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西路军”的下场远比刘亚洲所披露的更悲惨、更恐怖》发布后，一位叫“true? ”的网友发表评论说：“刚开始看还觉得是这么回事，到后面那么多胡说八道，结果除了跟刘亚洲写的差不多的部分，别的都不可信了。再说你比刘亚洲早三十年知道，为什么到现在才说？估计是现在才在别人的要求下，参照了刘亚洲写的再添油加醋一番才编好吧。”
这位网友有所不知，早在三十一年前，也就是笔者成功逃离中国大陆的次年，就已经开始撰文披露自己所了解的关于“西路军”史实的第一手资料，真的不是“到现在才说”。当年的美国、香港、台湾等地都有很多的“反动刊物”，比如当时还是纸刊的《民主中国》，以香港的《开放》杂志等，都曾经发表过笔者的相关回忆文章，其中对于幸存女红军沦为“焦家婆姨”的故事，要比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更详细。
多年前笔者在我们的夜话中南海专栏的一篇文章《不准拿党史“说事”，只是因为党史太恐怖》中，也向读者听众们介绍到了一九七六年春天笔者作为甘肃省永昌县的“路线教育工作组”成员，于坐落在甘肃和青海交界的祁连山半山腰的一个叫祁家庄的穷乡僻壤里的所见所闻。
当年的中国大陆上的“路线教育工作组”的任务就是抓所谓“农村阶级斗争”和“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农村地区的反映”，所以我刚进村就有才从城里下来不久的新“知识青年”向我这个“老知青”大惊小怪地警告说他们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他们说生产队长推荐的一个对他们进行“忆苦思甜”教育的老雇农竟敢对他们进行“反革命宣传”，胡说四九年以前日子再苦也还过得下去，那六零年可就把人饿饥慌了(饿极了的意思)。
被这件事情吓白了脸的生产队长赶紧把那老雇农和他的婆姨（女人或妻子之意)找来，我发现那老妇人竟然是四川口音。
笔者截止当年被迫“上山下乡”之前的十年左右时间都是生活在一个大型国企的家属区里，因为当时全国动员“支援三线建设”的原因，这个家属区里的一些孩子是随父母从东北鞍山或者四川攀枝花等地迁过去的，所以笔者从小就对东北、四川等地的口音十分熟悉。
生产队长拼命向我解释说:“他们两人一是没有文化，二是也老糊涂了，工作组同志你千万别把他们的话当个事情。再说，这老婆子也不容易，国民党的那个时候还是个女红军，让马匪的回回兵给……”
队长说到这里看见那老夫妇的眼里冒着凶光，不敢再说下去。我赶紧安慰老夫妇说:“你们都没有文化，说错话没关系，以后别再乱说了就行。”
“错个了球!”老雇农不顾婆姨的阻拦，张口开骂：“国民党的时候我给地主当了二十年长工，只要干活就能有饭吃。一九六零年的时候干活的比不干活的饿死的还快。现在比六零年好点也好的不多。四十年前我是这搭(即这个地方)最穷的人，可是再穷也还把这个红军婆姨养活了。现在可好，一个村里就有二十多个三十大几的汉子没有婆姨。四川来的女子百八十斤全国粮票就能换一个，穷汉子们还是换不起。队里让我给城里来的青年讲‘新社会’的甜。啥叫个甜?糖才叫个甜，可我老汉已经二十多年没尝过糖是个啥滋味了。城里来的青年说我是反革命，他们知道个啥?我就是个反革命又能把我做个啥?大不了来把我这老汉球咬掉。”
我们本专栏的前一篇文章中已经介绍过：1937年12月，毛泽东在召见李先念等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评论说：“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
对如此不顾事实，甚至完全是颠倒黑白的论定，李先念及徐向前等少数侥幸活了下来的前“西路军”将领为了“顾全大局”而隐忍了40多年，直到1980年，日后被中共党史、军史界誉为“给西路军正本清源第一人”的朱玉撰文《“西路军”疑》，才为还原西路军的历史真相打开缺口。
