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厂里的女儿，做保洁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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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深圳，母亲把所有的东西都跟老家比，银行大楼像庄稼，椰子树像甘蔗，公园草坪像菜地。这些景象都需要钱来制造，她感叹深圳为什么这么有钱，能不能给贫穷的老家分一点？也好奇为什么每次去公园，总有人背着手闲逛，生活在一个“打工之城”，这些人难道不用上班吗？

母亲来深圳就一个目的，挣钱。在她大半辈子的生命历程里，这是最最要紧的事。在她带来的大堆行李里，比较特别的是两双在县城大润发买的、有点像玛丽珍样式的软底方口鞋——她计划找到工作之后就可以穿。

母亲不会普通话，不会骑车，智能手机用得也不是很顺溜，尤其导航不熟练。在深圳头几天，她很慌张，总是紧跟着我，去每一个地方都怕丢了。我们教她如何坐地铁，但她总在临上车时打不开乘车码，像八爪鱼一样的地铁出口也令她恐惧，担心万一出错了站怎么办。

受限于识字不多，母亲只能在熟悉的范围内活动，工作就从住处1公里范围内找起，但能选择的工种十分有限：先排除住家保姆，接着是需要灵活使用手机的家政工，之后是长时间站立或坐的一些服务行业。盘算到最后，剩下的就是能够按时上下班的保洁。

确定了岗位方向后，我在求职网上给母亲投简历，倒是有不少电话打来，但要么地址偏远，要么需要上16个小时连班，都不合适。一系列考量后，我们决定直接去找商场和写字楼的保洁员，问他们是怎么找到工作的。结果机会比想象中来得容易，在一家高端商场门前，一位在那工作的大叔告诉我们，这里正缺保洁员，按照母亲的年纪，应该能应聘上。

我们去商场负一层的管理处找到经理，她问母亲都干过什么活儿，母亲用方言一一答复，汇集起来只有一个意思：能吃苦。为了得到这份工作，母亲隐瞒了腿部曾患滑膜炎的事。经理拿来一张表格，让母亲录入基本信息，签完一份简单的合同，录入指纹，紧接着让另一位保洁阿姨带带母亲，算是“培训”。不到一个小时，母亲就掌握了工作流程，正式入职了这家深圳福田区的高端商场。

人生中第一次，母亲拥有了自己的职业名称，领到了工衣，编号 “6165”的不锈钢制、长条形名牌，正正地戴在她右胸口上衣的第二粒扣子上方。从县城大润发超市带来的玛丽珍方口鞋也派上了用场。除此之外，母亲还办了招行卡，她选择的是8 小时工作制，一个月2500 元，这笔工资不再是以现金，而是以准时到账的方式打进她卡里。在母亲大半辈子的打工生涯中，不知道五险一金为何物，这次同样也没有。

对母亲来说，“保洁”两个字是动态的，意味着一连串动作及一系列流程。每天商场10点开门之前，她和同事们必须集中工作，确保眼见范围内不能有一丝污渍，给顾客呈现一个干净得发光的商场。母亲首先要花一个多小时拖地板，再用半小时擦电梯，中间去地下车库水龙头洗两次拖把，最简单的擦栏杆被她放在了最后。

10 点半过后，白班保洁员有唯一半小时的休息时间，所有保洁员会抓紧吃午饭，母亲从帆布包里拿出头天晚上准备好的饭食，去微波炉加热，但十几个保洁员只有一个微波炉，谁先热到饭要靠抢。

吃完饭之后，母亲回到自己负责的保洁区域，是商场的负一楼，这里聚集了众多餐饮类店铺，还连着地铁出入口，每到上下班和吃饭时间，人流量巨大，是整个商场最难打扫的地方。就保洁员的微妙心理来说，他们希望商场里人越少越好，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脚印、手印要擦，也不会有数不清的奶茶杯、脏纸巾、头发、广告纸、口罩需要捡。

按照保洁公司规定，直到下午3 点下班之前，母亲必须时刻在场，拿着清洁包到处找污渍，不能停下来休息，也不能随意跟商场里其他人说话，被经理看到会被批评。但长时间走动会影响母亲的腿，她只能趁监管不在，溜去女洗手间进门处的长凳上歇几分钟。卫生间也被母亲认为是最轻松的岗，不用过多走动，且面积不大，但这样的岗位早已被更早到的阿姨占据，不会轻易退让。

