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廠里的女兒，做保潔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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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到深圳，母親把所有的東西都跟老家比，銀行大樓像莊稼，椰子樹像甘蔗，公園草坪像菜地。這些景象都需要錢來製造，她感嘆深圳為什麼這麼有錢，能不能給貧窮的老家分一點？也好奇為什麼每次去公園，總有人背着手閒逛，生活在一個「打工之城」，這些人難道不用上班嗎？

母親來深圳就一個目的，掙錢。在她大半輩子的生命歷程里，這是最最要緊的事。在她帶來的大堆行李里，比較特別的是兩雙在縣城大潤發買的、有點像瑪麗珍樣式的軟底方口鞋——她計劃找到工作之後就可以穿。

母親不會普通話，不會騎車，智能手機用得也不是很順溜，尤其導航不熟練。在深圳頭幾天，她很慌張，總是緊跟着我，去每一個地方都怕丟了。我們教她如何坐地鐵，但她總在臨上車時打不開乘車碼，像八爪魚一樣的地鐵出口也令她恐懼，擔心萬一出錯了站怎麼辦。

受限於識字不多，母親只能在熟悉的範圍內活動，工作就從住處1公里範圍內找起，但能選擇的工種十分有限：先排除住家保姆，接着是需要靈活使用手機的家政工，之後是長時間站立或坐的一些服務行業。盤算到最後，剩下的就是能夠按時上下班的保潔。

確定了崗位方向後，我在求職網上給母親投簡歷，倒是有不少電話打來，但要麼地址偏遠，要麼需要上16個小時連班，都不合適。一系列考量後，我們決定直接去找商場和寫字樓的保潔員，問他們是怎麼找到工作的。結果機會比想象中來得容易，在一家高端商場門前，一位在那工作的大叔告訴我們，這裡正缺保潔員，按照母親的年紀，應該能應聘上。

我們去商場負一層的管理處找到經理，她問母親都幹過什麼活兒，母親用方言一一答覆，匯集起來只有一個意思：能吃苦。為了得到這份工作，母親隱瞞了腿部曾患滑膜炎的事。經理拿來一張表格，讓母親錄入基本信息，簽完一份簡單的合同，錄入指紋，緊接着讓另一位保潔阿姨帶帶母親，算是「培訓」。不到一個小時，母親就掌握了工作流程，正式入職了這家深圳福田區的高端商場。

人生中第一次，母親擁有了自己的職業名稱，領到了工衣，編號 「6165」的不鏽鋼製、長條形名牌，正正地戴在她右胸口上衣的第二粒扣子上方。從縣城大潤發超市帶來的瑪麗珍方口鞋也派上了用場。除此之外，母親還辦了招行卡，她選擇的是8 小時工作制，一個月2500 元，這筆工資不再是以現金，而是以準時到賬的方式打進她卡里。在母親大半輩子的打工生涯中，不知道五險一金為何物，這次同樣也沒有。

對母親來說，「保潔」兩個字是動態的，意味着一連串動作及一系列流程。每天商場10點開門之前，她和同事們必須集中工作，確保眼見範圍內不能有一絲污漬，給顧客呈現一個乾淨得發光的商場。母親首先要花一個多小時拖地板，再用半小時擦電梯，中間去地下車庫水龍頭洗兩次拖把，最簡單的擦欄杆被她放在了最後。

10 點半過後，白班保潔員有唯一半小時的休息時間，所有保潔員會抓緊吃午飯，母親從帆布包里拿出頭天晚上準備好的飯食，去微波爐加熱，但十幾個保潔員只有一個微波爐，誰先熱到飯要靠搶。

吃完飯之後，母親回到自己負責的保潔區域，是商場的負一樓，這裡聚集了眾多餐飲類店鋪，還連着地鐵出入口，每到上下班和吃飯時間，人流量巨大，是整個商場最難打掃的地方。就保潔員的微妙心理來說，他們希望商場裡人越少越好，這樣就不會有那麼多腳印、手印要擦，也不會有數不清的奶茶杯、髒紙巾、頭髮、廣告紙、口罩需要撿。

