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嘉蔚兄从微信上发来一份《邀请函》，他的巨作《巴别塔》完成了，于10月15日开庆祝聚会。看《邀请函》介绍，这次活动将非常隆重，有专业摄影队来拍摄，按礼仪我应该送花篮去祝贺，无奈数月前已定了去夏威夷度假的邮船，改期不得，只得撰此小文，预资恭贺。
遥想当初嘉蔚拿著样稿给我讲述画《巴别塔》构思的场景，不觉已过二十二年了，二十二年来，他为《巴别塔》反复构思，反复提炼，反复修改，其匠心之苦，令人起敬；二十二年来，不管是他的旧居还是新居的画室，我去过许多次，每次聊天，总离不开听他讲述画《巴别塔》的进展；三十馀年和他交往的时间里，欣喜地看到他生活环境的改善，画室从Marricklle教堂边破旧的车库，简陋的梯架，到Bundena古色古香的西班牙旧居，再到海边的豪宅画室……高兴地看到他的画艺和他的成名度一样，不断攀升……
（二）
我和嘉蔚同是“六四”前后，来澳洲四十千人中的一员，彼此相识已三十多年，命运起落，个中甘苦，一一忆来，不由唏嘘。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已经记不得何时与嘉蔚结识，或许是在戚欣家，或许是在王旭家，或许是在某处公众场合……提起戚欣，我不免要打横几句。
戚欣也是嘉蔚的朋友，原是上海工艺品厂的工艺师，他传承爷爷的微雕手艺，能在米粒大小的象牙上刻《波罗蜜多心经》和《千字文》。刚来悉尼时，他因谋生所迫，去工厂打工。他担心爷爷的手艺在他手里失传，回家后经常落泪。他的太太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知道后安慰丈夫说：“戚欣，我去车衣厂打两份工，你在家继续刻微雕，刻成就卖给我，二十元一枚，给你当零花钱……”戚欣有贤妻相夫教子，是四十千人中较早买房的一个。前些年我在上海碰到他，知道他在近郊开设一间文具工厂，业绩不错，当我问起他太太时，他眼眶湿润，哽咽著说：“因操劳过度，前些年去世了……”
谈到王旭，他也是嘉蔚的朋友，刚来时他俩和一位姓胡的朋友，三人合作开了一家画廊，给人画头像。后来他俩被姓胡的欺负了，闹到警察局，我在小说《他乡演义》中，曾写过这段故事。王旭也是四十千人中买房较早的一个，他迁入新居后，开了一场PARTY，请了不少朋友，记得黄苗子和郁风都去了。我已有好久没见王旭了，据传他近年记忆衰退得厉害，容易遗忘，在这里我祝他老而弥坚。
一九九五年夏秋季，王旭家开了一次PARTY，大家谈得很欢畅，我说：“我家祖有训，儿孙不得参加任何党派团体……”不久我创建了“上海同乡会”，后来嘉蔚在报上撰文，调侃我说信辞旦旦说不参加任何党团的王亚法，现在黄袍加身，当起会长来了……若干年后我俩笑谈起此事，非常戏谑。
一九九二年左右，嘉蔚住在Marrickville教堂后的一座老房子里，一次我去探望他，他正在作画，车库是他的画室，玻璃钢屋顶的光线暗淡，室内异常闷热，他在一架简陋的电风扇旁挥汗作画。他见我进门，踢过脚边的一只牛奶箱请我坐下。我说嘉蔚你这里的条件太艰苦了，他抹著额头的汗水说：“这里不错，地方大，我在中国连这么大的作画场地还没有呢！”
一次嘉蔚来电，说黄苗子和郁风二老在他家中，要我帮忙送他俩去Chastwood。我赶到时，他正在院子里，给俩位老人的画像拍照。
在送二老去Chatswood的车上，我听黄苗子说“二流堂”的故事，说到吴祖光时，我问：“吴祖光老师如何出不来？”他说：“台湾好几次邀请吴祖光去访问，共产党就是不放，那时离“六四”不久，海外人都敢大胆说话。我说：“我写了本讽刺毛泽东的荒诞小说，取名《红都妖孽》因为太尖锐，不敢发表。”
老人家说：“有什么不敢的，最多不回去！”那时的老人家说话很大胆，几年后他回北京，我去朝阳门的府上拜访他，他老说话就很谨慎了……
