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美中关系的新特征

美中之间的经济关系长期以来存在着高度的相互依存性。但当中共的“东升”、“崛起”转化成军备扩张之后，中国对外军事威胁所造成的国际风险，迫使西方商界开始扭转观念，采取了疏离中国的措施。今后美中关系的特征，既不是单纯的军事上之冷战态势，也不是单纯的始终紧密之经济上相互依存，而是一种经济依存中的对峙。军事上的冷战态势不会因为经济依存而停止，经济依存也不至于因为冷战而彻底消失。与此同时，美中之间经济上某种程度的依存，事实上构成了对中国的羁绊。

一、21世纪全球安全格局的变化

如果说，上个世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冷战中的相互较量，牵连到北半球许多国家的国际关系，那么，本世纪的美中关系已经变成了影响当前世界格局的最重要因素。自从中国在2020年初派出海军舰队到中途岛海域演习开始，中国持续的扩军备战和对外扩张意图日益明显，加上中国不断出动海空军围绕台湾四周海域展开威胁，一场由中共点燃的冷战，事实上已经形成。

中共的意图不仅仅是企图统一台湾而已，也不仅仅是设法控制南海、为威胁美国的战略核潜艇构造“深海堡垒”，它的触角甚至延伸到了南太平洋的各岛国，包括试图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靠近澳大利亚的达鲁岛修建永久性海军基地。美国为了遏制中国的对外扩张意图，在东亚和南太平洋地区也展开了相应的应对型部署。虽然双方都不曾正式使用冷战这个词汇，但是，一种类似上个世纪美苏冷战的新世界格局已经出现，把相关国家的关注点陆续吸引到这个方面。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日本，它增加了国防预算，加强了对日本的西南列岛之防卫措施；随后，澳大利亚与美国、英国开始合作建造潜艇，以应对中国从南海出发、日益活跃的潜艇活动；接下来，韩国开始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防务合作，菲律宾也加强了美菲防务配合。种种迹象表明，过去几年来，中共紧锣密鼓的扩军备战，已经改变了越南战争后从东亚到南太平洋长达五十多年的和平格局，同时也改变了美中两国自建交以来所形成的信任感。美国不得不投入军力，来防范任何可能动摇东亚及南太平洋和平稳定的企图。

而另一方面，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它逐步加入了经济全球化，并且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一度出现了全球的“世界工厂”称号。那么，世界经济对中国的依赖，究竟会有助于世界和平和稳定，还是经济全球化会间接地帮助中国实现其对外扩张的野心？或者两问皆非？

二、中共的崛起意图与经济全球化存在冲突

本世纪的美中关系与上个世纪的美苏关系截然不同，其中最大的差异是，经济全球化之下，美中两国之间出现了互相的经济依存。过去几年来，虽然在区域防务方面，美中两国的军事对垒从不停步，经济技术方面，中国大规模盗窃美国技术的攻防也持续演进，但在投资和贸易领域，两国之间的相互经济依存似乎始终存在。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美中关系究竟会走向何方？这不仅是相关国家政府必须优先考虑的事项，也是在中国的外企和希望对中国大量出口的外国企业不得不担忧的问题。

当年的美苏冷战，是双方基本上在经济隔离状态下的对抗，美国选择应对方法比较容易；而如今的中美关系是一种新的格局，但新格局并不总意味着令人鼓舞的前景。相反，中共的崛起意图与经济全球化直接冲突，而美国的国家安全与企业的经济利益也发生了某些矛盾。

当中共的武力扩张和对外强势姿态让周边国家的安全感下降的时候，他们担心的不只是自己遭到中共的军事威胁，也担心区域关系紧张，可能导致海上货运的中断；此外，与中国有经济来往的国家，也会担心出口减少和本国公民在中国的处境。但中共似乎并不介意周边国家的这些担忧，北京事实上曾表现出一种“绑架”经济全球化布局的企图。

