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与普京比谁更狠

普京与习近平的铁血镇压，是要让所有批评者闭嘴

二零二三年四月十八日，普京政权以叛国罪判处四十一岁的异见人士卡拉穆尔扎二十五年监禁。这是普京掌权以来，对异见人士的最重判刑。

卡拉穆尔扎在法院听取判决后，向律师微笑。律师后来引述卡拉穆尔扎的话，说自己被重判反映克里姆林宫“肯定”其工作。卡拉穆尔扎的妻子叶甫盖尼娅也在声明中指出，这个判决表明，克里姆林宫非常害怕并且非常憎恨其丈夫，以至于他们想把他锁在监狱里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

早在十七岁的时候，卡拉穆尔扎就已如先知般地批评普京。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当时任俄罗斯总理的普京为纪念前苏联领导人和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揭幕了一块向后者致敬的牌匾。在那一刻，卡拉穆尔扎就认识到普京的俄罗斯将向何处发展。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几周后，卡拉穆尔扎在一篇演讲中指控“克里姆林宫的独裁政权”犯有战争罪。一年多后，他再次发出警告，但这一次是在这场叛国罪审判的结案陈词中。他早年曾被两次下毒导致神经病变，他指控是莫斯科政权要暗杀他，但俄罗斯当局加以否认。

赫尔辛基亚历山大研究中心主任坎格斯普罗评论说，卡拉穆尔扎被重判，是普京政权向其他敢于发声的反对派人物发出的警告。在普京的俄罗斯，绞索正在收紧。根据人权组织的数据，近两万名俄罗斯人因反对乌克兰战争而被拘留。

无独有偶，八天前的四月十日，习近平政权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人权活动家许志永十四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八年；另一名人权活动家丁家喜因同样罪名获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中国的这场审判比俄罗斯的闭门审判更加秘而不宣：在法院系统的官网上找不到该案的任何资讯。审判结果是由律师告知家属的，而律师受到威胁，不得将判决书转交家属。

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随即公布了许志永和丁家喜撰写的在法庭上不被允许表达的最后陈述。许志永称，其梦想是建立美好且自由、公正、幸福的中国，“天下仍是天下人之天下，非一族一党之江山，真正人民的国家，政权出自选票，而非枪杆子”。与卡拉穆尔扎一样，许志永也是一位早熟的政治反对者，他在中学时代就在日记中誓言推翻共产党暴政。丁家喜则强调“专制必亡”，“中国的巨变迫在眼前，即使身在高墙之内，我也能清晰地感觉到。文明的脚步如同惊蛰的雷声！我看到了这样一幅景象：中国人民将从极度奴役中清醒过来……只要人民不再信任和服从他们的专制统治，独裁者和其特权利益集团的特权就会崩溃。”

美国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研究员倪伟平表示，这是他印象中最严厉的判决结果。两人的刑期超过了胡温时代末期被重判十一年的民主运动的象征性人物刘晓波。两人遭判超长刑期，形同“践踏公义”。总部位在纽约的“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亚秋指出，许志永和丁家喜遭受“残酷、荒谬的定罪判刑”，反映习近平将和平维权活动“视如寇雠”。在习近平掌权的中国，任何人都必须闭嘴才能避免牢狱之灾。

近期，中国和俄罗斯不约而同地修改了法律，加大对叛国罪、间谍罪等罪行的惩罚，两国政府经常用这些罪名惩罚反对派人士。普京和习近平通过炮制多如牛毛的人权案件来维持其权力，但其权力如沙滩上修建的城堡已然摇摇欲坠。这两个抱团取暖的独裁者，正在展开一场比赛谁更独裁、谁更狠毒的竞技。那么，谁会最终胜出呢？

