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與普京比誰更狠

普京與習近平的鐵血鎮壓，是要讓所有批評者閉嘴

二零二三年四月十八日，普京政權以叛國罪判處四十一歲的異見人士卡拉穆爾扎二十五年監禁。這是普京掌權以來，對異見人士的最重判刑。

卡拉穆爾扎在法院聽取判決後，向律師微笑。律師後來引述卡拉穆爾扎的話，說自己被重判反映克里姆林宮「肯定」其工作。卡拉穆爾扎的妻子葉甫蓋尼婭也在聲明中指出，這個判決表明，克里姆林宮非常害怕並且非常憎恨其丈夫，以至於他們想把他鎖在監獄裡長達四分之一個世紀。

早在十七歲的時候，卡拉穆爾扎就已如先知般地批評普京。一九九九年十二月，當時任俄羅斯總理的普京為紀念前蘇聯領導人和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揭幕了一塊向後者致敬的牌匾。在那一刻，卡拉穆爾扎就認識到普京的俄羅斯將向何處發展。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幾周後，卡拉穆爾扎在一篇演講中指控「克里姆林宮的獨裁政權」犯有戰爭罪。一年多後，他再次發出警告，但這一次是在這場叛國罪審判的結案陳詞中。他早年曾被兩次下毒導致神經病變，他指控是莫斯科政權要暗殺他，但俄羅斯當局加以否認。

赫爾辛基亞歷山大研究中心主任坎格斯普羅評論說，卡拉穆爾扎被重判，是普京政權向其他敢於發聲的反對派人物發出的警告。在普京的俄羅斯，絞索正在收緊。根據人權組織的數據，近兩萬名俄羅斯人因反對烏克蘭戰爭而被拘留。

無獨有偶，八天前的四月十日，習近平政權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人權活動家許志永十四年有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八年；另一名人權活動家丁家喜因同樣罪名獲刑十二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中國的這場審判比俄羅斯的閉門審判更加秘而不宣：在法院系統的官網上找不到該案的任何資訊。審判結果是由律師告知家屬的，而律師受到威脅，不得將判決書轉交家屬。

丁家喜的妻子羅勝春隨即公布了許志永和丁家喜撰寫的在法庭上不被允許表達的最後陳述。許志永稱，其夢想是建立美好且自由、公正、幸福的中國，「天下仍是天下人之天下，非一族一黨之江山，真正人民的國家，政權出自選票，而非槍桿子」。與卡拉穆爾扎一樣，許志永也是一位早熟的政治反對者，他在中學時代就在日記中誓言推翻共產黨暴政。丁家喜則強調「專制必亡」，「中國的巨變迫在眼前，即使身在高牆之內，我也能清晰地感覺到。文明的腳步如同驚蟄的雷聲！我看到了這樣一幅景象：中國人民將從極度奴役中清醒過來……只要人民不再信任和服從他們的專制統治，獨裁者和其特權利益集團的特權就會崩潰。」

美國非政府組織「中國人權捍衛者」研究員倪偉平表示，這是他印象中最嚴厲的判決結果。兩人的刑期超過了胡溫時代末期被重判十一年的民主運動的象徵性人物劉曉波。兩人遭判超長刑期，形同「踐踏公義」。總部位在紐約的「人權觀察」中國部高級研究員王亞秋指出，許志永和丁家喜遭受「殘酷、荒謬的定罪判刑」，反映習近平將和平維權活動「視如寇讎」。在習近平掌權的中國，任何人都必須閉嘴才能避免牢獄之災。

近期，中國和俄羅斯不約而同地修改了法律，加大對叛國罪、間諜罪等罪行的懲罰，兩國政府經常用這些罪名懲罰反對派人士。普京和習近平通過炮製多如牛毛的人權案件來維持其權力，但其權力如沙灘上修建的城堡已然搖搖欲墜。這兩個抱團取暖的獨裁者，正在展開一場比賽誰更獨裁、誰更狠毒的競技。那麼，誰會最終勝出呢？

