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75周年特辑之四：胡锦涛时代该做的没做　黯然交班

中共建政已超过75年，习近平掌权也已近12年。时人多诟病习近平治下中国政治、经济存在多种问题。那么，当年交班给习近平的胡锦涛前有江泽民、后有习近平，他如何衔接了两个时代？又是否有值得今天中国人称道的政治遗产？

上周，中共中央政治局经济刺激方案出台，几乎崩盘的中国股市陡然暴涨；本周四（10月3日）又出现有中国官方背景的学者说，中国有安排十万亿人民币财政投资的空间。这让很多人瞬间回想起十六年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胡锦涛政府祭出四万亿投资计划，以挽救中国经济。

在经济低谷以庞大的财政支出刺激国家经济，不少民众持欢迎态度，又有年轻人排队开账户进军股市，但也有不少观察者对之保持谨慎。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中国至今没有走出当年四万亿的阴影，“中国股市从2015年开始崩盘，再到如今房地产崩盘，都跟08年金融风暴后，中国的战略失误是分不开的，而今天做的也是同样的战略失误。”

四万亿的阴影

四万亿出台后，当时的中国领导层对其经济效果表面上是欣喜的。2009年7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李晓超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经济增长率从09年1-3月触底、到4-6月增长率约8%，经济刺激对策出台的时机恰当，效果明显。

但以胡锦涛为首的领导层也有很多担心。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10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指出，四万亿后，中国经济面临新的火种，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增长过快、运作不够规范”。

英国《金融时报》2011年底一篇文章指出，四万亿最大败笔之一正是鼓励了地方政府的投资狂潮；政府计划中的四万亿，实际撬动了地方政府的几个“四万亿”，而这很可能带来国有银行的大量坏账。除此之外，巨量投资也导致通货膨胀，让私人财产受损严重；同时，政府投资又引发大量“国进民退”，民间资本被大量挤出。

夏明就此分析说，“当时把钱印出来是通过行政管道发给国家的各个部门，这些部门拿到钱当然是要分给共和国的长子国有企业的，因为即使国有企业破产了、垮台了，也不会犯政治错误，所以他是不会去扶持私营企业的。”他认为，这进一步扭曲了中国的经济结构，这至今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之一。十六年后，夏明仍然表示遗憾，“这是一个饮鸩止渴的做法。”

但胡锦涛的十年，中国经济的数据总体上看是好的。从2003年到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速超过10%。美国《华尔街日报》2012年底的一篇文章说，中国经济保持10年快速增长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纪录。也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总量先后超过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2009年，中国出口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中国官媒《人民日报》9月30日的一篇文章强调，中国由此成为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继英国、美国、日本、德国之后的“世界工厂”。

公民社会元年

就在中国成为第一大出口国的前一年，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发表首部《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称2008年是中国公民社会元年。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社会更加开放，非政府组织大量涌现。2008年汶川发生大地震，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有学者估计，当时有数以百计NGO、约100万名志愿者涌入四川，彰显出公民社会的力量。

同一时期，中国传媒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互联网在胡锦涛的十年间崛起，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2年底的数据，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从2005年8.5%迅速提升到2012年的42%。播客来了，然后是微博、微信，普通公民的发言渠道似乎获得了某种解放。2003年孙志刚事件通过网络舆论发酵，促成缺少法理依据的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中国官媒人民网还因此称2003年为网络舆论年。

也是2003年，胡锦涛在广州视察非典（SARS）疫情的时候对一位医生说，他在网上看到了他的建议。中共的最高统治者似乎要与普通民众在网络上共情了。

但与外界印象不同，有研究表明，胡锦涛时期恰是言论空间在不断收窄。据瑞典哥德堡大学多元民主中心今年3月的一份报告显示，从1990年至2023年，中国的表达自由指数最高的时期出现在1990年至2005年，此后就一路下降。

一位资深人权活动人士对本台分析说，“其实（媒体管控）胡温时代就是在收，整治《南方都市报》就是个典型例子，……这都是胡温在2005年以后的一些举动。所以胡温时代的媒体是比较活跃，比之后的时代活跃，但实际上是在走下坡路。”他所提到的整治南方都市报，包括2005年代撤销《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夏逸陶职位，其伙伴媒体《新京报》突遭《光明日报》社接管等一连串事件。为了安全起见，这位人权活动人士以匿名接受采访。

与此同时，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在胡锦涛时代虽然有显著增长，但其发展空间也在不断受压。总部位于纽约的人权组织“劳工观察”创办人李强告诉本台，他们从2004年起在中国做劳工权益的培训，但他们这样有西方背景的非政府组织不断受到中国政府的骚扰。到2012年胡锦涛执政的最后一年，甚至有国保警察专程到办公室约谈他们的员工。

自相矛盾的年代

但胡锦涛在执政初期，先后在2003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执政思想、以及2004年“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表明他对中国社会发展有新的蓝图。

2003年底废除收容遣送制度、2005年底取消农业税，以及大幅减少劳动教养人数等，这些做法都给社会传递了新的希望。也是在2003年，在香港推动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在当地强烈反弹，中央政府最后让步，中止立法。有中国官方背景的凤凰网在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总结胡温执政的前期时赞许说，“胡温新政”的立足点是“以人为本”、“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本”。

但就在取消收容遣送制度的同一年，中国又出现了“黑监狱”。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2011年的报告指出，“自 2003 年以来，大量中国公民被关进秘密的非法拘留设施，不但关押期间无法与外界接触，而且关押时间可长达数天或数月。这些俗称为 ‘黑监狱’或‘黑房屋’的设施，主要由地方和省级官员开设使用。”