数年前，中国的媒体经常强调，“世界工厂”已成既定格局，世界各国如果想继续获得“中国制造”的产品，或者让“世界工厂”购买各国的矿物和农产品，就必须顺从北京的意向和政策立场，否则会在经济上吃大亏。这种“绑架”经济全球化的做法，其最典型的就是，中共为了报复澳大利亚政府对北京的批评，曾经一度禁止澳大利亚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北京试图用经济压力来展现自己的强势。    

中共习惯于用物质主义的立场来理解它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却忽略了经济全球化布局本身对低风险的高度要求。中共误以为，外企和外国政府都只在意一时的利益，所以中南海可以把这种利益考量当作中共可以予取予求的“杠杆”来利用。但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布局是跨国公司决策的产物，而这些决策最关心的不是一、两年内的利润，而是供应链的稳定、货源的确定性和及时性以及中期效益之高低。而中共制造的东亚不安全局面，构成了动摇经济全球化布局的客观效果。

三、全球供应链的分散化布局新潮流

经济全球化的供应链原来确实是以“世界工厂”为重心；而过去十多年来却陆续发生了成本导向的产业链外移和风险导向的产业链重新布局。如果说，17年前的外企撤资，主要是成本驱动的，那么，过去几年来的外企撤资，则与风险飙升直接相关。

早在十七年前，由于工资成本上升，外企以出口为主的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制造企业（比如制鞋、服装、玩具等）开始迁出中国。当时中国政府提出的应对方针是“腾笼换鸟”，希望继续引进高科技外企来继续强化“世界工厂”的国际地位。但最近几年外企撤资的动因，成本已经不是主要影响因素，而回避供应链风险，却成了重点考量，因为中共的对外扩张战略使东亚地区的局势日益紧张。当中共把经济崛起与军事崛起直接挂钩时，全球供应链的安全风险自然就会大幅度上升。

 2019年川普总统大幅度提高中国对美出口的关税，本来是想要通过施压，来改变中国低价倾销商品、又频频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的做法。这种策略并非真正的经济对抗，其实可以在协商谈判中解决双方的分歧。但是，中共采取了软泡硬磨的办法，始终不肯承认并终止盗窃美国技术的大规模操作。中共希望依靠从中国进口大量商品的美国跨国公司，对白宫施压，逼美国行政当局放弃关税制裁；而美国公司那时也希望继续维持中国供应链。可以讲，关税问题并没严重冲击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布局。

然而，当中共摆出了增强武力、威胁台湾的强硬姿态之后，跨国公司终于意识到，在商业上把中国视为长期盟友的战略，到了不得不调整的时候了。因为，一旦中共的军力增强以后，跨国公司不得不随时面对中共制造紧张局势情况下自己的供应链可能被切断的严重困境。所以，以出口为主的跨国公司，现在纷纷在筹划替代供应链，也就是供应链分散化。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完全关闭在中国的工厂；但是，这些公司也在其他国家组建同类产品的生产线，一旦建成，跨国公司的订单就会从“世界工厂”分流转移。这就是中国的出口持续下探的根本原因。

四、美中之间相互经济依存的质变

美中经济关系长期以来存在着高度的相互经济依存性（economic mutual dependence）。中南海曾经认为，西方国家经济上离不开中国，因此，中国可以予取予求，即使军事和外交上摆出强硬姿态，西方国家也只能妥协让步。这就是所谓的“东升西降”论的思考逻辑。但是，当“东升”、“崛起”落实到军备扩张之后，对外军事威胁所造成的国际风险，必然迫使西方商界开始扭转观念，许多外企为了自身商务活动的安全，采取了疏离中国的措施。

此外，中国经济开始衰退之后，中南海对国内经济架构四大板块（财政、银行、企业、家庭）严重的债务负担估计不足，而不少企业（比如恒大、碧桂园等）濒临破产时无法偿还外债，势必严重动摇中国的国际金融信誉，结果吓退了西方的金融投资者。

在美中经济关系当中，双边贸易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西方投行对中国的金融投资，以及大企业在中国设立技术研发中心，曾经是两国相互经济依存的重要环节。但是，随着美中两国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对立日益明显，以中共作为研发中心的跨国公司感受到了高风险，因此开始逐步关闭它们设在中国的研发机构；而中国经济衰退造成了民营企业拖欠外债和无力偿还，让从事对华金融投资的西方投行看到了严重亏损的高风险，因此，它们对中国的金融投资迅速收紧。

