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小红楼”案主犯赵富强20多年来靠“吸女人血”发家致富，落入陷阱的女人们被囚禁、强迫卖淫和取卵等，甚至连上海杨浦区政法系统也卷入此案，可怕程度令人膛目结舌，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相关话题一度冲上微博热搜，但其后遭到网络审查，不少文章被“和谐”。12月5日，有刑法学者质疑，此案的判决轻了，并希望进行重新提审。
12月5日，王才亮律师在微博发文表示，上海“小红楼”案已经宣判，此案似乎已经尘埃落定，但有刑法学者对这个案子的判决提出了质疑，认为判轻了，该案黑幕显然没有完全揭开。
王才亮说，“我当时看完判决书就坚定的认为，这不是一个卖淫嫖娼的问题，而是一个权钱勾结的摧残女性，践踏法律，挑战国人道德底线的恶性案件。”
王才亮还指出，主审“小红楼”涉黑案的法官张铮此前已经落马了。如果经查张铮法官在审理此案过程中有涉贪腐帮主犯保命的情节，那这个案子会不会重审让这个罪大恶极的赵富强死刑，对其保护伞利益重新从重判处呢？人们希望最高法院像多年前提审辽宁沈阳的刘涌案件那样提审该案。
对此，网友纷纷评论称：“土壤不改，什么样的毒蘑菇迟早都会滋生。”
“我们还需要思考为什么从厦门红楼到上海红楼，这类的事情仍然屡屡发生？ 我们起码应该认识到社会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还存在漏洞，认识到当前批评揭露阴暗面的文章动辄就被删除、封杀带来的负面作用。”
“难道北京，深圳，广州没有红楼吗？没被发现吧！人民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在哪里？”
揭秘上海“小红楼” 用女人血泪铸成的“人间地狱”
综合大陆媒体报道，赵富强1973年出生于江苏泰兴农村，并在80年代中期离开初中，辗转江苏、上海等地一边打工当学徒，一边学习裁缝技术。
2000年，赵富强到上海杨浦区开了一间裁缝铺，但赚的辛苦钱无法满足赵富强对金钱的欲望，于是他便把眼光投向了卖淫产业。
赵富强在裁缝铺附近先后开了两间理发店“旺盛”和“双双”，实则背地里是做皮肉生意。理发店第一位接客的“小姐”是赵富强的妻子宗某，她是在赵富强用“如果你爱我，就应该为我们以后的生活多付出一点，等有钱就不做这个了”等话术的劝说下接客的，标价150元（人民币，下同）一次。
其后，赵富强接连在保姆介绍所、网络聊天室等线上线下平台结识多名女子，邀请她们前来理发店就职。据报道，一名曾在赵富强开立的美发店工作的女性描述，赵富强从保姆介绍所将她招聘过来，嘘寒问暖后发生性关系，再以“会负责一辈子”等话术，说服她卖淫，但并未支付工资，仅在年底给一些生活费。
这名女性还透露，如女性有所不从，赵富强或殴打，或威胁将卖淫之事告知其老家亲属。“赵富强是个魔鬼。”她说。
在赵富强经营美发店的6年间，多名店内卖淫人员曾被行政处罚。赵的前妻之一宗某供述，赵富强告知如果被警方查处，就否认有卖淫活动，且不能交代出赵的名字。
2004年，赵富强逐步开始商铺租凭业，并通过欺诈手段垄断房源，使用暴力、“软暴力”等方式解决租赁纠纷。赵富强组织成员将空白的同意转租及长期租赁证明夹带在相关签约文件中，骗取房东签字，故意制造出租人违约假象，以补偿款名义为要挟，通过滋事、撬锁等方式敲诈。与房东签署“第一合同”后，赵富强组织将商铺转租，与承租人签订“第二合同”并从中获利。
在此期间，赵富强结识了时任上海市工商局杨浦分局江浦工商所副所长冯伯平、平凉工商所所长吴剑磊、杨浦区委政法委原书记卢焱，以及杨浦商贸总经理梁超与副总经理李斌等人，进行权色交易，大肆敛财。
2014年，赵富强在距离自己开设的第一间理发店不足2公里的许昌路632号，买下一栋6层建筑，并改名为“创富大厦”（坊间称为“小红楼”），卖淫产业也搬到了这栋大楼里。据了解，这栋大楼此前是一家宾馆，名为“惠昌旅店”。
赵富强制定了严苛的坐陪制度，根据官员们的个人喜好制定了专门的服务流程，并组织官员与女性周末出游并发生性关系。
