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75周年特輯之四：胡錦濤時代該做的沒做　黯然交班

中共建政已超過75年，習近平掌權也已近12年。時人多詬病習近平治下中國政治、經濟存在多種問題。那麼，當年交班給習近平的胡錦濤前有江澤民、後有習近平，他如何銜接了兩個時代？又是否有值得今天中國人稱道的政治遺產？

上周，中共中央政治局經濟刺激方案出台，幾乎崩盤的中國股市陡然暴漲；本周四（10月3日）又出現有中國官方背景的學者說，中國有安排十萬億人民幣財政投資的空間。這讓很多人瞬間回想起十六年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期，胡錦濤政府祭出四萬億投資計劃，以挽救中國經濟。

在經濟低谷以龐大的財政支出刺激國家經濟，不少民眾持歡迎態度，又有年輕人排隊開賬戶進軍股市，但也有不少觀察者對之保持謹慎。美國紐約城市大學研究生中心政治學教授夏明在接受本台記者採訪時說，中國至今沒有走出當年四萬億的陰影，「中國股市從2015年開始崩盤，再到如今房地產崩盤，都跟08年金融風暴後，中國的戰略失誤是分不開的，而今天做的也是同樣的戰略失誤。」

四萬億的陰影

四萬億出台後，當時的中國領導層對其經濟效果表面上是欣喜的。2009年7月，中國國家統計局發言人李曉超在新聞發布會上說，中國經濟增長率從09年1-3月觸底、到4-6月增長率約8%，經濟刺激對策出台的時機恰當，效果明顯。

但以胡錦濤為首的領導層也有很多擔心。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2010年5月的一次會議上指出，四萬億後，中國經濟面臨新的火種，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融資平台「增長過快、運作不夠規範」。

英國《金融時報》2011年底一篇文章指出，四萬億最大敗筆之一正是鼓勵了地方政府的投資狂潮；政府計劃中的四萬億，實際撬動了地方政府的幾個「四萬億」，而這很可能帶來國有銀行的大量壞賬。除此之外，巨量投資也導致通貨膨脹，讓私人財產受損嚴重；同時，政府投資又引發大量「國進民退」，民間資本被大量擠出。

夏明就此分析說，「當時把錢印出來是通過行政管道發給國家的各個部門，這些部門拿到錢當然是要分給共和國的長子國有企業的，因為即使國有企業破產了、垮台了，也不會犯政治錯誤，所以他是不會去扶持私營企業的。」他認為，這進一步扭曲了中國的經濟結構，這至今仍然是中國經濟的主要問題之一。十六年後，夏明仍然表示遺憾，「這是一個飲鴆止渴的做法。」

但胡錦濤的十年，中國經濟的數據總體上看是好的。從2003年到2012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均增速超過10%。美國《華爾街日報》2012年底的一篇文章說，中國經濟保持10年快速增長的確是一個了不起的紀錄。也是在這一時期，中國經濟總量先後超過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一躍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

2009年，中國出口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中國官媒《人民日報》9月30日的一篇文章強調，中國由此成為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繼英國、美國、日本、德國之後的「世界工廠」。

公民社會元年

就在中國成為第一大出口國的前一年，北京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發表首部《中國公民社會發展藍皮書》，稱2008年是中國公民社會元年。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中國社會更加開放，非政府組織大量湧現。2008年汶川發生大地震，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有學者估計，當時有數以百計NGO、約100萬名志願者湧入四川，彰顯出公民社會的力量。

同一時期，中國傳媒也出現了新的變化。互聯網在胡錦濤的十年間崛起，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2012年底的數據，中國互聯網普及率從2005年8.5%迅速提升到2012年的42%。播客來了，然後是微博、微信，普通公民的發言渠道似乎獲得了某種解放。2003年孫志剛事件通過網絡輿論發酵，促成缺少法理依據的收容遣送制度的廢除。中國官媒人民網還因此稱2003年為網絡輿論年。

也是2003年，胡錦濤在廣州視察非典（SARS）疫情的時候對一位醫生說，他在網上看到了他的建議。中共的最高統治者似乎要與普通民眾在網絡上共情了。

但與外界印象不同，有研究表明，胡錦濤時期恰是言論空間在不斷收窄。據瑞典哥德堡大學多元民主中心今年3月的一份報告顯示，從1990年至2023年，中國的表達自由指數最高的時期出現在1990年至2005年，此後就一路下降。

