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高层人事决策历来神秘无比,习近平上台之后更是如此。不过从新华社在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闭幕次日公开发表的专题报道文章中,还是不经意地透露出了一些有些参考价值的内容。
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张庆伟为何输给了自己的老部下马兴瑞和袁家军?》中介绍了从二零零二年十月召开的十六大即开始连任了五届中央委员的张庆伟被从央企外放到地方是从二零一一年开始的,先是担任了五年半时间的河北省长,然后是赶在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被升任黑龙江省委书记,成为当时中共政坛上最年轻的地方省级一把手。在黑龙江经营了四年半时间,又赶在二十大召开的前一年被平级调任湖南省委书记。这一段经历,说明当时的中共高层还是在对他进行重点培养的。不过,张庆伟被宣布从黑龙江省委书记调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具体时间是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九日, 两个月后的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马兴瑞就被宣布接替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陈全国的新疆区委书记职务,等于是提前“入局”。用当时一家中共大外宣的评论文章的话说,无论一年后才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会产生多少“新任”政治局委员,马兴瑞已经笃定成为其中的第一人。
去年十月二十四日,也就是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闭幕的次日,中共新华社即刊发长篇报道文章《领航新时代新征程新辉煌的坚强领导集体——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文中按时间顺利纪录说:“从2022年年初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就如何酝酿产生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问题,认真听取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的意见。大家一致赞成……采取谈话调研的方式,就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组成人选,国务院领导成员人选,中央军委组成人选,以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党内新提拔人选等,在一定范围内面对面听取推荐意见和建议。”
这里所说的“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党内新提拔人选”中是否包括张庆伟,将是我们本专栏下篇文章的内容之一。
如上新华社文章中还记述说:“2022年3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进行专门研究,讨论通过了《关于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酝酿工作谈话调研安排方案》。谈话调研和人选酝酿工作在习近平总书记直接领导下进行……”
也就是说,在围绕中共二十大上产生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酝酿工作“开始的前三个月,马兴瑞事实上即已经被宣布是”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中的当然人选了。
如上新华社刊发的长篇报道文章《领航新时代新征程新辉煌的坚强领导集体——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中还记述说:“根据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和中央领导机构建设的实际,参照往届做法,中央对推荐人选的范围、年龄和结构提出明确要求。”
“谈话调研中,大家一致认为……推荐范围、年龄杠杠和结构要求科学合理、符合实际,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深谋远虑、远见卓识。”
由此可见,虽然二十届中央政治局里除了习近平而外,还有张又侠和王毅是“超龄服役”,但总体上还是有所谓“年龄杠杠”的,也就是所谓的“七上八下”。这个“七上八下”的“年龄杠杠”同时也适用于不是政治局委员兼任的副国级领导人,所有不是政治局委员兼任的副国级领导人在去年二十大召开时年已满六十八岁的,一律不再进中委,当然也不会在今年三月即将召开的新一届两会上被安排连任或改任某项副国级的具体职务了。
这个“七上八下”在被运用到当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否连任的酝酿过程中,也被形容为“七留八不留”。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里被“七留”的典型是一九五五年出生的蔡奇。被“八不留”的代表人物是一九五四年出生的尤权和韩正。
当然,一九五五年及之后出生者从“年龄杠杠”角度有资格“留”并不等于必须留。
如上新华社文章中还说: “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不是‘铁椅子’,符合年龄的也不一定当然继续提名,要坚持事业为上,根据工作需要、人选条件、廉洁情况和形象口碑,能留能转、能上能下,树立新时代鲜明用人导向。”谈话调研中,许多谈话对象都表达了这样的意见。
在此前提下,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里“符合年龄”但却未被“继续提名”连任者,共有四人,他们是一九五五年出生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目前暂时仍任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和目前暂时还在位的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一九六三年出生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目前暂时还在位的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以及一九五五年出生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前新疆自治区委书记陈全国。
如上四人中,李克强和汪洋在现有职务上都没有“退居二线”的余地,所以除非他们二人在二十大上被安排连任政治局常委,并在此基础上一个改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一个改任国务院总理,否则就只能“一退到底”。如果安排他们两人如同当年的华国锋一样,在二十大上只连任中央委员,反而是一种对“犯了错误的同志”的一种羞辱性的安排。
而胡春华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他在二十大上连个中央委员都没有继任,那前提必须是受到了党内处分。而安排他从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位置上转任表面上“同级”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也好,全国政协副主席也好,都不是一种处分,而是所谓“工作需要”。所以他自然会被安排在二十大上连任中央委员。
如此说来,陈全国为什么未能如他在新疆自治区委书记位置上的前任张春贤一样,虽然不能连任政治局委员,但仍然还能在连任中央委员的前提下改任一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哪怕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委实成谜。
中共二十大后,外界舆论只顾为胡春华鸣不平,是因为他是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里最年轻的一个,比新产生的二十届中央政治常委会里七个人的最年轻者还要年轻一岁。但与陈全国同龄的蔡奇在二十大上不但晋升一级,而且还被同时内定了接替王沪宁的“副总书记”位置。肯定会令陈全国敢怒不敢言。
众所周知,陈全国曾经是习近平对新疆采取种族灭绝政策的一线总指挥官,长期坚守所谓“对敌斗争”的最前沿。并为此受到国际社会的制裁。站在习近平的角度,绝对是功不可没。笔者曾经读到过墙内的一篇爱国贼文章居然把陈全国称之为“铁血保护新疆汉人的千古功臣”。
而相比于陈全国的“铁血治疆”,即使站在维护习近平政权的角度,他蔡奇是何德何能?担任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五年里,治理北京的突出“政绩”只有一个清理低端人口,真的是乏善可陈。
而如果说五年多前的张春贤在中共十九大上“出局”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此前的“柔性治疆”政策被习近平否定,那作为张春贤新疆自治区委书记的继任者陈全国铁血治疆之后的政治下场怎么还不如张春贤呢?
