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国国防大学政委、解放军上将刘亚洲被习近平整肃。对此,海内外传来一片同情、惋惜的声音,有些异议人士甚至认为他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其主要依据就是网上流传的一些冠名刘亚洲的畅谈政治改革的文章。
但是,此类署名刘亚洲的文章大都是冒名顶替之作,刘亚洲多年前已发声澄清。一年多前,流亡美国的异议人士郑存柱也发表公开声明,为其欺世盗名之举道歉:“二零一三年八月,本人盗用刘亚洲先生的大名,写作并发表了《中国政治改革新思维——刘亚洲内部讲话》一文。当时十八大刚刚过去一年,国内很多人对新的总书记习近平抱有期望,但是认为他面对种种阻力,需要有重启中国政治改革的鼓与吹。本人人微言轻,只好出此下策,盗用刘将军之名,企图掀起舆论的动荡,以吹缈一池春水。……这种做法,的确是一种盗名行为。无论是否对刘亚洲先生造成实际伤害,本人都应该对刘亚洲先生公开道歉。同时也对那些相信、转发、评论此文的所有读者表达歉意。”郑先生公开道歉,算是亡羊补牢。但我一直坚信,绝对不能用共产党的方式反对共产党,绝对不能用谎言反对谎言,否则,即便你打败了共产党,你也变成了另一个共产党,正如尼采所说:“与怪物战斗的人,应当小心自己不要成为怪物。当你远远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
真正代表刘亚洲思想的,不是那些来历不明的伪托之作,而是电视政论片《较量无声》。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六日,长达一个半小时的电视政论片《较量无声》在网上悄然“流出”。该片由国防大学、总政保卫部、总参三部,以及社科院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国安部智库)联合推出,刘亚洲为总策划。该片通过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中东茉莉花革命等一系列事件的解读,得出结论称,这一切的源头,都是美国使用非常规手段,颠覆了他国政体的惊天阴谋。该片指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颠覆中国现行体制,试图从政治、文化、思想、社会和组织五条战线进行渗透和干涉,近年来此起彼伏的维权事件和公民抗争等,都是美国渗透的结果。
刘亚洲将《较量无声》放在网上传播,一是因为通过传统媒体如央视播放,需要经过旷日持久的审查程序,二是因为他已然发现网路的“触及率”已超过电视。他在一次接受访问时说:“今天的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战场,西方敌对势力妄图以这个‘最大变量’来‘扳倒中国’。各种反主流意识形态思潮混杂在政治性谣言甚至‘心灵鸡汤’之中,在互联网上竞相发声,而且极具蛊惑力。要争夺话语权,就必须重视舆论生态和媒体格局的深刻变化,与时俱进创新理念和手段。”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来占领互联网这个舆论高地。
有评论人士指出,刘亚洲找秦天等一众军中信奉国家主义的鹰派太子党拍出《较量无声》有两个盘算:一是投习近平所好,把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灌输给习近平;二是刘亚洲本人借此从国防大学政委职位上再上一层,拿下中央军委委员中的一席,乃至成为习近平的“军中国师”。
没有想到,这部电视片用力过猛——片中影射王岐山与马凯等财经领域高官与美国的“颠覆工具”——福特基金会——有联系。这种告密手段,与一九八九年王震向邓小平告密说,赵紫阳与索罗斯的开放基金会有关,是美国特务,几乎如出一辙。许多左派人士看了电视片后,呼吁追查“美国代言人”在中国党政机关的后台。那时习近平正与王岐山结盟,利用王岐山治理经济及整肃政敌,对于这种“挑拨离间”自然不能容忍。于是,五天之后,习近平下令全网封锁《较量无声》。