一位資深人權活動人士對本台分析說，「其實（媒體管控）胡溫時代就是在收，整治《南方都市報》就是個典型例子，……這都是胡溫在2005年以後的一些舉動。所以胡溫時代的媒體是比較活躍，比之後的時代活躍，但實際上是在走下坡路。」他所提到的整治南方都市報，包括2005年代撤銷《南方都市報》副總編輯夏逸陶職位，其夥伴媒體《新京報》突遭《光明日報》社接管等一連串事件。為了安全起見，這位人權活動人士以匿名接受採訪。

與此同時，非政府組織的數量在胡錦濤時代雖然有顯著增長，但其發展空間也在不斷受壓。總部位於紐約的人權組織「勞工觀察」創辦人李強告訴本台，他們從2004年起在中國做勞工權益的培訓，但他們這樣有西方背景的非政府組織不斷受到中國政府的騷擾。到2012年胡錦濤執政的最後一年，甚至有國保警察專程到辦公室約談他們的員工。

自相矛盾的年代

但胡錦濤在執政初期，先後在2003年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的執政思想、以及2004年「和諧社會」的發展目標，表明他對中國社會發展有新的藍圖。

2003年底廢除收容遣送制度、2005年底取消農業稅，以及大幅減少勞動教養人數等，這些做法都給社會傳遞了新的希望。也是在2003年，在香港推動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在當地強烈反彈，中央政府最後讓步，中止立法。有中國官方背景的鳳凰網在2007年全國兩會期間，總結胡溫執政的前期時讚許說，「胡溫新政」的立足點是「以人為本」、「以廣大人民的利益為本」。

但就在取消收容遣送制度的同一年，中國又出現了「黑監獄」。國際人權組織「人權觀察」2011年的報告指出，「自 2003 年以來，大量中國公民被關進秘密的非法拘留設施，不但關押期間無法與外界接觸，而且關押時間可長達數天或數月。這些俗稱為 『黑監獄』或『黑房屋』的設施，主要由地方和省級官員開設使用。」

前述那位匿名的人權活動人士分析說，「其實從1989年一直到現在，中國的社會控制一直是沒有放鬆的，包括到胡溫後期的網格化維穩等等。」他還指出，2012年初修改的《刑事訴訟法》七十三條規定了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制度，「對特定群體來說，社會控制始終是在有針對性地加強的。」

也是胡錦濤執政後期，2009年初，中國政府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零八憲章》的主要起草者之一劉曉波十一年有期徒刑。2009年7月，新疆地區因民族矛盾出現大規模暴力騷亂，中國政府出動軍隊予以血腥鎮壓，引發外界強烈質疑。2011年，中國警方提前出動，鎮壓了一場並未實際發生的以民主為訴求的社會運動「茉莉花革命」，數百位並未參與其中的民主人士被逮捕、關押。

奧運會是分水嶺

胡錦濤時期在社會管理方式上出現了矛盾的現象，一方面有社會鬆動的信號，另一方面又並未放鬆對特定人群的控制。

夏明分析說，胡錦濤政府的一些寬鬆政策與胡溫的出身有關，「胡錦濤和溫家寶是真正的平民領導人，他們在黨的體系下是靠自己打拼，而中國共產黨還是宣稱自己是為民、為工農兵服務的，所以他們是有民粹主義的傾向的。」夏明指出，2008年汶川大地震期間，胡錦濤和溫家寶都多次親赴災區，受到外界廣泛認可。

但夏明認為，今天中國嚴酷的維穩體系很大程度上恰是延續自四川大地震時期。但他說，這背後有北京奧運會的因素，中國政府在奧運期間形成了一套維穩機制，「他們把奧運的這些監控、維穩機制進行了常態化，最後把中國變成了一個緊急狀態的國家。」夏明補充說，這套維穩體系背後的主要推動者，是主管奧運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而習、周在這些方面的聯手與當時中共高層的權斗有關。

有不少觀察家用中共高層權斗來解釋胡錦濤執政後期傾向於保守的現象。前中共中央黨校蔡霞教授此前接受記者採訪時指出，2007年中共十七大上，習近平進入了中共政治局常委，這是一個重要的變化因素，「習近平上台（擔任常委）以後，他來主管黨建、主管意識形態，立即就開始左轉。其實習近平上台之後，大家都知道下一任（中共總書記）就是他了。」

