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这十年》之一：悄然自杀的中国农村老人

在今年夏天爆红的一个视频中，村里的老人“二舅”总有办法在异常困难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被小粉红们当作正能量的鸡汤。不过，像“二舅”这样的老人能够活下来实属幸运。数据显示，中国老年人的自杀率在世界上排第二位，而中国农村老人的自杀率是城市的两倍。这些农村老人为什么选择自杀?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前，我们来看看政府号称已经全面脱贫的中国农村的现状。《习近平这十年》系列特别节目第一集。

“这些疾病对他们来说，患了就是结束生命的那一天。”L先生安徽老家里的两个老人，在过去的三、四年间，接连自杀去世。一个是年近八旬的婆家大舅，确诊膀胱癌后，不想托累家人而喝农药”百草枯”自杀；另一个是他九十岁的外公，难以负担高血压药物的支出，选在外婆忌日当天，穿上一身体面的衣物，投河自尽。

在L先生的印象里，外公是一个一年到头都在干活的农民，”他就是不停地在干活，不停地、不停地在劳作。他干完田里面的活，再干地里面的活，种一些经济作物，干完活以后回家还得做手工编竹子。很悲哀的是，他一生都在谋生， 可惜谋到最后，只能结束自己的人生。”

他说，外公晚年的生活，就靠一个月六十多块的养老金，以及自己卖菜的收入。基本生活还能自理，但一生病，生活就失了序。

“ 我外公当时是高血压，还有一些老年的疾病要吃药，一个月要八九百块，一年要万把块左右，这个费用对他一个农村独居老人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了。”谈起老农民奋斗一生以后的落寞结局，L先生满腹不平，”农村和农民是49年建政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牺牲最大的群体，但这个群体的生活、医疗、教育、养老一直得不到重视，为什么?他们人口基数那么庞大，他们受苦说不出来，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受苦?为什么一辈子会一直在劳作，但还是这么穷?真的是不够努力吗?”

因为安全原因，我们隐去了L先生的全名。在中国农村，走投无路寻短见的远不止L先生年迈的亲人。

“这十年在很多地方生活环境确实变好，但没有本质的变化，比如小城市的医疗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老家在中国东北的C小姐，也熟识一个在几年前棚改时，因为经济困难走上绝路的老奶奶。同样为了安全起见，C小姐不愿透露姓名。“有些人说老年人不会想自杀的，他们还想拿退休金。可能北京上海老人退休金多一点，但在大部分地区以我的了解，我身边的情况，老年人退休金其实很少的。”

根据新华社去年的一篇报道，截至2020年，中国城乡人均基础养老金是每人每月170元。这在当今中国，也许只能保证不会饿死。

“奶奶去世了以后，地方政府也没有什么反应，这我挺震惊的，明明就是你们制造的问题，怎么可以这么不公平、这么冷漠。”

中国农村老人自杀现象普遍这样的社会现实，在今年夏天引发中国全国关注的“二舅”视频中也有提及。

这个被视为现象级的视频是一位自媒体人拍摄，讲述一位年轻时因医疗事故导致残疾的二舅，克服种种困难，自学木工手艺活坚强活下来的真实故事。镜头前，现年66岁的二舅，带着看似豁达的笑颜，独立赡养著88岁的母亲。这段十几分钟的短片被广泛视为充满正能量的鸡汤。

但是视频有这样一句话:“转眼间姥姥已经88岁了，现在的农村人工成本也越来越高，二舅正是挣钱的时候，他很想为自己挣一点养老钱，但姥姥现在生活不能自理，也不是很想活了，有一次甚至已经把绳子挂到了门框上……。”

视频里叙述者轻松的口吻带过姥姥企图自杀的过往，让有心的观众注意到了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现象。

“房间里的大象” 选择自杀的农村老人有多少 ?

中国农村老人自杀情况有多严重?

