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烟岁月你最美 遗世独立的西南联大

在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最为成功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在民国时期的教育中，最值得尊崇的是抗战时期的教育；在抗战时期的教育中，最光彩夺目的是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全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她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与抗日战争相始终，前后只有8年多的历史。但是，短短8年多，西南联大“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碑文中语），培育了众多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人才，所出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所出的人才都要多，创造了中国以至世界教育史上的伟大奇迹，不但成为驰名世界的世界一流大学，而且，虽身处边陲，却引领思想，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绚烂的一页。由于她的存在，使当时的云南昆明这一边陲之地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化中心。美国弗尼吉亚大学约翰．伊瑟雷尔教授甚至认为“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西南联大之所以能赢得如此美誉，是因为在她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刚毅坚卓”的民族精神，彰显了一种现代中国的新的道统，那就是：爱国，民主，科学。

一、西南联大的历史首先是一部关于“气节”的历史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伴随著宛平城外激烈的枪声，北平告急！天津告急！华北告急！

国难当头，当时全国最为著名的三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惨遭摧残。为保存文化力量，三校合迁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1937年11月1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始上课。但不到两个月，南京又陷入敌手，武汉、长沙为之震动。长沙临时大学被迫再度南迁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这个中国教育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由此诞生。

南迁的过程充满了艰难险阻。大部分师生经广州、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再转滇越铁路进入云南。另有250多名同学组成步行团，在闻一多、黄子坚、曾昭抡、吴征镒等11位教师组成的辅导团带领下，栉风沐雨，徒步行军3,500里，历时68天，几乎用双脚横穿湘黔滇三省，完成了世界教育史上一次罕见的远征。

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振兴国家的强烈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使联大师生在被日军摧毁的残垣断壁前仍然精神不倒，用生命书写了一个个感动千古的真实的故事，淋漓尽致地彰显了“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崇高民族气节。

西南联大这批学者，基本上都是带著真挚的爱国情感和救国使命感离开古都的。学生也是这样。清华大学董树屏先生在转移到昆明的过程中，承担了把清华教学器材运往南方的任务。当时既要骗过日本人，又要在路上和难民一块儿争船争火车。他想了很多办法，才把器材保护下来，完整地运到了昆明。这使得西南联大的工学院成为设施最好的学院。

曾经就学于西南联大的汪曾祺在回忆中谈到，当时同学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地区，有一个河南的同学是从老家一步一步走来的，一个西康的同学是买了一头驴一路骑过来的，可见战时上大学，是何等的不易。汪曾祺说：大部分同学是来寻找真理和智慧的。后来成为著名诗人和翻译家的穆旦当年也是步行者之一，他由此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西南联大教学条件之艰苦是今天的人们所难以想像的。学生们几十人挤在铁皮屋顶（铁皮屋顶最后还因为经济困难换成了茅草屋顶）、土坯墙的教室和宿舍里，这些教室方向不同，大小不一，里面放了一些木椅，都是本色，不漆油漆……这种椅子的好处是不固定，可以从这个教室到那个教室任意搬来搬去。

名师、教授们的生活同样异常艰辛，闻一多、华罗庚两家一度十几口人共居一室，中间用布帘隔开，形成“布东考古布西算”的奇特格局。在物价飞涨的年月，名教授也不得不卖衣、卖字、卖书、治印维持生计。为躲避轰炸，教授们大多住得很分散。有的住在几十里外的远郊，步行来上课，周培源先生骑自养的马上课，都是从不迟到。

在昆明，朱自清先生的生活窘迫到了连一件布棉衣都无力缝制的地步。有一年冬天，昆明天气异常寒冷，体质本来就很差的朱自清为了御寒，只好在赶街的日子去买了一件云南当地马帮里的穷苦赶马人穿的那种廉价披风，既当被褥，又当外衣用。

为一日三餐奔波的远不止普通教员，校长梅贻琦的日子也过得十分拮据。他有四个孩子正就读于联大，家庭负担确实不轻。但梅贻琦却从不让自己的孩子领取联大发给学生的生活补贴，而是把钱尽量满足那些更需要补贴的贫困学生。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传统和“刚毅坚卓”（联大校训）的顽强精神支撑著联大师生在物质生活极为艰困的日子里激情不减，弦歌不辍。无怪乎林语堂上世纪40年代初路过昆明作演讲时发出这样的惊叹：“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1946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落成。在这块由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闻一多教授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教授书丹的纪念碑上，镌刻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共834人。据说，实际从军人数远大于留名数。

二、西南联大的历史是一部坚守现代大学精神的历史

联大奇迹的出现固然植根于师生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担当精神，更有赖于正确的办学思想和原则，有赖于坚守了大学之所以成其为大学的现代大学精神。

西南联大在昆明正式诞生后，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联大分理、工、文、法、师范五学院，共26个系，两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学生总数3,000人，规模之大，在抗战时期堪称全国第一。

联大不但汇集了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而且融合了北大的“兼容并蓄”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办学思想和原则，这就是：“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碑文中语）；