前述那位匿名的人权活动人士分析说，“其实从1989年一直到现在，中国的社会控制一直是没有放松的，包括到胡温后期的网格化维稳等等。”他还指出，2012年初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七十三条规定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制度，“对特定群体来说，社会控制始终是在有针对性地加强的。”

也是胡锦涛执政后期，2009年初，中国政府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者之一刘晓波十一年有期徒刑。2009年7月，新疆地区因民族矛盾出现大规模暴力骚乱，中国政府出动军队予以血腥镇压，引发外界强烈质疑。2011年，中国警方提前出动，镇压了一场并未实际发生的以民主为诉求的社会运动“茉莉花革命”，数百位并未参与其中的民主人士被逮捕、关押。

奥运会是分水岭

胡锦涛时期在社会管理方式上出现了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有社会松动的信号，另一方面又并未放松对特定人群的控制。

夏明分析说，胡锦涛政府的一些宽松政策与胡温的出身有关，“胡锦涛和温家宝是真正的平民领导人，他们在党的体系下是靠自己打拼，而中国共产党还是宣称自己是为民、为工农兵服务的，所以他们是有民粹主义的倾向的。”夏明指出，2008年汶川大地震期间，胡锦涛和温家宝都多次亲赴灾区，受到外界广泛认可。

但夏明认为，今天中国严酷的维稳体系很大程度上恰是延续自四川大地震时期。但他说，这背后有北京奥运会的因素，中国政府在奥运期间形成了一套维稳机制，“他们把奥运的这些监控、维稳机制进行了常态化，最后把中国变成了一个紧急状态的国家。”夏明补充说，这套维稳体系背后的主要推动者，是主管奥运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而习、周在这些方面的联手与当时中共高层的权斗有关。

有不少观察家用中共高层权斗来解释胡锦涛执政后期倾向于保守的现象。前中共中央党校蔡霞教授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2007年中共十七大上，习近平进入了中共政治局常委，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因素，“习近平上台（担任常委）以后，他来主管党建、主管意识形态，立即就开始左转。其实习近平上台之后，大家都知道下一任（中共总书记）就是他了。”

但她也认为，胡锦涛实际上和其前任江泽民相似，都没有勇气去突破中共党国体制的局限性，做不了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他们是矛盾体。一方面他们有想法给一些开放的空间，这是有可能的，不是没有的；但另一方面，一旦触到底线，他们就逃回来了。”

前述那位人权活动人士则认为，对胡锦涛时代的这种矛盾性要放在更长时段的周期去看，“它整体上是92年邓小平南巡到2008年的一个大周期的产物，也就是说可以把92年到08年看作是一个比较放的阶段，08之后是一个收的阶段，胡温就刚好是卡在了两个阶段之间，所以显示出来就是前半段比较放，后半段比较收。”

他指出，奥运会是这两个阶段之间的分水岭，“就是说在奥运会前，胡温要向国际社会展现出中国社会开放的迹象，也是为了夯实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与国际社会经济、社会交往的成果；”他认为，中共政权的极权主义本质并没有改变，这期间出现的宽松氛围本质上是极权体制的自我调适，“极权体制总是要适应市场化的，他要推出一定的形式法治来适应它，这样才能更有效率，才能让他想要的市场化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他说，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实际上也是为了满足市场化条件下，白领阶层自由流动的需求。

该做的没做

2022年10月22日，在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胡锦涛突然被搀扶离场，引起外界广泛猜疑，甚至有人说这是习近平对胡锦涛的羞辱。

就在此前几天，第二次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在二十大上作报告时，论及他在十年前（2013年）接班时中国社会的状况，指出当时中国存在的多种问题，包括：贪腐触目惊心、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以及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等等。有评论认为，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的这段话是对胡锦涛的双重羞辱。

身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海外政论刊物《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则认为，这些说法并不是针锋相对，也很难说这是对胡锦涛个人的羞辱，“我认为他是否定以往的自江（泽民）胡（锦涛）以来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他说这是十年前已经长期积累的问题。”他指出，胡锦涛很难说有属于他个人的独立时代，“他背后一直有太上皇，就跟江一直耗到邓（小平）去世才没有了太上皇一样，胡背后一直是江在左右全局，包括接班人的问题也一样。”

李伟东分析说，胡虽然接了江的班，但江时代经济高速增长遗留下来的很多问题并没有解决，“到胡时代末尾的时候，矛盾已经激化了，当时说的都是‘抱着炸弹击鼓传花’；反腐找死、不反腐等死一类的话了。”

胡锦涛执政期间，中国政府一直在进行反腐行动。中国政府网2010年发布的《反腐白皮书》显示，2003年至2009年，各级检察院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案件24万多件，平均每天94件。但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官员的贪腐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而是愈演愈烈。

李伟东认为，胡锦涛实际没有认真反腐，“他是管不了，管不了江的势力，也无法对抗邓留下来的模式，他是某种管不了，然后变得有点消极对待的态度。”他总结说，胡锦涛是相对软弱、平庸的一届领导人。

走向民主？

但胡锦涛在执政后期仍试图在中共党内做一些体制性改革。他支持了部分地区农村党支部书记的公推直选，这一做法从2009年逐渐铺开，在农村地区受到好评，但因为涉及到党章修改，并未在全国铺开，更未像很多人期待的那样推展到县一级党委书记的直选。

2012年十八大召开，胡锦涛在即将离任前的最后一次报告中提出，要实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其要旨是在党的领导下，各政党、阶层和民众以协商的方式形成决策。

李伟东介绍说，这种协商民主的方式目前在中国各级决策机构正在广泛适用，相比以往政治协商制度是更为实质地采纳不同群体的意见，而习近平提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际是协商民主的一种变体。他分析说，这么做不同于西方的议会民主、选举民主，而是体现了中共的统治理念，“共产党认为如果让老百姓来决策会变成多数暴政，这也是民主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