重判異見人士，表明普京與習近平與西方分道揚鑣

習近平政權重判許志永和丁家喜之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韋帕特爾發表聲明，譴責中國政府「不公正地拘留和判決」這兩位人權捍衛者，兩人被重判的原因是支持行使國際公認的基本自由，比如集會與表達自由。聲明敦促中共當局「立即和無條件」釋放兩人，還敦促中國政府允許所有人行使國際公認的基本自由，「美國將永遠與在中國及世界各地那些勇敢捍衛人權的人們站在一起」。英國和若干歐洲國家也紛紛譴責這一判決。倪偉平分析說，許志永與丁家喜遭重判，是中國政府發出的一個清晰的訊號，即「任何在中國按照西方標準倡導自由、民主和人權的人都會被無情打壓」。中國政府如此對待國內最知名的人權捍衛者，「對有些急於恢復對中關係常態的外國領導人不啻當頭棒喝」，國際社會「必須跟那些為中國民眾爭取權利付出最大犧牲的人們站在一起」。

普京主導的這場判決，也在全球範圍內遭到嚴厲譴責。英國外交部召見俄羅斯大使，倫敦還宣布將對與卡拉穆爾扎被捕有關的五個人做出制裁。歐盟譴責說，該判刑「令人髮指」，促請俄羅斯立即無條件釋放所有政治犯。聯合國形容說，該判決是「俄羅斯政府對民權及法治的再一次打擊」。

在習近平的中國和普京的俄羅斯，此次判決並非首例。在中國，「七零九」大抓捕是「六四」屠殺之後對維權律師和異見人士最大規模的全國性掃蕩。在這一過程中，普遍施加的酷刑、株連家人、審判前當局一手導演的當事人電視認罪，均明確無誤地顯示，習近平政權已然撕下最後的面具。近期，中國當局拘押了在台灣備受讚譽的出版家富察和官方媒體《光明日報》資深評論員董郁玉，多名日本外交官也遭拘捕。在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被下毒加害且被判九年徒刑，記者薩夫羅諾夫因撰寫有關俄羅斯國防工業的文章被判處二十二年監禁，着名批評者伊利亞·亞申因公開反對烏克蘭戰爭和俄羅斯軍隊在布茨亞的大屠殺被判處八年半徒刑，西伯利亞記者瑪麗亞·波諾馬連科因報道俄羅斯對馬里烏波爾劇院的轟炸而被判處六年徒刑。

普京和習近平都有學習效彷的老師。普京屢屢向暴君斯大林致敬。在斯大林一百二十歲冥辰，自稱祖父曾是斯大林御廚的普京公開出席紀念活動。在他看來，斯大林是國家權力和蘇聯強盛時代的象徵。長期報道俄羅斯問題的記者奧卓夫斯基指出，普京身為一個受訓練成為間諜的人，沒有明顯的價值觀且善於模彷，他能推測最適合當下情勢的人格，以贏得民眾的信任與支持——他對傳統主義的核心選民說，國家是唯一的大眾福祉維繫者，如今俄國正受到美國為首的敵人的包圍，絲毫不能向西方示弱。而他對中產階級則是另一番說辭：別介入政治，盡情享受人生，由克里姆林宮來打造經濟的榮景。他經常強調，唯有他才能給俄羅斯帶來穩定和繁榮，並恢復蘇聯帝國的榮光。

與之相似，習近平也頻頻向毛澤東取經，他的思維方式和語言方式都在毛時代便已定型了。無論是「楓橋經驗」，還是「整頓三風」，以及動員城市青年下鄉創業，都是來自毛澤東的錦囊妙計，正如台灣學者王韻所說：「習式治理打着中國制度優勢的招牌，事實上是推銷一種頂端優勢邏輯下的集體主義，要求個人放棄自己的理想與需求，只能單純為黨國服務。更糟糕地是，習近平團隊並沒有貢獻什麼在互聯網時代的新論述或手法；它在二十一世紀實踐採用的卻是二十世紀初的整風語言或手法。」

習近平與普京對西方比他們的前任更加強硬，不再配合西方上演「人權秀」，不會在西方的壓力之下釋放政治犯。俄國政治學家古德科夫認為，普京的俄羅斯不是威權社會，而是一種升級版的極權社會，可稱之為「擬似極權主義」或「復發極權主義」，這個政權不可能發展成正常運行的民主政體。這一分析同樣使用於習近平的中國。在俄羅斯長大的美籍記者瑪莎·葛森哀嘆說：「這個國家想要自殺。一切活生生的事物——人民、人民的話語、人民的抗議、人民的愛——都會引來攻擊，因為生命的能量對這個社會來說變得不堪承受。」在中國也是這樣，因為新聞的嚴密封鎖，許志永和丁家喜的抗爭不為人所知，普通的中國人對抗習近平的唯一方式似乎就是「躺平」。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