2017年，在父亲生意失败后，留美学生陈倩决定回国。父亲官司缠身，急需陈倩找工作维持生计，并支付高昂的诉讼费。陈倩在上海法治天地频道《平安上海》栏目看到了高薪招聘信息。据悉，赵富强当时注资了上海万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法治天地频道《平安上海》栏目运营权由赵运营。
经过赵富强亲自面试后，陈倩顺利入职“上海汇吃汇喝美食城”，陈倩的工作地点就在淡红色建筑创富大厦。陈倩遭到赵富强欺骗，成为了赵的“女朋友”，并且搬进创富大厦的员工宿舍。赵富强用性爱视频和大额欠条威胁陈倩，陈倩被迫为赵结交的官员和国企干部等提供性服务。创富大厦戒备森严，内部每个角落均布有摄像头，到处都是门禁和保安，令陈倩无处可逃。
直到2017年底，陈倩遭到赵富强殴打和强奸后，被允许去银行领取补偿费，才有机会通过银行柜员报警。据财新网报道，当时陈倩身带淤青在杨浦区平凉路派出所等候，警察没有进行验伤等基本报案程序，也没做笔录，还劝说她：“他们随便看了一眼，说这也不严重”、“跟着赵富强不是挺好的吗？”6小时后，赵富强带着陈倩母亲赶到警局，最后以家庭纠纷的名义撤案。
陈倩因逃跑被软禁，赵富强还决定用孩子控制陈倩。事后陈倩描述说，“被拘禁期间，我连续十几天被强制注射催卵针，之后被戴上眼罩送到某个私人诊所取卵，没有注射止疼药。”
强行取卵对陈倩的身体造成严重伤害，她因此患上腹腔积水，住院一个月才治好，并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据悉，被强行取卵的女人不只陈倩一人，至少还有一名女子因取卵失去了生育能力。
赵富强其中一位前妻蒋某的母亲表示，自己曾经劝说女儿离开，蒋某自己也动过想走的念头，但最终她选择放弃。女儿说，“孩子身上流着赵富强的血，上学需要相关手续和证明，能走去哪里。”
另一位32岁女子林某与赵富强在网络上相识，网恋奔现后，赵富强用以前开发廊时，前妻为了他去做卖淫生意，把赚的钱都给他等话术，要求林某剪断输卵管，为其“现身赚钱“，林某最终同意了。
据了解，赵富强公司的财务、行政，包括公关部都交给跟随其已久的情妇们组织管理。公司参与动迁清场、软暴力打砸和恐吓驱赶租户的纠纷组成员，大部分由情妇的父亲兄弟组成。所有成员都住在小红楼里。赵富强唯的一支出是给情妇们的母亲们每人3000元的生活费。
赵富强在15年的的时间里，依靠阴阳合同、套路租贷、勾结贿赂国家干部参与动迁项目，手里积攒了1300多套商铺出租，一条街至少有一半商铺都握在赵富强的手里。从工商局到国资委等政府部门到处是赵富强的“保护伞”。
直到2019年被“打黑除恶”，赵富强共获利近10亿元。
2020年12月30日，上海高院二审终审判处赵富强死缓并限制减刑，其余37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至二十年不等。其中赵富强的多名前妻或与赵富强育有子女的女性也获刑8年半至20年不等，另有多名上述女性的亲友被判刑。
此前，在该楼附近住了几十年的居民，都不知道上海“小红楼” 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一位居民称，“他们最近差不多10年左右，从不对外营业，楼下一般设有2个保安守着，帮着安排车辆停放等，以前偶尔还在门口放一只大狼狗。
对此，有网友评论说：“这个案件真正让我震撼的，不是这个案子里的官员嫖娼和失足妇女，也不是官商勾结利益输送，而是暴力软禁强奸强迫卖淫卖卵！是公开以《平安上海》法治平台招聘物色高知女性，骗女性去应聘一份正规工作，然后当场强暴，雇佣打手圈禁、逼迫接客！是被骗女性逃出来后求助报警却被警察直接反手送回去！这个圈禁的场所就在杨浦区政府旁边300米！是保护伞已经深入司法干预审判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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