二零二一年年底,陈全国奉旨交出新疆区委书记职务后即进京参加一年一度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习近平在这次会上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是 “今明两年正值换届,领导同志要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遵守组织纪律、换届纪律”;“正确看待组织、正确看待自己,服从大局、服从组织、服从安排”;中央政治局成员要“看淡个人得失、看开功名利禄”。
如上新华社的文章《领航新时代新征程新辉煌的坚强领导集体——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中还说:“在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酝酿人选和征求意见时,一些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以对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高度负责的精神,主动表示退下来,让相对年轻的同志上来,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宽阔胸怀和高风亮节。”
那么这“主动表示退下来”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具体指的是哪“一些”呢?首先李克强的总理职务已经连任两届,依”法“不能连任,所以他的”退下来“并不是什么”主动“而是被动。汪洋和王沪宁同庚,两人之间的全国政协主席职务的交接不能被形容成”让相对年轻的同志上来“。至于胡春华,本是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里最年轻者,把他排除之后的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里的国务院总理和副总理候选人,也只有张国清较他年轻一岁。所以胡春华的”出局“显然也不是“共产党人的宽阔胸怀和高风亮节”所致。那还有谁呢?韩正?但是韩正本来就是已经不符合“年龄杠杠”的,“退下来”是现所当然,也无所谓高风亮节。就如同五年多前在十九大上“退下来”的王歧山一样。更何况他韩正在从政治局常委“退下来”的同时,即已经被内定成为王歧山的国家副主席接班人。已经公布出来的消息是,韩正被安排在山东缺席“当选”了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是退位政治局常委中唯一一个成为未来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者,毫无疑问是复制了五年前的“王歧山模式”。
在中共二十届政治局产生之后至韩正被宣布“当选”十四届全国人大的山东省代表之前,外界关于王岐山的国家副主席继任人选有多种猜测,但主要是集中在栗战书身上。至于很少有人猜汪洋,是因为外界大都认为汪洋和李克强一样,都是习近平欲除之而后快的“团派”代表人物 。其实是这些胡猜乱测的评论人都没有搞明白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中共的所谓“正国级”领导人中,也还是有级别之分的。七个政治局常委中,只有总书记兼军委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和全国政协主席是“正国级”领导人中的“正职”,其他三名政治局常委,无论是那个相当于“副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一把手,还是中纪委书记和那个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都比前四名“正职”低半格。
在此前提下,国家副主席无论相对于全国人大委员长,还是相对于国务院总理及全国政协主席,都是副职。最多相当于政治局常委中的那个常务副总理。由此说来,虽然栗战书确实曾经在习近平的所谓政治亲信中可以名列“首席”,但无论是安排他在卸任政治局常委和全国人大委员职务之后,还是安排汪洋在卸任政治局常委和全国政协主席职务之后改任国家副主席,都等于是降级安排,实际意义没有,侮辱性极强。
综上所述,在酝酿谁将是王岐山之后的下一届国家副主席问题时,习近平面临的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恢复王歧山之前的那种安排,由一个政治局委员兼任国家副主席,那么这个国家副主席就只是副国级。二是把王歧山模式固定下来。那么在退位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就只有韩正一人可选。
众所周知,自王歧山从十八届政治局常委中退下出任了一届国家副主席之后,其表面上的地位就一直是排名老八。七个政治局常委之后,其他所有副国级领导人之前。但外界评论在近一两年里经常炒作一些王歧山在习近平那里失势的“内部消息”。不过我们前面引述的新华社《领航新时代新征程新辉煌的坚强领导集体——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一文里有这样一段内容证明了在党内连个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国家副主席王歧山的实际政治地位的特殊。文中说:“从2022年4月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专门安排时间,分别与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谈话,充分听取意见,前后谈了30人。”
我们不妨计算一下。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除习近平本人是二十四人,不是政治局委员的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军委委员是五人,相加起来是二十九人。再加一个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正好三十人。也就是说,当时的习近平除了与王歧山面议或者说是密谋,也还以面谈的形式分别告之李克强、汪洋、胡春华和陈全国,要求他们“正确看待组织、正确看待自己,服从大局、服从组织、服从安排”; “看淡个人得失、看开功名利禄”……。
如上新华社文章的内容中毫不避讳习近平对“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的定于一尊。文章说:“综合各方面意见建议,习近平总书记就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原则和组成方案,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进行了认真沟通、反复酝酿。形成初步方案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再次听取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方案。”
至于习近平向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提出的这个“组成方案”的依据,虽然经过了一个所谓“酝酿”和“推荐”的过程,但新华社如上文章中也特别强调了习近平的要求,即“党的领导和民主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两者不能偏废,决不能简单以票取人”。
言下之意,无论是胡春华这样的“出局”者,还是蔡奇等被“继续提名”者,或者是马兴瑞等被“新提名”者,说到底都不是因为他们在党内人望的高低,而是取决于习近平的个人喜好。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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