按照保潔公司規定，直到下午3 點下班之前，母親必須時刻在場，拿着清潔包到處找污漬，不能停下來休息，也不能隨意跟商場裡其他人說話，被經理看到會被批評。但長時間走動會影響母親的腿，她只能趁監管不在，溜去女洗手間進門處的長凳上歇幾分鐘。衛生間也被母親認為是最輕鬆的崗，不用過多走動，且面積不大，但這樣的崗位早已被更早到的阿姨占據，不會輕易退讓。

商場的管理處還有一支專門監督保潔員的隊伍，大多是年輕男女。他們的工作任務是在清潔區域巡邏，及時發現保潔員沒打掃乾淨的地方，拍照發到微信群。在一次檢查中，母親被一個女孩當面指責地板污漬沒擦乾淨，她當場就哭了，說着對方聽不懂的方言，大概意思是，那塊污漬根本擦不掉，但卻被女孩認為，山里來的人難纏，母親只好把氣憋在心裡。

很多保潔員都很討厭這些年輕人，說他們沒有同理心，有的還會把照片發在有領導的大群。遇到這種情況，母親的經理就如臨大敵，立馬通知相應區域的保潔員去打掃，嚴重一點的還會罰款。這個情景立馬讓我想起自己在互聯網大廠，大領導在工作群催問業務，中層領導也會非常緊張，私下來問做得怎麼樣，讓我趕快處理，回應上級問詢。

那是第一次，我感到自己和母親的工作有相通之處。權力是分層傳遞的，我們都在相似的系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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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是一個狹長的、多中心的城市，大概每隔兩公里就會有一座購物商場，但沒有準確數據統計，這些商場需要一支多麼龐大的保潔隊伍來維持清潔和光鮮，也幾乎沒有人會關注保潔員怎麼在這個超級城市生活。

時間久了，母親工作流程熟練了，開始跟周圍的保潔員打交道。幾乎所有保潔員都是從農村來，大部分是女性，五六十歲，普通話不怎麼好。她們中的很多人都靠着超市賣剩的麵包、水果度日。有時候，附近酒店自助餐剩下的白米飯也會被保潔員撿來當作第二天的主食。

整個商場，不止一個像母親這樣隱瞞身體疾病來做保潔的人，大多是胃病、糖尿病等一些慢性病，短時間內不會影響生命，很多人就不把這些毛病當回事。印象最深的有一個患糖尿病的保潔員，三餐都是把撿來的、凍在冰櫃裡的白米飯拌上老乾媽，用熱水化開了吃，為了掙錢在深圳硬熬着。

相比於自己的飯食，保潔員每天都能看到掌握財富的人在商場一家大型高端超市進出，那裡的果蔬和鮮肉以新鮮為招牌，保質期僅一天，一顆包菜就可以賣到30元。曾經有一段時期，保潔員也吃到過超市裡的菜肉，雖然沒有壞，但已經過期，到了晚上11 點，一位專門負責處理食品的保潔員打掃完最後一遍衛生，就會把過期菜肉拉到地下停車場，分給商場裡其他老年保潔員。

更多時候，「送菜」保潔員做的是一場交易，需要其他人用撿來的紙殼、廢品跟他換，一些肉製品還會低價賣，成為他保潔之外的一份額外收入，多的時候一天可以賺百來塊。但是也有風險，不到兩個月，這件事就讓超市經理知道了，「送菜」保潔員被開除了，不久後，他換去了不遠處的另一家商場。直到離開時，也沒人關心他從哪裡來，為什麼在深圳不停打工。

其實，保潔員老年飄零城市的原因有很多，很大一部分是為了掙錢補貼兒女。比如商場裡有一位姓董的保潔員，來自雲南，大兒子患有糖尿病，要靠胰島素和降糖藥維持基本健康，沒法賺錢，兒媳婦在老家帶孩子，一家人生活還要依賴老董。

