀被清退，人生好像一下子沒有了餘地，求職毫無競爭力；還有人做慣了「不用過腦」的執行工作，連做實時會議記錄都成了巨大的挑戰。

直到這一刻，他們才意識到，在「編外」這個並不牢靠的保護罩里工作了五年、八年、十幾年甚至更久之後，自己已經喪失了直面變化的勇氣和能力。

多地開展「清理規範編外人員」行動

被清退

2023年9月，秦雯工作第八年，和河北一家單位一年一簽的勞動合同到期了，直屬領導讓她「先回家等等（續簽消息）」——好像也是可以解釋得過去的理由，秦雯聽話地回了家。離開前，領導讓她簽了一份離職單，她並沒有注意到，上面的離職原因寫的是：自動離職。

幾天後，秦雯所屬的勞務派遣公司打來電話，通知她解約。她再想去工作單位找領導，已經不被允許入內，還被踢出了工作群聊。就連離職要帶走的東西，她都只能托之前關係好的同事打包好送到大門口。沒來得及和相處八年的同事們告別，她就「灰溜溜地走了」。後來，她才意識到，幾天前，領導的那一番話已經預示着，自己事實上「被清退了」。

進入2024年，各地對編外人員的清理規範工作依然在進行中。在福建龍巖一所學校工作的一位編外人員表示，他們已經「摸底」了。她說，以前對聘用人員的統計，只需要報一下人數和以什麼方式聘用即可。今年年初，當地人社局下發了詳細的表格，要求統計聘用人員包含獎金、福利、補貼以及五險一金在內的年收入。

秦雯在社交軟件上找到有相似經歷的人，她發現自己好像更慘一點，其他網友雖然也被清退，但單位給了賠償，還可以領到失業金。她去當地社保局諮詢之後才知道，自己離職單上籤的自動離職意味着，被迫離開這個工作了八年的地方，她不僅沒有得到任何賠償，也無法領取法定的失業金。她感覺自己像是「被騙了」。

在東北一所高校做行政的女孩被學校以「背調」為由相威脅，迫使她主動辭職。學院領導對她感謝一番之後，很直白地說：不再續簽合同，希望她主動離職，否則下一份工作背調的時候，就把這兩年來，她在工作中的大小失誤都說一遍。她不得已提交了離職報告，這份報告被逐層審查，連她寫到的「工作認真負責」的內容，都沒能被允許保留。

還有一些人，被迫周旋於誰留誰走的算計中，最終也無法改變結局。陳靜文在統計系統下屬的西南地區一個縣城的調查隊工作了八年，勞動合同與單位直簽，調查隊一共十一個人，她是四個編外人員之一。

大學剛畢業的時候，她考了兩次編制，都過了筆試，但在面試環節被刷下來，她只能先找個班上。她生活的縣城企業很少，同齡的朋友除了在體制內工作，就是做生意，沒有太多選擇。結婚有了兩個孩子之後，她覺得這個編外崗位也挺好，有交五險一金，還有時間帶小孩，就這麼幹到了現在。

2023年6月的消息是，包括陳靜文在內，四個編外的合同工要轉成公益性崗位。在當地，這類崗位由人社局支付70%左右的工資，可以分擔很大一部分本單位的工資支出。但根據規定，如果轉成公益性崗位，社保必須停繳三個月，他們不同意。陳靜文說，公益性崗位工資低，社保交得也很少，公積金、醫保完全沒有。

轉崗的事情就這麼擱置了。一個月後，陳靜文和另一個編外的女生被領導叫到辦公室。這是一次看起來非常正式的談話。在場的有三個領導，大領導明確表示，公益性崗位轉不了了，財政緊張，必須辭退她們倆。

「你們是什麼標準？」——對於陳靜文的疑問，領導回答，按照工齡。

陳靜文工作8年，在四個編外人員中，她的工齡排第二。她覺得，如果這是標準，不可能輪到自己。領導模稜兩可地應付着她的追問，「也要考慮工作的重要性……」她無法認同，從會議室出來後，又一個人單獨回去，表達了對清退的不滿，她直言，這種標準不明的清退，就是在針對自己。

領導的態度突然變了。陳靜文回憶，當時，其中一個領導把會議室的門關了。大領導隨後解釋，他們只想讓另一個女生走，因為那個女生來的時間最短。之所以讓陳靜文一起，是擔心只讓另一個女孩走，女孩會有情緒，「事情就不好辦了」。領導還寬慰她，非常認可她的工作，讓她「放放心心地在這裡上班」。

陳靜文相信了領導的話，「我覺得領導說話應該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是真實的，一個單位三個領導都在，應該不會騙人吧。」

監利是近幾年較早開展清退工作的城市

隱秘的、龐大的

又一個多月過去了。陳靜文收到的通知突然變成，工齡10年以上的不用清退，沒滿10年的轉勞務派遣。她沒有同意。8月底的一天，臨近下班，她又被叫進會議室，領導開門見山地告訴她，因為她不同意轉勞務派遣，單位要和她解除勞動合同，陳靜文只拿了三萬多元的賠償。