商场的管理处还有一支专门监督保洁员的队伍，大多是年轻男女。他们的工作任务是在清洁区域巡逻，及时发现保洁员没打扫干净的地方，拍照发到微信群。在一次检查中，母亲被一个女孩当面指责地板污渍没擦干净，她当场就哭了，说着对方听不懂的方言，大概意思是，那块污渍根本擦不掉，但却被女孩认为，山里来的人难缠，母亲只好把气憋在心里。

很多保洁员都很讨厌这些年轻人，说他们没有同理心，有的还会把照片发在有领导的大群。遇到这种情况，母亲的经理就如临大敌，立马通知相应区域的保洁员去打扫，严重一点的还会罚款。这个情景立马让我想起自己在互联网大厂，大领导在工作群催问业务，中层领导也会非常紧张，私下来问做得怎么样，让我赶快处理，回应上级问询。

那是第一次，我感到自己和母亲的工作有相通之处。权力是分层传递的，我们都在相似的系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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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是一个狭长的、多中心的城市，大概每隔两公里就会有一座购物商场，但没有准确数据统计，这些商场需要一支多么庞大的保洁队伍来维持清洁和光鲜，也几乎没有人会关注保洁员怎么在这个超级城市生活。

时间久了，母亲工作流程熟练了，开始跟周围的保洁员打交道。几乎所有保洁员都是从农村来，大部分是女性，五六十岁，普通话不怎么好。她们中的很多人都靠着超市卖剩的面包、水果度日。有时候，附近酒店自助餐剩下的白米饭也会被保洁员捡来当作第二天的主食。

整个商场，不止一个像母亲这样隐瞒身体疾病来做保洁的人，大多是胃病、糖尿病等一些慢性病，短时间内不会影响生命，很多人就不把这些毛病当回事。印象最深的有一个患糖尿病的保洁员，三餐都是把捡来的、冻在冰柜里的白米饭拌上老干妈，用热水化开了吃，为了挣钱在深圳硬熬着。

相比于自己的饭食，保洁员每天都能看到掌握财富的人在商场一家大型高端超市进出，那里的果蔬和鲜肉以新鲜为招牌，保质期仅一天，一颗包菜就可以卖到30元。曾经有一段时期，保洁员也吃到过超市里的菜肉，虽然没有坏，但已经过期，到了晚上11 点，一位专门负责处理食品的保洁员打扫完最后一遍卫生，就会把过期菜肉拉到地下停车场，分给商场里其他老年保洁员。

更多时候，“送菜”保洁员做的是一场交易，需要其他人用捡来的纸壳、废品跟他换，一些肉制品还会低价卖，成为他保洁之外的一份额外收入，多的时候一天可以赚百来块。但是也有风险，不到两个月，这件事就让超市经理知道了，“送菜”保洁员被开除了，不久后，他换去了不远处的另一家商场。直到离开时，也没人关心他从哪里来，为什么在深圳不停打工。

其实，保洁员老年飘零城市的原因有很多，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挣钱补贴儿女。比如商场里有一位姓董的保洁员，来自云南，大儿子患有糖尿病，要靠胰岛素和降糖药维持基本健康，没法赚钱，儿媳妇在老家带孩子，一家人生活还要依赖老董。

老董没办法，只好来深圳做保洁，负责商场负一楼和负二楼的男卫生间，每天一遍遍上楼又下楼，要走三万多步，脚后跟经常痛得起水泡，走路变得一瘸一瘸。老董的工作是16个小时制，早晨6点起床，凌晨才能回到位于城中村的宿舍，之后还要煮第二天的饭菜、洗衣服，辛苦换来的是每月到账6000元的工资。

做抛光的刘师傅担子比老董还要重，他不到四十岁，有一儿一女，老婆留在东北老家带孩子，一家人全靠他打工养活。晚上10点商场关门后，刘师傅开始做抛光，把地板磨光滑，直到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监工验收才能下班。

刘师傅是一个外包的临时工，抛光的活儿三四个小时干完了，天还没亮，他就随身携带一张小折叠床，住在负一层的男厕所。早上离开之前，他把床收拾好，放在不被注意的角落，又去附近另一座商场做抛光，每天两点一线，单月能挣万把块。为了省房租，刘师傅在深圳一直 “借”地方住，曾在一家餐馆的沙发上偷偷住过几晚，后来被管事的发现了，再住就要罚1000元，他才把“家”搬进了男厕所。一个装着抛光工具的简单背包，一张便携床，一个水壶，就是他落脚这座城市的证据。

除了子女之外，更多保洁员和我母亲一样，来深圳打工是给自己攒养老钱。他们中的很多也是第一代农民工，年轻时给城市修地铁，盖楼房，老了不得不从建筑工地退下来，但已经回不去农村，用一位保洁员的话说，种地没什么钱挣。因此，他们只好继续在城市，转而做轻松一点的保洁、环卫工作。