老董沒辦法，只好來深圳做保潔，負責商場負一樓和負二樓的男衛生間，每天一遍遍上樓又下樓，要走三萬多步，腳後跟經常痛得起水泡，走路變得一瘸一瘸。老董的工作是16個小時制，早晨6點起床，凌晨才能回到位於城中村的宿舍，之後還要煮第二天的飯菜、洗衣服，辛苦換來的是每月到賬6000元的工資。

做拋光的劉師傅擔子比老董還要重，他不到四十歲，有一兒一女，老婆留在東北老家帶孩子，一家人全靠他打工養活。晚上10點商場關門後，劉師傅開始做拋光，把地板磨光滑，直到第二天早上八九點鐘，監工驗收才能下班。

劉師傅是一個外包的臨時工，拋光的活兒三四個小時幹完了，天還沒亮，他就隨身攜帶一張小摺疊床，住在負一層的男廁所。早上離開之前，他把床收拾好，放在不被注意的角落，又去附近另一座商場做拋光，每天兩點一線，單月能掙萬把塊。為了省房租，劉師傅在深圳一直 「借」地方住，曾在一家餐館的沙發上偷偷住過幾晚，後來被管事的發現了，再住就要罰1000元，他才把「家」搬進了男廁所。一個裝着拋光工具的簡單背包，一張便攜床，一個水壺，就是他落腳這座城市的證據。

除了子女之外，更多保潔員和我母親一樣，來深圳打工是給自己攢養老錢。他們中的很多也是第一代農民工，年輕時給城市修地鐵，蓋樓房，老了不得不從建築工地退下來，但已經回不去農村，用一位保潔員的話說，種地沒什麼錢掙。因此，他們只好繼續在城市，轉而做輕鬆一點的保潔、環衛工作。

但城市留給他們的空間也在壓縮，不僅是建築工地，深圳很多寫字樓也限制保潔員不能超過退休年齡。為了應付上級檢查，不少超齡保潔員只好去辦沒有芯片的假身份證，比如我母親之前遇到過一位身份證年齡72歲的大伯，經常被經理擠兌，有一次開會，經理當着所有保潔員的面說，首先要開除年齡最大的，那位大伯心裡很擔心，只能做一天工賺一天錢。

也有保潔員在同一家寫字樓幹了很多年，受到主管的關照，超齡後仍留了下來，但他們有很強的危機感，稍微請一個長假可能就會失去工作。最典型的是疫情放開後，很多65歲左右的保潔員三年沒回家，今年還是留在寫字樓過年，因為請假工作可能就丟了，萬一回來進不去寫字樓，他們就只能去小區、地下車庫等這些更差的地方。

一個悖論是，即便保潔員的年齡被限制，超齡用工還是很普遍。在沒有制度保護、工資低、住宿條件差、紀律嚴苛、沒有假期的情況下，保潔工作的穩定性很差，隊伍里沒有更年輕的人，並且永遠缺人，最終只有來自農村且年齡偏大的人會留下來做長期工。

雖然對社會必要且有益，但保潔員會貶低自己的工作，認為「沒有用」，才會來幹這份活兒。當然，這不妨礙他們過得樂呵，下班後照樣跳廣場舞，錄短視頻，很有生命力。他們從來沒有抱怨過社會結構導致的不公，只會和自己同階層的人比較，相比於留在農村的大多數，他們已經是走出來、能夠掙到錢，並且能為老年做規劃的一部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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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親的班組裡，我是唯一一個進入保潔員休息室，會幫忙打掃衛生的保潔員子女。去的次數多了，大家都認識了我，不等我問，總是熱情地與我分享各種新發生的事。

但以前的我並不是這樣。在來深圳之前，母親打過很多工，給工人做飯，進礦山，上山栽樹，摘香菇，打連翹，還給一位董事長的媽媽當過保姆。我曾多次深入過母親的工作現場，那時，與她和同事的交流都是表面的，從未覺得彼此會產生深刻的聯結。