在什么环境里说什么话，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言不由衷的悲哀。
有件非常的有趣的事值得补说，那时不少人刚考了驾照，买了二手汽车，相约周末去WatsonsBay玩，那天嘉蔚王蓝夫妇也去了。那时还没有GPS，大家都是新来咋到，又都是驾车新手，不认路，一队二手车，引擎排气管声音洪亮，浩浩荡荡，不断开错路，像调龙灯一般反复折返，闹了不少笑话，现在想来颇是好笑。
有一次一位香港画商来悉尼，要我介绍认识嘉蔚，请他吃饭。那天他穿双高统皮靴，双肩包，健步橐橐，和我一起来到唐人街的“金门饭店”，（当年的金门饭店，在唐人街的东头，是一家非常阔气的酒店，现已改建新楼了），刚踏上台阶，橐橐的皮靴声突然停住。我回转头，只见他双手握著双肩包背带，认真问：“亚法，今朝啥人请客？”
我答：“香港老板。”这时他才迈开脚步，放心进去，回想这副情景，非常好笑，这也表明，当初我们四十千人刚来时的艰难囧境。
（三）
一九九七年，嘉蔚夫妇搬到Bundena，那是一处幽静的所在。他在老宅旁新建了一幢颇为敞亮的画室，这是他画《巴别塔》开笔的初始地。我和上海同乡会的一批朋友常去他家光顾，尤其是上海同乡会的现任会长沈唐生，他是嘉蔚的粉丝，每次必去，前一阵他发来一张和嘉蔚的三人合影，照片上的人都非常年轻，对比现在的模样，昨日少年今白头，有说不出的感伤。
嘉蔚搬进新居后养了一条叫比利的白色大公狗，比利见女客来它喜欢扑上前亲昵，有些流氓。嘉蔚是个安分守己的男人，几十年埋头作画，没有绯闻，算他的比利阿代他风流吧。
嘉蔚搬到Bundeba的时候，正逢我婚变，我情绪不好时，常驱车去和他诉苦，有时他留我住上几天。他把我的临时住所安排在楼下的房间里，一席地铺，玻璃门外是院子，早晨大公狗比利卷伏在玻璃门外，我偃躺在地铺上，和它四目相望，用心灵叹息单身汉的苦恼。
嘉蔚劝我养狗，说狗通人性，可以给人心灵藉慰。我以后领养的吉娃娃Lisa，就是受了他的鼓说。
嘉蔚是大白狗的主人，也是大白狗的奴仆，大白狗的饮食都由他伺候。
有则笑话可堪喷饭，一天开午饭前，王蓝摆开碗筷，对嘉蔚说：“快叫亚法吃饭！”
也许每次吃饭前，先喂食大白，是嘉蔚的习惯，他条件反射地端起狗食盆往楼下去。
王蓝大喝一声：“嘉蔚，你先请客人，还是先喂狗呀！”
嘉蔚一惊，赶紧放下狗食盆，三人放声大笑。
说实话，嘉蔚作画的写实功夫堪为一流，但他的烹饪手艺却不敢恭维，我吃过很多次他做的饭，却评分不佳，影响最深的是他烹的黄芽菜煮年糕——我一口下去就吐了出来，调侃说：“嘉蔚啊，你放的盐比年糕还多!”
写嘉蔚不能不写王蓝。
我手边有本王蓝的精美中英文画册，她的丙烯画色块浓艳，抢眼夺目，装设味重，接近西洋风格，很隽永耐看。
王蓝嫁给嘉蔚是幸福的，夫唱妇随，相得益彰，然而嘉蔚名声太大，犹如乔木的树荫覆盖了灌木的枝叶，王蓝的画名被嘉蔚盖住了。
嘉蔚在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作《建安七子》前，给我电话，说王蓝廉价买了一大袋布料，做了许
多件汉服，要我去试穿，扮演曹操。那次装扮非常发噱，我穿上王蓝做的汉服，手拿木棍作权仗，嘉蔚剪开两只纸盒子，做了一双汉履，给我穿上，让我装模作样，过了一次做魏武王的瘾头。
嘉蔚和王蓝，两位艺术家居住在Bundena这个海外桃源之处，相敬如宾，昆乱不挡，如被他祖上写《浮生六记》沈三白知道，一定会惊羡不已。
(四）
男人分文武两种，第一种武的，如林语堂所说，聚在一起，喜喝酒、吃肉、骂娘；第二种文的，聚在一起，喜谈政治、好臧否、吹自大。
我和嘉蔚属于第二种。
那年头社会上盛传艾培《叫父亲太沉重》一书，有人说艾培是周恩来的私生女，也有人说她是骗子……
某次闲聊，嘉蔚自诩画过许多周恩来的头像，分析过上千张周恩来的照片，能记住周恩来脸上的每块老人斑。于是我说：“你不妨对艾培的照片闭目寻思，除去她头颅上的皮肉，把骷颅和周恩来的骷颅对比有什么不同？”