而正是这位朱玉教授，就曾经关注过笔者一九九三年在境外刊物上发表的讲述徐先前一九三七年流落甘肃省永昌县双湾地区的故事。这是当地一个曾经管过“知青“工作的前公社干部写信告诉我的。他本人就是在天生坑长大的。
西路军战败后，像李先念、徐向前等将领们虽然侥幸活了下来，但在逃亡的路上再也不可以有往日“革命首长”的威风了。刘亚洲的岳父李先念当时率领着几十人逃进深山与狼共舞，过了好长一段土匪不像土匪，乞丐不像乞丐的生活，历尽千难万险才到了新疆，后来被从苏联回国路经新疆的陈云找到保送到延安，并向毛泽东引荐。这就是毛泽东去世后的十几年里李先念紧紧追随陈云，共同与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对抗的历史原因。
一九七三年笔者在永昌县地处腾格里沙漠边陲的双湾公社“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一个当地农民给我讲述过一九三七年徐向前流落到此的故事。
一篇标题为《红朝的那些事情》的网文中记述说：……这一天晚上，陈昌浩、徐向前和警卫排黯然离开部队，很难想象陈昌浩的心情：他的老婆张琴秋也在大部队里，而陈昌浩却要扔下她和战友们，独自逃命。
陈昌浩和徐向前运气不是一般的好。他们离开大部队后，在当地碰到一个汉族医生，叫但复三。 但复三是个讲义气的人。看到两个红军首长落难，硬是冒着杀头的危险，收留他们在家里过宿。第二天,徐向前打扮成放羊的流民，一路要饭过了黄河，又翻过六盘山，终于同援西军会合；陈昌浩却比较倒霉，他发了高烧病了一场，病好后没有去陕北，而是让但复三陪着去了西安；在西安没找到延安办事处，又回了湖北老家，最后从西安转到耀县，千辛万苦才回到延安。
该文中说：陈昌浩和徐向前走了，西路军还有两千多人，分成三路突围。其中由伤病员、妇女组成的分队几乎全部损失……。
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所说的“焦家婆姨”，想必就应该是被陈昌浩、徐向前等将领们抛下的“妇女分队”的成员之一。
中共党史资料中介绍说：当时的马家军到处张贴通缉令，悬赏捉拿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各个山头把守更严了，他们不认识徐向前，因此严密盘查，见人就抓，抓起来就审问是不是徐向前、认识不认识徐向前……。
至于徐向前日后的遭遇，笔者听到的故事是：徐向前当时为躲避马家军的追剿，装扮成了一个算命先生，拉着一口白骆驼。当地虽然骆驼很多，但白色的很少见，所以徐向前的一口白骆驼加上一副水晶石的眼镜，就显得有几分仙气了。但因为此地交通不便，平时极少有外地人造访到此。所以徐向前的一口浓浓的外地口音使当地人不用问就明白他十有八九是被马家军打败的红军，人人都避之不及，生怕被马家军以“通匪”罪名满门抄斩。
当年的双湾公社如今早已更名为双湾镇。辖区内有一个叫天生坑的村落，当年流落到此的徐向前曾用一个金戒指向当地一个姓黄的地主换了一盆面条吃。这个地主难辨戒指是真是假，但知道“真金不怕火炼”的道理，所以还把戒指丢进灶火里烧了半天。
这个地主当时大着胆子把徐向前留住了一天，告诉了他去新疆的路线，临别时还给他带了几个白面馍(当地的馍馍蒸得很大，一个至少也有一斤多重)。
徐向前本人也确实像李先念日后的纪念文章里写的那样，即使在打了败仗的“严重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也“毫不灰心丧气”，坚信“革命事业的成功”是早晚的事。所以。临走时给那个地主写了一张条子，嘱咐他一定保存好，“日后也许用得着”。
当时的徐向前打听了去新疆的路线，但此后却反其道去了凉州（今名武威），继而又从凉州去了陕北，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当年的这个地主当然不可能预想到有一天中国大陆会是中国共产党坐了天下，只是因为觉得这个“算命先生”不像个凡人，所以真把那张字条缝在棉袄里子里留下了。