更具体地说，就是“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对此，美国弗尼吉亚大学约翰．伊瑟雷尔教授做过中肯的评论：“联大素负盛名的教师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战时最优秀的学生。除了虎虎有生气的文化学术活动以外，联大还成为中国最具政治活力的一所大学。 ……在不到半个世纪以前，就能产生一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86岁的张瑞蕃老人1939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他至今仍难忘联大民主的学风：“老师从不强迫学生学甚么”。教师开课都是按自编教材讲授，一般不受干扰。与此同时，相当多的教授主张“通才教育”，认为打好“博”的基础才易于求专求精。课时安排上，让学生有充分自学的时间，去独立思考，自觉钻研，鼓励学生勤学勤思，不读死书，不死读书。

在西南联大，教授之间，对立的观点争奇斗绝，蔚成风气。如哲学系的贺麟教授欣赏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而冯友兰先生的在这方面的思想观点则正好相反。但不管是贺先生还是冯先生，都受到了学生的尊重。旁听在西南联大蔚然成风，不仅学生旁听老师的课，而且老师之间互相旁听之事，也经常有之。闻一多与沈有鼎，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旁听意味著自由选择，意味著开阔视野，意味著学术对话。

在西南联大，最可贵的是当时师生之间存在著一种平等、诚挚、亲切、和谐的关系和教学相长的风气。联大实行“自由教育”。有时候一门相同的课，由二三个教师同时担任，各讲各的，各有特色，这叫“唱对台戏”。每个教授必须担任三门课，而且上课时很少照本宣科，主要讲自己的专长和研究心得。平时师生可以随时谈天，讨论问题，甚至为某个科学论据和学术观点争吵起来。但正是在“唱对台戏”这些不经意的学校生活中，“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在学生的心灵里悄然扎根，而这，正是一所现代大学的灵魂。

还有，就是联大师生虽然身处边陲之地，但他们的学术视角却始终瞄准世界学术的制高点。杨振宁先生离开联大后到美国留学，他说，我们一到美国甚么普林斯顿等一流大学，根本就没有感到我们有甚么落后，我们在美国都是最杰出的学生。

赵忠尧先生是我国最早研究原子能的，“两弹一星”元勋里很多是他的学生。他当时是国民政府派往太平洋去参观美国比基尼导弹、原子弹爆炸的，参观完以后，他当时就到处筹资想买一些基本的实验器材，带回国来教我们自己的学生实验。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1949年的政权更迭，但他一直在买这些器材，用教学生的薪酬去买，想法集资去买，最后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期带著器材回国了。

正是有了这样的学术视野，一部部一流水平的学术著作在硝烟中问世：华罗庚完成了开创性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还有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论著。而同样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杨振宁在两位导师的辅导下，完成了对他一生科研事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学士论文；李政道读完了他的物理学业，为日后的成就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

三、西南联大留给我们的另一笔宝贵财富

当面对强敌入侵或国家陷于灾难时，自然需要整个民族步调一致，这时往往会产生国家主义，强制主义或者专制，会以国家和爱国的名义来抹杀个性，剥夺个人权利和自由。而西南联大有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就是当国难当头的时候，整个知识份子群体既保持了一致性—坚持抗日的一致，同仇敌忾；同时它又能够容忍和保全学者们和学生们的个性；既未因为需要统一而走向国家主义，又未因为坚守自由而无视民族大义。他们彰显出的是君子的“和而不同”，而不是小人的“同而不和”。作为一个文化群体，它留给我们的这一宝贵财富，给我们现在的大学该怎么办提供了珍贵的历史借鉴。它告诉我们，中国的知识份子在民族大义面前从来都是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同时他们也懂得在甚么时候甚么问题上需要坚守人格独立，思想自由，懂得爱国不等于国家主义，统一不等于专制和独裁。他们决不能容忍打著国家的旗号搞甚么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

在西南联大，政治气氛和学术气氛一样浓重。联大的师生大都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究和书呆子，而是心忧天下的仁人志士，但他们又从来不忘记自己作为学人的职分。在这里，德先生与赛先生似乎友情依旧，往往携手同行。

学者的个性是自身学术个性和个人生活细节的惯性，在西南联大都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原来的三所大学的个性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比如原来北大的“兼容并包”，清华的“厚德以载物”和南开的务实精神，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反而更加和谐的融在一起，创造了新的学风，新的人际关系和更加开放的氛围。

在联大，吴宓先生的个性很有代表性。吴先生讲“英诗”，多离不开一，一也离不开多。他认为，美就是讲的多样性的统一，即多中有一，亦即和谐。吴先生为人耿直，放荡不羁。教学却严谨认真。他讲西洋文学史，却重中国经典；爱《红楼》，却崇奉孔子。吴先生本人就是一个“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之人。像吴先生这样的人，在西南联大尚不乏其例。西南联大很赞赏这样的人，因为这是西南联大自由之风的一个标志。毕业于联大的张世英教授认为，西南联大这个学校本身就是一座“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学府。政治思想方面：进步的，保守的，中间的，左中右都有，各得其所。

在学校里，学术是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爱国、民主、科学，教育独立、教育救国、知识报国，反对专制和独裁是联大师生共同的价值追求。

当然，联大的学者教授们也并非圣人、道德君子，不同类型的学者在观念上的冲突也十分常见。

前面提及，西南联大本身就是一座“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学府。所谓“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而不是孔子所批判的“小人”的“同而不和”。联大真正做到了“和而不同”，所以成了世界一流。

（编者按：因篇幅原因，本文保留主线，删去了细节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