他沉思一下，给了我答案。
当然，我不便在这里把答案写上，因为我每年要回国吃蟹赏菊，探望老友，说多了要惹麻烦，你懂得……
嘉蔚虽然没有参加任何华人社团，但他却非常关心这里侨团的动态。
那年劳丁和我争当“上海同乡会”会长，暗下使阴谋，下绊子，结果我输了。事后沈唐生对我说，嘉蔚早就分析过，你斗不过劳丁，一定会输的。我问，他何以见得？沈唐生说，嘉蔚分析，劳丁是毛泽东，你是蒋介石，凭这一点你就一定输给他。我听罢哈哈大笑，嘉蔚到底是读懂现代史的人。
说到这里，我又要离题唠叨几句：为了争当会长，劳丁给上海静安分局写匿名信，我被拘留一夜。回到悉尼，刘领事劝我退位，我主动辞去会长职务。沈唐生又来告诉我，说嘉蔚夸你明智，懂得进退，没有逞强。我哈哈一笑说：“我岂敢逞强，他有背景，我若逞强，岂不和薛蛮子一样，回国被抓住，以嫖妓罪押上电视台出丑，回到悉尼，岂不要被弟兄们吐口水骂死……”
过些年，劳丁挂了。我的对手死了，心中不免怅然，就像当年老蒋挂了，老毛彻夜难眠，失去弈棋的对手一样。我写了一首《长相思》在报上登广告送他：“你害我，我无损，欢天喜地度馀生，心无芥蒂痕；你火化，进鬼村，凄凉悲苦多自问，来世做好人。”
劳丁死后，我创建的“上海同乡会”正是Controller所希望的，已经分裂成两派，这时两派兄弟都来劝说，希望我出山……
这时沈唐生又告诉我说，外边都在猜测你会不会出山，嘉蔚说，如果亚法出山，脑子一定出问题了……
听完沈唐生的话，我大声击掌：“我岂会出山……知我者嘉蔚也！”
（五）
二零零八年，王旭画了几十幅右派的遗像，由冯崇义主持，在UTS开“反右五十周年研讨会”，那天请来了大右派储安平的公子储望华，和嘉蔚一起坐在主席台上。储望华住墨尔本，是著名的钢琴演奏家。因我在网上看到中共早期头目张东荪的孙子张鹤慈网上的文章，说储安平释放后回家，带回一只羊。孩子们与他割裂，他只得与羊说话，又说储望华曾在悉尼歌剧院弹演奏《东方红》和《黄河大合唱》，张鹤慈因之与他割席，语气颇为激扬，我读罢非常生气……
没等储望华发言完，我就起立提问：“储先生，请问你当初在Opera house弹奏《东方红》时，有什么感想？”
我的问题炸了锅，储望华生气地断然回答：“没有！”
会场起了骚动，研讨会也就不了了之。
储望华是嘉蔚的好朋友，晚上嘉蔚给我电话，他很生气，说我不应该砸场子。我说：“这事与你无关，我最瞧不起的，就是不记杀父之仇、夺妻之恨的男人……”说罢挂断电话。
现在想来，我那天冲动，大可不必，冯崇义调侃我是“六十多岁的愤青作家”——很符合我的个性。但愿储望华先生看见我的文章，能谅解我的鲁莽。
还是嘉蔚气量大，半年多后，他主动给我电话，邀请我去作客，继续听他讲修改《巴别塔》的故事，谈建设新居的计划……
我和嘉蔚是同代人，在同样的政治环境中长大，但因不同的成长背景和家庭教育，嘉蔚的性格比我温和，涵养比我好，我崇拜阮籍，性格偏颇，经常以“青睐”看人，以鼻子嗤气，容易得罪人。
那天他陪我去参观正在打基础的新居。新居地处高坡，背海靠路，风水很好。他指著旁边的一块空地，说这块地：“大约八十万，你有兴趣，可以拿下。”
我说，我年逾七十，一动不如一静，还是信奉蒲公英的生存原则，随风而安，落到哪里就在那里生根吧。
（六）
嘉蔚为我画了一幅肖像，非常传神，朋友们见了都很羡慕。不少人私下猜测，有的甚至直接问，你付给嘉蔚多少润笔，其实我俩根本没有金钱交易，完全是友情往来。（附两张肖像照;1,肖像，2.两人在肖像前）
起始是这样的，那天我和沈唐生一起在嘉蔚Bundena的旧居，午饭后我俩和嘉蔚夫妇一起聊天，聊著聊著，就聊到了即将落成的新居。
王蓝说：“嘉蔚，这次算下来，还差你画室铺木地板的钱。”
嘉蔚说：“那就用塑料漆吧。”