把中国的未来寄托在刘亚洲身上,是智力上的缺陷和道德上的怯懦
《较量无声》是刘亚洲的投名状,却起到了反作用,让习近平对这个野心勃勃的“儒将”颇为忌惮。习近平虽然全盘接纳了刘亚洲在片中的思想,却也埋下了整肃刘亚洲的伏笔。正如秦国的国主全盘接受商鞅变法,却把商鞅五马分尸处死。
旅居美国的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发推文说:“刘亚洲,第二个任志强!刘亚洲之劫难预示更大的浩劫来临。”她还说:“宪政、自由、民主是刘亚洲先生明确坚持的观念,只是囿于环境所限,表达需要讲究策略。”或许,与刘亚洲共同的“红二代”背景,让她颇有兔死狐悲之感。
作家慕容雪村在推特上发出不同看法,认为刘亚洲与习近平是一伙的,他们是窝里斗。蔡霞立即表示:“你是要当习近平的帮凶?”慕容雪村回应说:“这话问得不应该吧。他们党内权斗,与我没半毛钱关系。难不成周永康和薄熙来倒台,你也要为他们呼号奔走?政治犯是很高的荣誉,它属于张展、彭载舟、吴淦、王爱忠、秦永敏和刚刚被判重刑的许志永和丁家喜。至于刘亚洲这种,享受高干待遇,住高干病房,连坐牢也要坐高干牢的红高干,不适合来分一杯羹。”
我赞和慕容雪村的看法。如何看待“六四”,是判断一个人是否认同民主自由价值的标尺。那么,刘亚洲是如何评价“六四”的?我在《刘晓波传》中写到过这样一个细节:一九八九年五月,作为军中作家,刘亚洲与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金坚范一道出席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举行的国际笔会第五十三届代表大会。正值学生占领天安门广场抗议示威,国际笔会通过决议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警告中共当局不得以武力镇压民众。当国际笔会主席宣读决议时,刘亚洲高声反驳,并率团中途退席,随即宣布中国作家协会退出国际笔会。正是有这一段渊源,后来国际笔会才接纳了由刘宾雁、刘晓波创建的独立中文笔会为其成员。“六四”屠杀之后,刘亚洲上书当时的国家主席王震,建议防患未然,一定要控制舆论和教育,不能再发生一次“六四”,也不能让“六四”学生日后成长为反对派。
在中共的统战政策中,一切国际组织都是其统战的舞台,国际笔会也不例外。此前的一九八八年,刘亚洲利用国际笔会第五十二次代表大会在汉城召开之机,与韩国外交官员接触,并将与韩建交的意义写给决策层。刘亚洲的外交新思维,得到中共高层认同。两年后,刘与叶剑英之子、时任总政联络部部长的叶选宁陪同一位国务院副总理会见韩国特使,为中韩建交奠定基础。刘亚洲也因对韩国秘密工作成绩突出,立了二等功一次。
一九九二年四月,刘亚洲以双重身份(作家和军人)访问台湾,开创了中共党员访台的先河。台湾统派予以隆重接待,他们看重的当然不是当时只是校级军官的刘亚洲本人,而是他身为前国家主席和时任政协主席的李先念的女婿的特殊身份。当时的国民党军中大佬郝柏村传过来两句话:“第一,只要开放大陆党政军人员赴台,第一个就邀请刘亚洲。第二,刘来台后,我一定见。如他不来,通过他安排的人,我也一定见。”
“六四”之后,中共高层再也没有胡耀邦和赵紫阳意义上的改革派或开明派,朱镕基不是,温家宝不是,被习近平整肃的所有高官都不是。这是一个常识,如果连这个常识都不承认,仍然在中共高层寻找好人、寻找救星,就如同从粪坑中寻找钻石,最终只能一无所获。苏晓康的评论一语中的:“他们之间不过是另一场‘兄弟窑墙’,刘亚洲也不过是另一个薄熙来而已,相较之下,刘之于薄,却是小巫见大巫。……坊间传说他是军内挑战习乃至军事政变的主要角色,我就觉得匪夷所思了,他有那个能耐吗?不是沦为另一场‘秀才造反’,虽然他也算一个‘太子’(驸马)?假如他以军事常识——他真懂打仗这回事吗、仅仅因为读过几本西方军事科普?”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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