但城市留给他们的空间也在压缩，不仅是建筑工地，深圳很多写字楼也限制保洁员不能超过退休年龄。为了应付上级检查，不少超龄保洁员只好去办没有芯片的假身份证，比如我母亲之前遇到过一位身份证年龄72岁的大伯，经常被经理挤兑，有一次开会，经理当着所有保洁员的面说，首先要开除年龄最大的，那位大伯心里很担心，只能做一天工赚一天钱。

也有保洁员在同一家写字楼干了很多年，受到主管的关照，超龄后仍留了下来，但他们有很强的危机感，稍微请一个长假可能就会失去工作。最典型的是疫情放开后，很多65岁左右的保洁员三年没回家，今年还是留在写字楼过年，因为请假工作可能就丢了，万一回来进不去写字楼，他们就只能去小区、地下车库等这些更差的地方。

一个悖论是，即便保洁员的年龄被限制，超龄用工还是很普遍。在没有制度保护、工资低、住宿条件差、纪律严苛、没有假期的情况下，保洁工作的稳定性很差，队伍里没有更年轻的人，并且永远缺人，最终只有来自农村且年龄偏大的人会留下来做长期工。

虽然对社会必要且有益，但保洁员会贬低自己的工作，认为“没有用”，才会来干这份活儿。当然，这不妨碍他们过得乐呵，下班后照样跳广场舞，录短视频，很有生命力。他们从来没有抱怨过社会结构导致的不公，只会和自己同阶层的人比较，相比于留在农村的大多数，他们已经是走出来、能够挣到钱，并且能为老年做规划的一部分人。

3

在母亲的班组里，我是唯一一个进入保洁员休息室，会帮忙打扫卫生的保洁员子女。去的次数多了，大家都认识了我，不等我问，总是热情地与我分享各种新发生的事。

但以前的我并不是这样。在来深圳之前，母亲打过很多工，给工人做饭，进矿山，上山栽树，摘香菇，打连翘，还给一位董事长的妈妈当过保姆。我曾多次深入过母亲的工作现场，那时，与她和同事的交流都是表面的，从未觉得彼此会产生深刻的联结。

印象最深的是2013 年夏天，我读大学的一个暑假，去母亲工作的钒矿宿舍看她。当时的母亲四十五岁，像个男人一样，留一头短发，穿解放鞋和迷彩服，遇到不公平的事，还会粗鲁地跟男人干架。母亲向我描述自己的工作——把矿土从车上卸下来，混合盐、碱、煤后，用膝盖顶住铁锹往分流盘上倒。有一次扭伤了腰，她还坚持干活，身体用力时弯曲幅度过大，每铲一次矿土，都像磕一次头，从白天磕到黑天，身上变得青一块紫一块，夜里痛得无法侧身睡觉。

我去看她的那一次，母亲问我要不要跟她一起进矿山，看看她挣钱有多难，以此激励我好好念书。但我拒绝了她，因为我没办法面对那种残酷，怕自己会哭。

那时候我对父母不仅有愧疚，还有一种责难。记得初中放了暑假，父母几乎不在家，为了解决我和弟弟的吃饭问题，母亲会从工地下来，买回来一背篓的面条和油菜，住一晚，第二天又继续去打工。我家门前是一座很高的山，傍晚五点就挡住了太阳，屋里变得很暗，我们姐弟害怕得赶紧关上大门。漫长的青春时期，我们好像是留守儿童，自己独自长大，甚至有一种强烈的被父母抛弃的感觉。

到了大学，我从山区走到城市，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听老师讲很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文学、哲学和电影，星期天还跟室友一起购物，去图书馆看书，参加社团活动。我的生活和母亲形成巨大的反差，但又是她一分一分挣出来的。每次，母亲带着说教的口气说，“你不知道你妈有多累。”这句话沉重得让我接不上话，我做不了任何事情去帮她，只能选择不回应。

母亲的信仰一个是挣钱，一个是把子女送出去读书。但你知道，就像《金榜题名——大学出路分化之谜》书里写的那样，作为一个农村孩子，大学就是一个眼花缭乱的迷宫，让我感到找不到方向和出路。等到毕业时，我的工作还没有着落，只是因为有一位亲戚在深圳，所以我也选择来了这里，一边寄宿在亲戚家，一边开始找工作。