印象最深的是2013 年夏天，我讀大學的一個暑假，去母親工作的釩礦宿舍看她。當時的母親四十五歲，像個男人一樣，留一頭短髮，穿解放鞋和迷彩服，遇到不公平的事，還會粗魯地跟男人干架。母親向我描述自己的工作——把礦土從車上卸下來，混合鹽、鹼、煤後，用膝蓋頂住鐵鍬往分流盤上倒。有一次扭傷了腰，她還堅持幹活，身體用力時彎曲幅度過大，每鏟一次礦土，都像磕一次頭，從白天磕到黑天，身上變得青一塊紫一塊，夜裡痛得無法側身睡覺。

我去看她的那一次，母親問我要不要跟她一起進礦山，看看她掙錢有多難，以此激勵我好好念書。但我拒絕了她，因為我沒辦法面對那種殘酷，怕自己會哭。

那時候我對父母不僅有愧疚，還有一種責難。記得初中放了暑假，父母幾乎不在家，為了解決我和弟弟的吃飯問題，母親會從工地下來，買回來一背簍的麵條和油菜，住一晚，第二天又繼續去打工。我家門前是一座很高的山，傍晚五點就擋住了太陽，屋裡變得很暗，我們姐弟害怕得趕緊關上大門。漫長的青春時期，我們好像是留守兒童，自己獨自長大，甚至有一種強烈的被父母拋棄的感覺。

到了大學，我從山區走到城市，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聽老師講很有理想主義色彩的文學、哲學和電影，星期天還跟室友一起購物，去圖書館看書，參加社團活動。我的生活和母親形成巨大的反差，但又是她一分一分掙出來的。每次，母親帶着說教的口氣說，「你不知道你媽有多累。」這句話沉重得讓我接不上話，我做不了任何事情去幫她，只能選擇不回應。

母親的信仰一個是掙錢，一個是把子女送出去讀書。但你知道，就像《金榜題名——大學出路分化之謎》書里寫的那樣，作為一個農村孩子，大學就是一個眼花繚亂的迷宮，讓我感到找不到方向和出路。等到畢業時，我的工作還沒有着落，只是因為有一位親戚在深圳，所以我也選擇來了這裡，一邊寄宿在親戚家，一邊開始找工作。

像後來的母親一樣，當時的我在這座城市尋找自己的海域，剛好遇到一家媒體創立深度中心，我投了簡歷，應聘上了那裡的記者。工作後，我遇到很多家境不錯的同事，他們跟我有完全不一樣的成長背景，為了儘快融入集體，我去逛藝術館，看展覽，關注熱門流行事物，附和同事聊天，不懂的地方也裝作很懂。我還會去買一些小西裝、高跟鞋裝扮自己，就是想讓自己變得更城市、更職業。

回過頭看，因為對「出身」的不自信，無法認同自身存在的困窘，那時候的我經常是不真誠的。比如遇到很多人的場景，別人問我從哪裡來，我不會說從商南來，而是從西安附近一個地方來，就用更大的城市標註自己。如果要介紹父母，我會掩飾說爸爸在建築工地做包工頭，而不是一名普通的小工。

好在媒體有一個崇尚自由的氛圍，我接觸了各種不同的人，也看了很多書，慢慢學會不再貶低自己的來處。但那幾年，我和母親的關係還是變得疏離，我在深圳，她在商山腳下，距離太遠，母女就處於一種「我不過問媽媽的辛苦，媽媽不懂我的生活」的狀態。我們只是因為血緣和具體的家庭問題才連接在一起，比如供弟弟上大學，我偶爾會主動打錢補充生活費；老房子要拆遷了，我要寫申請書跟村幹部交涉。

母女走得更遠，是因為後來我談了一位湖南的男朋友，母親很不同意，湖南對她來說太遠了，擔心女兒就嫁到外面去了。因為婚姻問題，母親跟我吵過很多次架，最終拗不過我，她傷心地說，女兒白養了，要開始恨我了，最久的一次有三個月不給我打電話。