一九五零年，这个地主因为曾逼死过人命而被判处死刑，听完宣判才弄明白如今要枪毙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于是拆开袄里子，向军管会的人出示了那张条子。地方军管会的人对此辨不出真伪，于是把条子上交甘肃省军管会，省军管会又电报中共中央，回答是“确有此事”。
结果，这个地主被免除一死，改判十三年徒刑。后来因为在监狱里表现好，一九五六年就被释放回家了……。
一九六零年前后的三年大饥荒时期，甘肃省是中国大陆上饿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笔者曾经在网络上读到过数篇披露三年大饥荒时甘肃省的具体情况。
1960年是甘肃大饥饿大死亡的高峰，全省各地区都呈现出死亡的恐怖和死亡的惨景：张掖专区整体死亡率高达45.06‰，死亡人数103217人，自然增长率呈-26.78‰，人口自然减员61349人，其中酒泉市死亡率高达43.57‰，死亡人数16129人，自然增长率呈-28. 21‰，自然减员10442人；张掖市人口死亡率高达6. 46‰，死亡人数20296人，自然增长呈-45.62‰，自然减员15314人；安西县死亡率高达53.21‰，死亡人数20296人，自然增长呈-45.62‰，自然减员15314人；高台县死亡率竟高达72.04‰，死亡人数11262人，自然增长呈-65 29‰，自然减员10206人。此外，武威专区人口呈负增长的有永昌县，人口自然增长为-20.77‰，民勤县为-35.30‰，武威县为-26.78‰，敦煌县为-8.09‰，人口死亡率均在25‰-43‰之内。
前面所说的徐向前曾用金戒指换面条吃的那个双湾公社（今双湾镇）的天生坑，就是永昌县与民勤县交界的地方。 当时的双湾公社境内连死带跑，共损失了近一半人口，天生坑大队甚至出现过数起活人吃死娃娃肉的情景。徐向前的救命恩人在自己已经饿得全身浮肿，卧床不起的时候，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向家人指点了当年他曾给徐向前指点过的去新疆的路线，让家人到那里去讨一条生路。
这个可怜的老人虽然一九五零年没有被枪毙，但最终还等于是死在共产党手里了。日后的当地老百姓都已经明白过来，如果不是共产党的“合作化”和“大跃进”，自然灾害再严重也还不至于大量饿死人甚至于活人吃死人。
当年中共的西路军被打败后的流落人员虽然吃尽了人间苦难，但最惨的也还能讨到口饭吃以苟延生命。如果像共产党治下的一九六零年那样，当地人都被饿死无数，甭说草根树皮，观音土都没处找去，哪来的剩饭给外来的人吃?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我是一九六二年随父母到甘肃河西走廊的。当时我只有七岁，祁连山脚下的景象给我留下的最深记忆就是坟比树多。
当地人说:这里的坟，一百座里有九十九座都是里面没有棺材的。坟里面的人不是多年前被马回回杀死的，就是一九六零年前后被饿死的。
笔者早在三十一年前发表在《民主中国》 杂志的文章中就已经感慨过：茫茫无际的戈壁滩上，一九六零年至一九六一年间的新坟里装的都是被共产党饿死的人，而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间的旧坟里装的人到底应该说是被国民党杀死的，还是应该说是被共产党杀死的?如今，他们中的未亡人到老死的那一天都未敢对他们当年的那段历史做一番完全忠实于事实真相的重新评价，真不知他们的冤魂还要继续悲泣到何年何月！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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