在世界卫生组织2021年公布的自杀报告中，中国的自杀率为每十万人中有6.7人自杀，与世界平均值的9人相比，中国的自杀数字并不高，且在过去二十年有大幅下降的趋势。不过，隐藏在这个数据中的一些指标，却让关注中国的公卫学者提出警告。

首先，是中国老人自杀的问题严重，且农村自杀率又显著高于城市。

长驻中国的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处顾问、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危机干预中心执行主任费立鹏（Michael Phillips）研究发现，中国特殊的情况是近七成的自杀都发生在50岁以上的老人，在其他国家，这个群体可能只占自杀人数的约三成。

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主任景军教授曾指出，中国老年人自杀率在2000年以后迅速攀升，至2018年已达到全球第二高，仅次于韩国。

“(农村老人自杀的议题)这是房间里的大象，大家都知道，但没有人敢大声讨论。(中国)政府现在强调全面小康社会，揭露这些资讯就是让政府不太好看嘛！”一位研究中国老龄化社会的中国学者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他以学术话题“政治敏感”为由不愿具名。

台湾阳明大学医学院教授范佩贞的团队进一步梳理2006到2015年的数据发现，中国老人的自杀率较普通人高约3至7倍，男性远高于女性，农村情况尤为严重。

根据范佩贞的研究，2015年的中国农村，每十万65岁以上的老人中就有21.99人自杀，且这个数字随着年龄增加而继续扩大，80岁以上的数字达52.48人，85岁以上高达65.6人。相较之下，城市老人的数字分别约为13人、26人、41人。农村的数字几乎是城市的两倍。

“2020年初我们做了最后一次的数据更新，这个趋势没有变。”范佩贞告诉本台，这篇研究在2018年发表后，他们继续追踪这些数字，发现基本呈现相似的结果。“因为城镇化的关系，乡村中壮年人口变少，老人变成自己照顾自己，甚至还要照顾第三代，不管是自杀率还有意外受伤率都比城市高。”

费立鹏的研究还发现另一个特点，国外通常认为自杀行为一定伴有精神障碍，但研究发现中国国内1/3自杀死亡的人没有精神障碍。在自杀方式上，国外使用农药自杀的比例不到1%，中国国内约六成的自杀使用农药。

使用高致死性的农药自杀，造成了中国的高自杀死亡率。费立鹏曾在2021年接受中国媒体《社会创新家》采访时提到，自杀行为包括自杀未遂和自杀死亡，自杀未遂在中国是自杀死亡的8倍，国外是20倍左右，这与使用农药自杀息息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世卫组织的全球自杀报告分析中，把中国的统计数据质量评为最差的第四等级，注明为“由于质量问题，应谨慎使用或诠释。”

“事实上，中国官方至今还没有比较明确的自杀未遂的数字统计与追踪，农村的情况我们更可以明白地说是低估的。”上述匿名的中国学者提到，低估的原因除了基层统计的瞒报，另一个原因是常见的老人“无声自杀”的情况，比如用药过量、自我饥饿或脱水等“意外”死亡，“还有一点，归根究底‘自杀’这个话题在三十年前在国内都还是个禁忌，现在对自杀者及亲属的歧视还是普遍存在的。”

这位中国学者提到，近几年来官方所谓“正能量”的论述得到推广，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去否定受苦群体的心理感受，对自杀及心理疾病产生污名化的效应。

农村老人为何选择自杀?

那么这些农村老人为何选择自杀? 曾是中国NGO工作人员的姚诚说了在调研中的直观感受: “就是日子过不下去了啊!”

“你到农村以后常可以听到谁家、谁家的老人死了，然后打听一下，很多人就会告诉你，是喝农药死的、是自杀的。”在2016年离开中国以前，姚诚曾跑遍中国农村做光棍村的调研及妇女儿童维权项目。

“2011年，我和一名德国记者两个人翻山越岭，到湖南山区，村子里基本人都走光了，还要翻山翻两个小时才能到，村里年轻一点的，都出去打工了，在这里没法活了，村子剩下的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光棍。” 姚诚说，这些人的困境在于贫穷与医疗照顾不足，许多农民依靠每个月政府发放的不到100元人民币的养老金，现在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170元。“他们不希望在病痛中痛苦地死。有人跟我说他们想多买点安眠药备好，怕到病了想上吊也没有力气。另一个很普遍的自杀情况就是喝农药。”

维权人士陈光诚聊起家乡山东农村的老人自杀案件，频频叹息。“其实农村老人为什么自杀，很多都是生活所迫，到头来仍来是靠那一点点粮食、耕地维持生计。用他们的话说，你不动，什么都没有。”

许多研究已发现，生活照顾匮乏、医疗保障不足、晚年孤独问题，是导致中国农村老人自杀率高的三大原因。

“农村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医疗，普通医疗、慢性病医疗、大病的医疗。”L先生谈起家中长辈的经历，他岳母治疗青光眼的药物一年要三千多块，过往医保可以报销一半，但2022年以来突然有变化。他质疑着，是不是核酸检测占去了大量的资金呢?