重判异见人士，表明普京与习近平与西方分道扬镳

习近平政权重判许志永和丁家喜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韦帕特尔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政府“不公正地拘留和判决”这两位人权捍卫者，两人被重判的原因是支持行使国际公认的基本自由，比如集会与表达自由。声明敦促中共当局“立即和无条件”释放两人，还敦促中国政府允许所有人行使国际公认的基本自由，“美国将永远与在中国及世界各地那些勇敢捍卫人权的人们站在一起”。英国和若干欧洲国家也纷纷谴责这一判决。倪伟平分析说，许志永与丁家喜遭重判，是中国政府发出的一个清晰的讯号，即“任何在中国按照西方标准倡导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人都会被无情打压”。中国政府如此对待国内最知名的人权捍卫者，“对有些急于恢复对中关系常态的外国领导人不啻当头棒喝”，国际社会“必须跟那些为中国民众争取权利付出最大牺牲的人们站在一起”。

普京主导的这场判决，也在全球范围内遭到严厉谴责。英国外交部召见俄罗斯大使，伦敦还宣布将对与卡拉穆尔扎被捕有关的五个人做出制裁。欧盟谴责说，该判刑“令人发指”，促请俄罗斯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犯。联合国形容说，该判决是“俄罗斯政府对民权及法治的再一次打击”。

在习近平的中国和普京的俄罗斯，此次判决并非首例。在中国，“七零九”大抓捕是“六四”屠杀之后对维权律师和异见人士最大规模的全国性扫荡。在这一过程中，普遍施加的酷刑、株连家人、审判前当局一手导演的当事人电视认罪，均明确无误地显示，习近平政权已然撕下最后的面具。近期，中国当局拘押了在台湾备受赞誉的出版家富察和官方媒体《光明日报》资深评论员董郁玉，多名日本外交官也遭拘捕。在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被下毒加害且被判九年徒刑，记者萨夫罗诺夫因撰写有关俄罗斯国防工业的文章被判处二十二年监禁，着名批评者伊利亚·亚申因公开反对乌克兰战争和俄罗斯军队在布茨亚的大屠杀被判处八年半徒刑，西伯利亚记者玛丽亚·波诺马连科因报道俄罗斯对马里乌波尔剧院的轰炸而被判处六年徒刑。

普京和习近平都有学习效彷的老师。普京屡屡向暴君斯大林致敬。在斯大林一百二十岁冥辰，自称祖父曾是斯大林御厨的普京公开出席纪念活动。在他看来，斯大林是国家权力和苏联强盛时代的象征。长期报道俄罗斯问题的记者奥卓夫斯基指出，普京身为一个受训练成为间谍的人，没有明显的价值观且善于模彷，他能推测最适合当下情势的人格，以赢得民众的信任与支持——他对传统主义的核心选民说，国家是唯一的大众福祉维系者，如今俄国正受到美国为首的敌人的包围，丝毫不能向西方示弱。而他对中产阶级则是另一番说辞：别介入政治，尽情享受人生，由克里姆林宫来打造经济的荣景。他经常强调，唯有他才能给俄罗斯带来稳定和繁荣，并恢复苏联帝国的荣光。

与之相似，习近平也频频向毛泽东取经，他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都在毛时代便已定型了。无论是“枫桥经验”，还是“整顿三风”，以及动员城市青年下乡创业，都是来自毛泽东的锦囊妙计，正如台湾学者王韵所说：“习式治理打着中国制度优势的招牌，事实上是推销一种顶端优势逻辑下的集体主义，要求个人放弃自己的理想与需求，只能单纯为党国服务。更糟糕地是，习近平团队并没有贡献什么在互联网时代的新论述或手法；它在二十一世纪实践采用的却是二十世纪初的整风语言或手法。”

习近平与普京对西方比他们的前任更加强硬，不再配合西方上演“人权秀”，不会在西方的压力之下释放政治犯。俄国政治学家古德科夫认为，普京的俄罗斯不是威权社会，而是一种升级版的极权社会，可称之为“拟似极权主义”或“复发极权主义”，这个政权不可能发展成正常运行的民主政体。这一分析同样使用于习近平的中国。在俄罗斯长大的美籍记者玛莎·葛森哀叹说：“这个国家想要自杀。一切活生生的事物——人民、人民的话语、人民的抗议、人民的爱——都会引来攻击，因为生命的能量对这个社会来说变得不堪承受。”在中国也是这样，因为新闻的严密封锁，许志永和丁家喜的抗争不为人所知，普通的中国人对抗习近平的唯一方式似乎就是“躺平”。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