母親平時也不讓我回家，說錢都貼給了車軲轆，不划算，每年只有春節才回去一次。有一年過年，母親主動要求跟我一起睡，聊起婚姻，又被我堵了回去，我不跟她談心，她開始生氣，兩個人背對着背睡。春節結束後，我去高鐵站坐車，母親當時腿還有點痛，但她非要送我，之後是我坐在前排，她和弟弟坐後排，路上她就一直哭。

到了車站，距離開車還有一段時間，但我沒有多陪母親一會兒，而是趕快進了車站，就好像只要離開商南，回到深圳，我們母女就不會深陷彼此的依賴和糾纏。

等到這次母親來深圳，我們也面臨着很多摩擦，甚至是衝突。最主要的問題是，母親不是在跟我們過生活，而是在「寄人籬下」。在老家，母親總能把廚房安排得明明白白，但在這裡，她做飯、買菜都要徵詢我的意見，稍微買貴一點的肉，就不敢隨便處理。擺在桌上的水果，她不太敢吃。如果我和丈夫不打開客廳的電視，她從來不會主動去看。她洗髮水用得很少，會把用過的毛巾收到自己房間，洗乾淨的衣服放在晾衣架的邊角。

她也很害怕打擾到我們。雖然上班早，但她從不設鬧鐘，就把窗簾拉開睡覺，靠天光判斷時間。起床後，她不開燈，摸黑穿衣服，好幾次把打底的短袖穿反了，下班回家才發現。晚上，她總是待在房間，要我們喊她才出來。她跟我的相處還帶有一種討好，不喜歡貓，但會很勤快地鏟貓砂；跟老家親戚打電話，會把聲音放很大，說女兒能讓她來這裡多麼好。

那段時間，我的工作變得異常忙碌，也很複雜。下班回家後常常一言不發，側躺在沙發上，面無表情。母親不懂我在工作中的經歷，也不能提供幫助，只會問我，你吃飯了沒？餓不餓？我感到心煩意亂，更想一個人待着，沒有心思面對母親。母親就以為我在給她擺臉色，矛盾終於集中在一起爆發。她的眼淚比我先流出來，強硬地表達：「你給我買票，我要回商南！要不是為了掙幾毛錢，我才不待在你這裡！」

直到2020年快結束時，我和母親在天台進行了一次長談，之後她告訴我在商場遇到了什麼人，發生了什麼事，我們的交流有了新錨點，相處才發生了變化。

4

母親到深圳時，我的處境已經離開媒體，進入了互聯網公司，在一個嚴密又高速運轉的系統里工作。

互聯網本身是一個變化很快的地方，我剛進入不久，就經歷了部門架構變動，在那個劇烈的震盪期，我像是一個突然的闖入者，聽大家討論KPI、OKR，產品怎麼迭代，怎麼對齊，壓力非常大。第一個半年裡，我的考評連合格都算不上，想要不被淘汰，就需要儘快證明自己能在其中創造價值。我開始有手機強迫症，每天睡前最後一眼，早上起來第一眼，都控制不住要看工作群，在意裡面的每一條信息，被@時想盡辦法回復領導。

想起來一位朋友說得很準確，在大廠，很多人都會不自覺變成優績主義者，因為薪資和適應系統規則的強度是劃等號的，越是能掌握規則，通過各種手段實現目標，就越能在系統里升職，這就跟高考拿高分就能去好大學是一個道理。

但大廠的薪資和精神空虛也是劃等號的。工作是一個把人馴化的過程，被系統吸納得越緊，精神會變得更加麻木和倦怠。

我在大廠的工作非常講究節奏感，每一個項目都被嚴格管理，可以預見一個月後要幹什麼，年底要達到什麼目標，因此每天面對的工作和人本質上來說是一樣的。時間久了，我慢慢感覺到，大廠的人好像活在各自的氣泡里，守在工位的電腦面前，變成一種生產資料，人與人之間觸碰不到。有一段時間，我為此感到很難受，天天處在崩潰邊緣，變得不看書，不運動，也很少去公園，下班後的精力只夠睡覺，生活過得一團糟。