从事健康老龄化社会研究的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助理教授陈昱志告诉记者，农村老人收入的唯一来源往往是务农，但务农造成身体负荷大、赚取的回报低，造成经济上的压力。

“中国农村有个顺口溜说，‘小病拖、大病挨、临死才往医院抬’，反映的就是经济安全的匮乏，以及就医需求没有办法满足。”陈昱志提到，除了这些基本生活需求无法满足所造成的压力之外，被留在村里的空巢老人还面对着社会孤立的问题。

根据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64亿，占总人口超过18％；在中国农村，老年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接近24%，已达到世卫组织的“超老龄社会”标准。另外，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显示，空巢老人人数突破1亿，空巢老年人占老年人口的比例超过一半，农村的情况又比城镇严重。

“社会孤立在学界已经被证实会（增加）死亡率，对健康的影响跟每天吸15根烟的效果、致死率是相似的。社会孤立会造成对自己生理与身体功能的放弃，比方有些老人就是不愿意善待自己的身体健康，导致对自己的自我忽视。”陈昱志告诉本台。

美国宾州大学人口研究中心2021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进一步证实家人陪伴对中国老人自杀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中国农历新年期间，老年人的自杀率下降了8.7%。

农村老人自杀有何解方?

“解决这问题很简单啊，共产党的社会资源配置不能错位啊! GDP收入的百分之多少在农村啊?基础建设、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花在农村跟城镇是多少钱? ”谈起如何应对农村老人的自杀问题，陈光诚与多位受访的学者皆把矛头指向最根本的问题: 城乡资源配置不均。

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显示，居住在乡村的人口有5亿多人，占中国总人口约36%。但这5亿多乡村人口的健康，却仅仅仰赖着约136万的乡村卫生院的工作人员照顾，其中持乡村医生证的人员和卫生员仅大约69万。也就是说一名医护人员要照顾700多人的健康。

中国的村医一直都在农村医疗救治的第一线，然而，近年来，这个群体正在以每年缩减5-10万人的速度快速下滑。

记者从中国每年的《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发现，2011年，持乡村医生证的人员和卫生员的人数还有112.6万人；十年后，几乎砍了近四成。研究发现，这些重要医疗人员流失的主因在于待遇低、无编制、以及养老退休缺乏保障。

医疗资源有限，更不用说在精神卫生领域的救助资源。2020 年，心理健康在中国医疗保健总支出中的占比不到 2%。201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 41% 的县没有提供精神卫生服务的单一机构。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住院医师，心声公益创始人姚灏今年初在上海报业集团下的英文媒体第六声(Sixth Tone)撰文指出，中国农村正在面临的心理健康的危机。

“目前，照顾精神疾病患者的责任由家庭、社区和机构共同承担，家庭首当其冲。这一义务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在较贫困的社区。一旦这种压力超过了家庭的应对能力，就很可能出现问题；例如，患者有时被留在医院或被锁在家中。”姚灏写到。

学者们还呼吁，医疗之外，老年人口的基本生活照顾也需要投注资源。由全国老龄办、民政部、财政部开展的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大致为4063万人。不过，合格的养老护理员只有4.4万人。

“这些我们称做日常生活照护，因为他们没有子女在身边，通常子女外流到经济发展比较好的省份工作，导致照顾需求要透过所谓‘非正式资源’，比方说来自老年人的邻居、朋友，但是其实这些资源服务可持续性不是非常可靠、也不稳定。” 陈昱志说。

谈及如何改善对中国老人的照顾时，多位专家都提到了户口制度。陈昱志说：“ 如果真的要在政策上有改变的话，是希望中国可以松绑现有的户籍制度。有些老人待在农村真的不太好，如果可以去子女所在的区域，接受当地政府的服务资源，也能促进健康。”

不过，前面提到的匿名中国学者对此表示悲观，“户籍制度是中国作为人口控制跟社会控制的一个好的手段，政府不可能松绑。”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2021年宣布，中国达成全面脱贫的”人间奇迹”。在一座座”奇迹”的大山后，却有这些只剩下”结束生命”为选项的农村老人，正在一个个孤单又悄无声息地逝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