这就使得中国在出口下滑的同时，又失去了来自西方的巨额金融投资（参见笔者在本台刊登的文章《中国金融外资断流》（上篇与下篇））。这两大因素的影响叠加在一起，就成了推动人民币贬值的推手。虽然中国的央行可以让商业银行抛出库存的外汇储备来买进人民币，却只能短期内暂缓人民币贬值的趋势，因为商业银行的外汇储备所余不多，缺乏长期支撑人民币汇率的能力。

从2017年到2021年，五年里外企一共在中国投入了一万三千亿美元的证券投资；有了如此大量突然流入的外汇来源，人民币汇率也不过五年内升值百分之十。而到今年9月下旬为止，人民币汇率已经从2021年的高点贬值了百分之十三。今后中国的外汇储备将日渐趋紧，拉抬人民币汇率的力道会越来越弱。可以想象一下，今后人民币还会有升值空间吗？对外企来讲，人民币的贬值趋势将压缩外企在中国经营的盈利空间，这会进一步产生“汇率驱离外资”之效。

华尔街对中国市场的金融依存逐渐终止，以及大企业对中国高科技研发的利用逐渐撤除，意味着美中经济的相互依存开始发生质变：“推手”离场，只剩下以中国内销为主要经营目的之外企继续在中国维持下去，如此便出现了商场上的“西撤东衰”。不过，美中之间的相互经济依存并不会终止，它只是从举足轻重渐渐变成聊胜于无。

五、21世纪美中关系的实质是经济依存中的对峙

今后美中关系的特征，既不是单纯的军事上之冷战态势，也不是单纯的始终紧密之经济上相互依存，而是一种经济依存中的对峙。军事上的冷战态势不会因为经济依存而停止，经济依存也不会因为冷战态势而彻底消失。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冷战被启动后就存在着不可逆趋势；而经济全球化以往布局的结果，也形成了一些跨国公司对中国销售市场的依赖，当这样的跨国公司看清了冷战可以制止热战的本质之后，它们会尽可能长久地利用中国市场，其利用长度取决于利润空间。但是，每当中共在境外制造一次局部冲突，这些留在中国的外企就会受到一次震动；而它们对自身财产和利润汇出的担忧，也无时无刻不在干扰着它们的神经。

另一方面，中共摆出了对外威胁的架势之后，以美国为首的东亚国家就不得不做好应对。事实上，中共除了加紧练兵以外，还在加快其核武库的扩充，试图用核威胁增强自己对美国的战略恐吓。这样，美国也只能加强防范北京核威慑的防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尤其需要通过外交手段，与北京保持沟通，以避免任何突发事件造成的冲突升级。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冷战双方都需要随时保持外交沟通，越是局势动荡，就越要避免相互背靠背地猜测对方的最终意图。当年美苏冷战从未引起双方的交火，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美苏都明白，彼此某种程度的信任之建立与维持，是各自国家安全的初步屏障；而武力准备上压制对手，则是国家安全的最终保障。当1969年中苏双方军队发生边界战争之后，苏联曾经考虑用核武器打击北京，但最后仍然主动派出总理柯西金，以途径北京的名义，与中共展开机场谈判，设法降低双方军事冲突的热度。这就是苏联从美苏冷战中学会的冲突防范策略之运用。中共虽然点燃中美冷战不过几年，现在也在学着使用这样的策略。

就美国而言，美中之间经济上某种程度的依存，同时也构成了对中国的羁绊。中共在经济衰退大势既定的情势下，经受不起脱离经济全球化的沉重压力，因为中国已经无法依靠本国资源生存下去了，至少石油和铁矿石这些基础战略资源以及饲料和油料这样的重要农产品，都必须依赖进口。所以，中共会希望保留现存的对外经济依存关系，同时也依然寄希望于西方投资的重新进入。正是这样复杂的国际关系，将决定未来美中之间那既谈判又威胁、既冷战又经济依存的全新格局。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