像后来的母亲一样，当时的我在这座城市寻找自己的海域，刚好遇到一家媒体创立深度中心，我投了简历，应聘上了那里的记者。工作后，我遇到很多家境不错的同事，他们跟我有完全不一样的成长背景，为了尽快融入集体，我去逛艺术馆，看展览，关注热门流行事物，附和同事聊天，不懂的地方也装作很懂。我还会去买一些小西装、高跟鞋装扮自己，就是想让自己变得更城市、更职业。

回过头看，因为对“出身”的不自信，无法认同自身存在的困窘，那时候的我经常是不真诚的。比如遇到很多人的场景，别人问我从哪里来，我不会说从商南来，而是从西安附近一个地方来，就用更大的城市标注自己。如果要介绍父母，我会掩饰说爸爸在建筑工地做包工头，而不是一名普通的小工。

好在媒体有一个崇尚自由的氛围，我接触了各种不同的人，也看了很多书，慢慢学会不再贬低自己的来处。但那几年，我和母亲的关系还是变得疏离，我在深圳，她在商山脚下，距离太远，母女就处于一种“我不过问妈妈的辛苦，妈妈不懂我的生活”的状态。我们只是因为血缘和具体的家庭问题才连接在一起，比如供弟弟上大学，我偶尔会主动打钱补充生活费；老房子要拆迁了，我要写申请书跟村干部交涉。

母女走得更远，是因为后来我谈了一位湖南的男朋友，母亲很不同意，湖南对她来说太远了，担心女儿就嫁到外面去了。因为婚姻问题，母亲跟我吵过很多次架，最终拗不过我，她伤心地说，女儿白养了，要开始恨我了，最久的一次有三个月不给我打电话。

母亲平时也不让我回家，说钱都贴给了车轱辘，不划算，每年只有春节才回去一次。有一年过年，母亲主动要求跟我一起睡，聊起婚姻，又被我堵了回去，我不跟她谈心，她开始生气，两个人背对着背睡。春节结束后，我去高铁站坐车，母亲当时腿还有点痛，但她非要送我，之后是我坐在前排，她和弟弟坐后排，路上她就一直哭。

到了车站，距离开车还有一段时间，但我没有多陪母亲一会儿，而是赶快进了车站，就好像只要离开商南，回到深圳，我们母女就不会深陷彼此的依赖和纠缠。

等到这次母亲来深圳，我们也面临着很多摩擦，甚至是冲突。最主要的问题是，母亲不是在跟我们过生活，而是在“寄人篱下”。在老家，母亲总能把厨房安排得明明白白，但在这里，她做饭、买菜都要征询我的意见，稍微买贵一点的肉，就不敢随便处理。摆在桌上的水果，她不太敢吃。如果我和丈夫不打开客厅的电视，她从来不会主动去看。她洗发水用得很少，会把用过的毛巾收到自己房间，洗干净的衣服放在晾衣架的边角。

她也很害怕打扰到我们。虽然上班早，但她从不设闹钟，就把窗帘拉开睡觉，靠天光判断时间。起床后，她不开灯，摸黑穿衣服，好几次把打底的短袖穿反了，下班回家才发现。晚上，她总是待在房间，要我们喊她才出来。她跟我的相处还带有一种讨好，不喜欢猫，但会很勤快地铲猫砂；跟老家亲戚打电话，会把声音放很大，说女儿能让她来这里多么好。

那段时间，我的工作变得异常忙碌，也很复杂。下班回家后常常一言不发，侧躺在沙发上，面无表情。母亲不懂我在工作中的经历，也不能提供帮助，只会问我，你吃饭了没？饿不饿？我感到心烦意乱，更想一个人待着，没有心思面对母亲。母亲就以为我在给她摆脸色，矛盾终于集中在一起爆发。她的眼泪比我先流出来，强硬地表达：“你给我买票，我要回商南！要不是为了挣几毛钱，我才不待在你这里！”

直到2020年快结束时，我和母亲在天台进行了一次长谈，之后她告诉我在商场遇到了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的交流有了新锚点，相处才发生了变化。

4

母亲到深圳时，我的处境已经离开媒体，进入了互联网公司，在一个严密又高速运转的系统里工作。

互联网本身是一个变化很快的地方，我刚进入不久，就经历了部门架构变动，在那个剧烈的震荡期，我像是一个突然的闯入者，听大家讨论KPI、OKR，产品怎么迭代，怎么对齐，压力非常大。第一个半年里，我的考评连合格都算不上，想要不被淘汰，就需要尽快证明自己能在其中创造价值。我开始有手机强迫症，每天睡前最后一眼，早上起来第一眼，都控制不住要看工作群，在意里面的每一条信息，被@时想尽办法回复领导。