 但母親的保潔員故事打破了這種麻木。每天晚上，她就像一個從童年記憶里飄到我身邊的人，用方言講述她在商場裡的見聞，推着我再次去關心他者，看到一個我之前明知存在卻從未介入的世界。

當母親講述時，我開始只是打開錄音筆記錄，把零星的個體故事存在手機記事本里，直到個體形成群體，反映出背後面對的公共性和結構性問題，我才決定把它們寫成文字。在這件事上，母親和我形成了同盟，她甚至把寫書當成自己的工作，每天馬力十地問我，明天要幫你採訪誰？昨天採訪的有什麼要補充？我每天也開始有新盼頭，不僅僅只有打工一件事，下班後還可以有自己的「精神飛地」。

之所以不像之前躲避看母親進礦山，而是可以誠實面對她的保潔工作，傾聽她和同事的分享，本質上是因為我意識到，自己和他們在相似的系統，有相通的困境。就像我丈夫所說，如果從高一點的視角看，社會是一個熱帶雨林生態系統，我們憑着一點知識和運氣，暫時爬上了樹，但隨着社會的木馬旋轉得越來越快，我們對不安全感都感到恐懼，難以真正閒下來，在休息中獲得愉悅與平靜。

處在這個「加速」的社會，是書寫讓我獲得了一種寧靜的秩序。因為寫作，我開始回溯過往的歷程，那些童年在山裡飛奔、躺在麥垛上吹口哨、坐在屋頂看雲、在雪地里打滾的日子， 依然構築了我的精神內核，能夠治癒當下處在鋼筋水泥城市裡的我。原本，我一直認為出身是要被拋在身後的，是用來超越的，但其實只有認識自己的來處，才能真正地接納自己。

隨着母女對彼此的了解加深，我們的爭吵越來越少，母親也逐漸感到被理解，敢於參與到這個家的生活中，開始掌控廚房，嘗試自己去買菜。母親還在這座城市的更大範圍建立起自己的世界。雖然只會說方言，但她不怯於跟陌生人講話，開始探索小區周圍的環境，先是跟對門鄰居交上了朋友，之後認識了樓棟里幾乎所有的老人，了解他們家裡有幾口，子女做什麼工作，一個月拿多少退休金。母親喜歡跟老人熱絡地聊天，講述各自的生活。

母親還愛上了去天台數飛機。她從來沒坐過飛機，在農村一連幾個月也看不到一架，但在深圳天台的水泥墩上，飛機從她頭頂飛過，她在心裡記下來，有一天傍晚，數了36架飛機才下樓。「一會兒冒一架，一會兒冒一架。深圳真好。」她還喜歡深圳一年四季都有花，紛繁多樣，永不凋謝，到冬天了，她說街道兩邊還是「花嘭嘭的！」

在深圳三年，母親已經在超級商場、政府大樓、寫字樓做過保潔員。到了2021年盛夏，老家姑姑病危，母親為了回老家照顧她，為此丟了一份最輕鬆的保潔工作。陪姑姑走過生命最後一程後，母親再次決定離開縣城，不斷洗洗刷刷，收納整理，將能送人的食物都給了親戚。走之前，她想起帶到深圳的瑪麗珍樣式的軟底方口鞋已經磨破了，又去大潤發超市買了兩雙，一共花了30塊。

等到那年秋天，母親再一次肩扛手提地來到深圳這座火熱的城市。相比於第一次的茫然，她這次顯得底氣十足，相信自己能找到工作。原本，我想讓她來深圳多休息，但她白天在城市無處可去，反而感到一種圍困。一天晚上，等我下班回家，才得知母憑着智慧，已經領到新工衣。她告訴我，第二天就要去上班了，語氣並不是在徵求我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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