但她也認為，胡錦濤實際上和其前任江澤民相似，都沒有勇氣去突破中共黨國體制的局限性，做不了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他們是矛盾體。一方面他們有想法給一些開放的空間，這是有可能的，不是沒有的；但另一方面，一旦觸到底線，他們就逃回來了。」

前述那位人權活動人士則認為，對胡錦濤時代的這種矛盾性要放在更長時段的周期去看，「它整體上是92年鄧小平南巡到2008年的一個大周期的產物，也就是說可以把92年到08年看作是一個比較放的階段，08之後是一個收的階段，胡溫就剛好是卡在了兩個階段之間，所以顯示出來就是前半段比較放，後半段比較收。」

他指出，奧運會是這兩個階段之間的分水嶺，「就是說在奧運會前，胡溫要向國際社會展現出中國社會開放的跡象，也是為了夯實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與國際社會經濟、社會交往的成果；」他認為，中共政權的極權主義本質並沒有改變，這期間出現的寬鬆氛圍本質上是極權體制的自我調適，「極權體制總是要適應市場化的，他要推出一定的形式法治來適應它，這樣才能更有效率，才能讓他想要的市場化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他說，廢除收容遣送制度實際上也是為了滿足市場化條件下，白領階層自由流動的需求。

該做的沒做

2022年10月22日，在中共二十大閉幕式上，胡錦濤突然被攙扶離場，引起外界廣泛猜疑，甚至有人說這是習近平對胡錦濤的羞辱。

就在此前幾天，第二次連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習近平在二十大上作報告時，論及他在十年前（2013年）接班時中國社會的狀況，指出當時中國存在的多種問題，包括：貪腐觸目驚心、經濟結構性矛盾突出，以及落實黨的領導弱化、虛化、淡化等等。有評論認為，習近平在二十大報告中的這段話是對胡錦濤的雙重羞辱。

身在美國新澤西州的海外政論刊物《中國戰略分析》雜誌社社長李偉東則認為，這些說法並不是針鋒相對，也很難說這是對胡錦濤個人的羞辱，「我認為他是否定以往的自江（澤民）胡（錦濤）以來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他說這是十年前已經長期積累的問題。」他指出，胡錦濤很難說有屬於他個人的獨立時代，「他背後一直有太上皇，就跟江一直耗到鄧（小平）去世才沒有了太上皇一樣，胡背後一直是江在左右全局，包括接班人的問題也一樣。」

李偉東分析說，胡雖然接了江的班，但江時代經濟高速增長遺留下來的很多問題並沒有解決，「到胡時代末尾的時候，矛盾已經激化了，當時說的都是『抱着炸彈擊鼓傳花』；反腐找死、不反腐等死一類的話了。」

胡錦濤執政期間，中國政府一直在進行反腐行動。中國政府網2010年發布的《反腐白皮書》顯示，2003年至2009年，各級檢察院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瀆職侵權案件24萬多件，平均每天94件。但外界普遍認為，中國官員的貪腐問題並沒有得到有效控制，而是愈演愈烈。

李偉東認為，胡錦濤實際沒有認真反腐，「他是管不了，管不了江的勢力，也無法對抗鄧留下來的模式，他是某種管不了，然後變得有點消極對待的態度。」他總結說，胡錦濤是相對軟弱、平庸的一屆領導人。

走向民主？

但胡錦濤在執政後期仍試圖在中共黨內做一些體制性改革。他支持了部分地區農村黨支部書記的公推直選，這一做法從2009年逐漸鋪開，在農村地區受到好評，但因為涉及到黨章修改，並未在全國鋪開，更未像很多人期待的那樣推展到縣一級黨委書記的直選。

2012年十八大召開，胡錦濤在即將離任前的最後一次報告中提出，要實行「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其要旨是在黨的領導下，各政黨、階層和民眾以協商的方式形成決策。

李偉東介紹說，這種協商民主的方式目前在中國各級決策機構正在廣泛適用，相比以往政治協商制度是更為實質地採納不同群體的意見，而習近平提出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實際是協商民主的一種變體。他分析說，這麼做不同於西方的議會民主、選舉民主，而是體現了中共的統治理念，「共產黨認為如果讓老百姓來決策會變成多數暴政，這也是民主的弱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