我听罢，插嘴说：“不行，嘉蔚，画室和书房一样，除睡觉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里边，新房靠海，湿度高气温低，塑料漆不保温。”
嘉蔚说：“暂时先用塑料漆凑合著吧。”
我说：“嘉蔚，你画室的地板，算是我送你乔迁新居的礼物。”
嘉蔚坚持：“不行！”
我说：“朋友有通财之义，没关系！。”
嘉蔚还是坚持说不行！
我就说：“那就这样吧，地板我送你，方便时你给我画张肖像，不画也没有关系，时间不论，留著将来给我开追悼会用。”
就这样说妥了——
两人在构思画面背景时，拟定我装扮民国人物。为此我特地去台北定制一件长衫，配上张大千坐的藤椅，后背悬一块启功题的“半空堂”匾额，两旁挂一副张大千的对联。
开笔前嘉蔚仔细地研究了我的照片，说我的气质极似孔祥熙，神形俱似。
哈哈，上次演曹操，过魏武王瘾，这次装孔祥熙，过中华民国财政部长和行政院长的瘾，和艺术家一起玩，真有趣！
画成，沈唐生兄拿去装框，他是HURSTVILL“阳光画廊”的东主，死活也不肯收钱，让我欠他一份情，这就是关于肖像的全部故事。
我在此立誓：他年如成立“沈嘉蔚纪念馆”或“沈嘉蔚美术馆”，我愿将此画捐出——因为她是四十千蒲公英花絮，飘落到澳洲大地上衍生出的一朵小花，文人惺惺相惜的见证。
（七）
自从嘉蔚的《我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在墙内溅起浪花后，Controller自然会向他摇拽橄榄枝，于是盛名之下，谤亦随之，斗士们的阵营里，发出嘉蔚被招安的窸窣声。
胡适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我认为嘉蔚是位能容忍的画家，不是斗士，如果他做斗士，其命运将会和罗刹国千万菁英一样，被强权塞进刻意遗忘的垃圾袋，这将是非常可惜的事……
嘉蔚是四十千来澳者中的菁英，是我们群体的荣耀，他有道德良知，心明如镜，没有成为居澳三十年合唱队的一员——替刽子手擦洗指缝间的血迹。
纵观历史，古今中外，天才者中的矮个子不少，政治家有：拿破仑（1.68）、斯大林（1,64）、陈独秀（1.63）、当下的泽连斯基（1.64）……艺术家有：梵高、卓别林、毕加索（1.64）、张大千（1.62）鲁迅（1.61）……嘉蔚和陈独秀（1.63）等高，肖鼠，“尖嘴猴腮”，鼠般聪明（引号中词是他在《自说自画》P005中的自我调侃）。
凡是天才，都是由先天的秉赋，加上后天的勤奋才成功的，嘉蔚也是这样，他几十年滚在颜色中，好色成性，佳作不断，光画这幅《巴别塔》就投下二十二年时间，他的毅力和执著站在脚手架上，使我想起米盖朗琪罗画西斯廷教堂天顶的故事。
为完成艰难的工程，米盖朗琪罗在脚手架上四年不曾下来，当他完成作品，爬下脚手架，脱下靴子时，脚上蜕下的死皮，粘满了整个靴子……
我和嘉蔚君子是之交，心有灵犀，有些话只要点明话题，便心照不宣，彼此意会。
我曾跟他说：“你是有作品传世之人，你画红色题材要暗藏点关巧，好给日后作解说，不要被子孙垢言……”他诡秘一笑，尽在不言中。
为写这篇小文，我花了两天时间读完他送我的《自说自画》，因此书在墙内出版，难免有言不由衷之处，陈丹青的序言亦复如此。查阅网上陈丹青为嘉蔚写的另一段文字，要隽永得多，有兴趣者，可上“百度”查阅，恕不赘言。
和嘉蔚相交三十馀年，打开光阴的标尺，往前看已不可能再由那么多光阴了，趁我尚未老年痴呆之前，将点滴回忆，撰成小文，以不忘彼此三十馀年相交之情也！
嘉蔚为我画肖像，我为嘉蔚写漫话，彼此打趣，调侃作乐，为我辈南渡四十千留学生的文坛，留下一段佳话。
二0二三年十月二日于食薇斋北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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