在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呂芳看來，像陳靜文這類政府編外工作人員可以被稱為「影子雇員」。她在《中國地方政府的「影子雇員」與「同心圓」結構》一文中提到，這些人由政府以「聘用工」、「派遣工」等形式聘用，承擔本單位的部分崗位職責，支出大多由財政預算負擔，卻缺乏固定編制。目前，很難找到關於編外人員數量的確切統計數據，大多只是估算，我國實際上由國家財政供養的公務員和准公務員性質的人員超過了7000萬，其中非編制管理人員超過2000萬。

在一些地方，想要獲得編外的崗位也要經過篩選。一個在江浙地區的縣城司法所做社區矯正工作的編外人員說，她報考的崗位的考試內容、流程和考編幾乎一樣，難度雖然比考編低很多，但因為不限制專業，學歷門檻低，大專以上就可以報名，所以各個年紀層都有，競爭也不小。她參加考試時，有超過250個人參加考試，最後只錄取了8個人。

進入編外只是她過渡期的選擇。2022年大學畢業，她在一個律所工作一年多之後，決定回老家考公。這個崗位剛好也在招聘，她順道報了名，一邊上班一邊備考。她說，這份工作「性價比非常低」，工作內容雖然不複雜，但很繁瑣，她要管理20多個服刑結束、回到所在地的緩刑人員，每日查看他們的軌跡、定位；出現異常第一時間核實；定期走訪本人以及相關的保證人。工資每月一千多元，單位只負責社保和醫保，沒有其他福利。她所在的部門一共14人，只有3人是在編的。

在呂芳的研究中，「影子雇員」規模龐大。就某中部省會城市一個常住人口126萬的區，截至2014年9月，全區1188名政府工作人員中，「影子雇員」的人數就達到了692名，超過半數。而行政編、事業編分別是186名、313 名。

基層政府具有較為明顯的「編外膨脹」問題是一個共識性的結論。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岳嵩在《「編外管理編制化」，能否抑制基層政府的「編外膨脹」?》一文中分析，「編外膨脹」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屬地管理的事務範疇不斷擴張，基層政府的治理性壓力越來越大，必然要通過增加人手來落實各類工作，但編制管理在機構改革的「精簡」導向下堅持「只減不增」的原則。基於此，基層政府會以「編外」的方式招聘工作人員，來消解基層治理的負擔。

過去幾年，對編制的控制一直很嚴格。2018年《中共中央關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明確要求，要嚴格執行機構限額、領導職數、編制種類和總量等規定，不得擅自增加編制種類，不得突破總量增加編制。2023年9月，國務院印發了《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進一步明確要精減中央和國家機關人員編制，要求各部門人員編制統一按照5%的比例進行精減。對於編外人員的管理，起碼在政策層面，同樣是趨緊。2018年的文件也明確提出，要嚴格控制編外聘用人員，從嚴規範適用崗位，職責權限和各項管理制度。只不過，少見公開的清理規範行動。

深一度檢索信息發現，近兩年，較早開展清退工作的是湖北省監利市。2022年9月，當地官方賬號就發布了「動真格，監利首次清理規範機關事業單位編外人員」的通知。當年3月，監利市委編辦對市內的編外聘用人員數目做過一次排查，統計出編外人員的數量占全市機關事業單位在編人員的1/3。通知指出，清理清退是為了規範全市機關事業單位用人行為，節約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通知明確，清退工作將持續到2025年11月22日。

進入2023年，湖北十堰、內蒙古鄂爾多斯、黑龍江哈爾濱等地都開始進行編外人員的清退工作。一些地方的清退也的確帶來了成效。湖北十堰2023年4月發布了清理規範工作的階段性成果：共清理規範編外人員326人。這意味着，當地節省了大約1500萬元的財政支出。

陳靜文私下找人看過領導口中「縮編」的紅頭文件。文件只是提到，要減少財政支出，避免浪費，不能再招人，但沒有明文規定要馬上解聘合同工，她也無從得知清退的具體標準。

陳靜文說，她從不拉幫結派，除了工作，其他的事情一律不多嘴——在體制內小心謹慎地周旋也沒有真正幫到她。後來的進展更讓她覺得「被社會狠狠地上了一課」，這次清退，最後只走了她和那個女生，另外兩個「平常和領導關係好」的男同事，一個工作九年多，一個六年，既沒轉勞務派遣，也沒有被清退。

秦雯也反思，是不是自己平時太「埋頭幹活，沒有抬頭看」，所以才會成為被清退的那個。失去了構築在「穩定」之上的工作，她整夜睡不着覺，一直哭。採訪中，她細數着自己兢兢業業的過去，「回家都是24小時待命，隨時等領導電話安排任務。」工作八年，她自覺「日常大家都很喜歡我，感覺（喜歡）不是假的」，她始終無法理解，自己為什麼突然地、絲毫不被尊重地就被「轟走了」，那些她以為關係還不錯的同事，在她離開後，也逐漸不聯繫了。被清退後，她嘗試過賣車險，也面試了物業客服的崗位。對方以她超過三十歲、年齡大為由，拒絕了。