想起来一位朋友说得很准确，在大厂，很多人都会不自觉变成优绩主义者，因为薪资和适应系统规则的强度是划等号的，越是能掌握规则，通过各种手段实现目标，就越能在系统里升职，这就跟高考拿高分就能去好大学是一个道理。

但大厂的薪资和精神空虚也是划等号的。工作是一个把人驯化的过程，被系统吸纳得越紧，精神会变得更加麻木和倦怠。

我在大厂的工作非常讲究节奏感，每一个项目都被严格管理，可以预见一个月后要干什么，年底要达到什么目标，因此每天面对的工作和人本质上来说是一样的。时间久了，我慢慢感觉到，大厂的人好像活在各自的气泡里，守在工位的电脑面前，变成一种生产资料，人与人之间触碰不到。有一段时间，我为此感到很难受，天天处在崩溃边缘，变得不看书，不运动，也很少去公园，下班后的精力只够睡觉，生活过得一团糟。

 但母亲的保洁员故事打破了这种麻木。每天晚上，她就像一个从童年记忆里飘到我身边的人，用方言讲述她在商场里的见闻，推着我再次去关心他者，看到一个我之前明知存在却从未介入的世界。

当母亲讲述时，我开始只是打开录音笔记录，把零星的个体故事存在手机记事本里，直到个体形成群体，反映出背后面对的公共性和结构性问题，我才决定把它们写成文字。在这件事上，母亲和我形成了同盟，她甚至把写书当成自己的工作，每天马力十地问我，明天要帮你采访谁？昨天采访的有什么要补充？我每天也开始有新盼头，不仅仅只有打工一件事，下班后还可以有自己的“精神飞地”。

之所以不像之前躲避看母亲进矿山，而是可以诚实面对她的保洁工作，倾听她和同事的分享，本质上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和他们在相似的系统，有相通的困境。就像我丈夫所说，如果从高一点的视角看，社会是一个热带雨林生态系统，我们凭着一点知识和运气，暂时爬上了树，但随着社会的木马旋转得越来越快，我们对不安全感都感到恐惧，难以真正闲下来，在休息中获得愉悦与平静。

处在这个“加速”的社会，是书写让我获得了一种宁静的秩序。因为写作，我开始回溯过往的历程，那些童年在山里飞奔、躺在麦垛上吹口哨、坐在屋顶看云、在雪地里打滚的日子， 依然构筑了我的精神内核，能够治愈当下处在钢筋水泥城市里的我。原本，我一直认为出身是要被抛在身后的，是用来超越的，但其实只有认识自己的来处，才能真正地接纳自己。

随着母女对彼此的了解加深，我们的争吵越来越少，母亲也逐渐感到被理解，敢于参与到这个家的生活中，开始掌控厨房，尝试自己去买菜。母亲还在这座城市的更大范围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虽然只会说方言，但她不怯于跟陌生人讲话，开始探索小区周围的环境，先是跟对门邻居交上了朋友，之后认识了楼栋里几乎所有的老人，了解他们家里有几口，子女做什么工作，一个月拿多少退休金。母亲喜欢跟老人热络地聊天，讲述各自的生活。

母亲还爱上了去天台数飞机。她从来没坐过飞机，在农村一连几个月也看不到一架，但在深圳天台的水泥墩上，飞机从她头顶飞过，她在心里记下来，有一天傍晚，数了36架飞机才下楼。“一会儿冒一架，一会儿冒一架。深圳真好。”她还喜欢深圳一年四季都有花，纷繁多样，永不凋谢，到冬天了，她说街道两边还是“花嘭嘭的！”

在深圳三年，母亲已经在超级商场、政府大楼、写字楼做过保洁员。到了2021年盛夏，老家姑姑病危，母亲为了回老家照顾她，为此丢了一份最轻松的保洁工作。陪姑姑走过生命最后一程后，母亲再次决定离开县城，不断洗洗刷刷，收纳整理，将能送人的食物都给了亲戚。走之前，她想起带到深圳的玛丽珍样式的软底方口鞋已经磨破了，又去大润发超市买了两双，一共花了30块。

等到那年秋天，母亲再一次肩扛手提地来到深圳这座火热的城市。相比于第一次的茫然，她这次显得底气十足，相信自己能找到工作。原本，我想让她来深圳多休息，但她白天在城市无处可去，反而感到一种围困。一天晚上，等我下班回家，才得知母凭着智慧，已经领到新工衣。她告诉我，第二天就要去上班了，语气并不是在征求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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