廣東一位工作了16年，同樣也在2023年被清退的編外人員趙麗媛最想知道，「怎麼界定、如何衡量清退誰？」更重要的是，負責清退的領導究竟有沒有私心？據她了解，在她被清退後，此前離職的一位編外人員又重新回到了崗位上。

近年來，編制考試的競爭也越來越大

得到的、失去的

以勞務派遣的方式在山東一個「國家單位」工作了7年的吳晨晨，雖然還沒有被清退，但一直「提心弔膽」。

7年前專科畢業，應聘這個單位時，她「非常天真」，對事業編、非事業編的界限認知模糊。她所在單位的用人合同有三檔，最好的是在編；其次是和分公司簽聘用合同；最差的就是以勞務派遣的形式簽的第三方合同——她就是這種。但她相信，只要自己認真工作，一定會出頭。

開始的時候，作為貨場保管員，她在兩年之內就拼到了班長的位置，大領導來檢查，總是她負責迎接、講解。

但後來她發現，去外地培訓、開會的機會永遠輪不到她。她想爭取和分公司簽合同，得到的回應卻是，「你找不到人弄不到」。她想入黨，拿着自己參加志願活動、做公益的記錄給領導時，對方答覆她，選了另一個人，理由是「人家是在編的，就要優先考慮，你那些都沒有用」。周遭的環境也越來越強勢地提醒她有無編制的不同，換領導之後，事業編和非事業編原本統一的飯卡，也換了兩種不同的顏色來區隔。

她終於意識到一個現實——自己看似被需要，其實就是一個邊緣的透明人，「別人看不見我。」

她只有過一次「被看見」的機會，但結果更差了。三年前，她被調到了本單位的應急部門做調度，去之前，領導允諾她當主管。很快，部門改革，沒有了主管的崗位，她又變成了一個普通的值班員，至今如此。吳晨晨形容現在的崗位，「完全是一個閒職」，她負責應急、調度工作，日常「除了看監控也沒什麼別的活兒」。

看着越來越多清退的新聞，吳晨晨清晰地感知到編外人員面臨的解聘風險，她很想出去拼一拼，但又害怕外頭的不確定性——怕裁員，怕公司經營不善倒閉。在穩定的體系工作了七年之後，儘管只是作為編外人員，吳晨晨覺得還是和外面不一樣，畢竟現在是在給國家打工，雖然只有三千多塊的工資，但起碼「國家單位」不會突然倒閉。

只是，當她想要改變的時候，發現自己已經喪失了直面變化的勇氣和能力。最大的挫敗感也來源於此，電話里，吳晨晨有點哽咽地說，「我不知道我這種比較差的人應該找什麼工作」。

剛參加工作時，她並沒有因為自己的專科學歷而覺得低人一等，現在，自卑感越來越強烈。她想升本科，諮詢後才知道，即便通過專升本的考試，升入本科之後，如果想要獲得學士學位，還必須考學位英語。「想救一救自己」，但她總是無法投入學習，溫水煮青蛙這麼多年，她沒學到什麼新技能，考過幾次本單位的編制，都失敗了。

更沮喪的是，臨近30歲，她發現，那個積極、陽光的自己消失了，「我的感覺是自己變得越來越差」。在倉庫保管員那兩年，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在貨場經常刮傷，她也覺得值得。吳晨晨說，現在，哪怕什麼都沒幹都很累，患得患失的，看不到希望。

穩定的過去再也回不去了。38歲的趙麗媛被清退後，來到一家小公司做前台，單休，沒有五險一金，也沒有其他福利，她內心落差非常大。

在「體制內」的16年間，她享受着便宜的飯堂，早餐2塊、午飯4塊，還有可以午休的宿舍。工作也簡單，負責迎接創文、應對突擊檢查等，大多是「不用過腦的」執行工作。現在，做一份一小時的會議記錄對她來說都很費勁，領導講得太快，沒重點，她跟不上，只能錄下來，會後再整理。以前開會她都是「坐在那裡玩」，現在「要認真聽了」。她沒辦法適應，工作三個多月後，就從這家小公司辭職了。

被清退時，趙麗媛只拿到了一個月的賠償，有人建議她「硬剛」，她不敢。愛人也在體制內，她怕影響愛人的前途。更重要的是，她對「體制」心懷感激，幾年前，趙麗媛身患疾病，嚴重到無法工作，但單位一直保留着崗位，每個月還給她發工資。現在，她只想再次進入「體制」內，考編制是不可能的了，她已經超過了35周歲的上限，但編外或許還有機會，她說：「不在乎錢多錢少，在外面太難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北青深一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