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中国政府胆寒的小册子（上）

文/清箫

1903年，上海一家小报社刊登的内容令清朝政府气急败坏。文中直呼光绪皇帝载湉的大名，写道“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在清廷看来最为扎眼，视其为辱骂皇上的大逆之言。其馀文字也句句充满反清与革命色彩。于是清廷在密电中催促官员：抓，一定要抓！

这家报社名叫“苏报”，最初在上海新闻界并不起眼，但自1900年起面貌一新；1903年，《苏报》聘章士钊为主编，以及章太炎、蔡元培等撰稿人，内容骤变犀利，一时震动中外。

该报推介的两部著作最令清政府恐惧，一是邹容的《革命军》，另一部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上述“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八字即出自《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两书不过是两本小册子，却有划时代的意义。《苏报》将《革命军》誉为“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还有人将《革命军》比作中国的“人权宣言”。

当时《苏报》位于上海租界内，清政府不便直接动手，需要求助于西方，于是走法律流程控诉报馆人员，并要求美国人关闭该报馆，希望租界当局交出这几个“反贼”。倘若这几位执笔人被引渡，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因为依照《大清律例》，“凡谋反及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苏报案”就此拉开序幕，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法庭上打响。

开庭后，代表清政府的律师古柏控告《苏报》“污蔑政府朝廷”及“大逆不道”罪，被告人为章太炎、邹容、钱允生、程吉甫、龙积之、陈范六人。

章太炎精通文字学，自然不会轻易妥协。他辩护道，把光绪皇帝称为“小丑”不算是辱骂，因为“丑”有“类”的意思，所谓“载湉小丑”意为“载湉这个年轻人”。

由于该案由外国人主要操作，而且按照西方民主国家的法律，这六名被告不会被重判，清政府便打起引渡的主意。但外方对中国司法不信任，因此引渡化为泡影。

不过清政府不甘放弃，于是寻找另一个突破口，即指控章太炎、邹容“登报著书，扰乱人心”，希望能找到《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革命军》危害中国社会的证据，却依然行不通，而且意想不到的是证词趋于对被告人有利。

案件处理期间，主审官中途换为上海县令汪瑶庭。汪瑶庭急于重判，单方面宣布章太炎、邹容被判永久监禁，激起英国副领事的抗议。之后外方驳回了汪瑶庭的判决书。

当时全球许多媒体都在关注此案，上海租界当局和外国大使面临来自清廷和外国舆论两边的压力，一方面他们和清廷有长期利益关系，另一方面也要考虑言论自由的价值观。租界的西洋诸国及日本大使专为此案开会，讨论是否要对章太炎、邹容定罪；若定罪，又该如何判。中外双方交涉长达数月，1904年5月21日最终宣判，清政府放弃重判要求，但外方也支持定罪，结果是：邹容监禁二年，章太炎监禁三年，罚作苦工；钱允生、程吉甫、龙积之释放。

总的来说，外国在苏报案中的作用有功有过，至少避免了引渡的后果，但逮捕与判刑实在不是舆论所乐见。自苏报案起，中国革命党人名声传遍世界，比孙中山伦敦蒙难的影响更大。此案让全世界都看到章太炎、邹容的言论，外国民众为二人因言获罪抱不平。

清政府的打压收到了反效果，《革命军》一时成为畅销书，销售多达110万册，价格高达每本20多两银子。20两不是小数目，要知道，清朝维持生活的开销为平均每人每年5两银子。官方越想禁，民众越好奇，舆论影响越广，最终吃苦果的是政府自身。

狱中，章太炎与邹容相互砥砺。章太炎吟诗赠邹容：“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宜掺手，乾坤只两头。”赞扬邹容废寝忘食的反清救国精神，并表示一定要并肩撑住。邹容随后和道：“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可惜邹容没能撑到出狱，因饱受折磨而生病，于1905年逝世，年仅20岁。其死因至今仍是谜，疑似遭人下毒。章太炎在《邹容传》中称：“往抚其尸，目不瞑。内外哗言，西医受贿，下毒药杀之，疑不能明。”南京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以陆军大将军阵亡例赐恤邹容。

《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相当于辛亥革命前的号角，以文字形式敲响了清朝的丧钟。

《革命军》简介与评价

《革命军》的宗旨、内容和特点是什么呢？为何在当时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

在此引用《苏报》对它的评价：“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族，光复中国，笔极犀利，文极沉痛。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孙中山说，《革命军》“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者大。”

全书可分为章太炎所作序、邹容自序和七大章九个部分，浅显易懂，热血澎湃，虽然有不成熟之处，但列出了简单而较完整的民主共和国纲领。书中说：“谨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约为数事”。其中笔者以为最关键的几点是：

“各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赋之权利。”“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

“区分省分，于各省中投票公举一总议员，由各省总议员中投票公举一人为暂行大总统，为全国之代表人，又举一人为副总统，各府州县，又举议员若干。”

“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乐之心。”

“定名中华共和国。”“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之国。”“自由独立国中，所有宣战、议和、订盟、通商，及独立国一切应为之事，俱有十分权利与各大国平等。”

“立宪法，悉照美国宪法，参照中国性质立定。”

可见邹容在思想上确实为中华民国建立做了良好的铺垫。

章太炎为《革命军》作序

邹容该书的文字适合大众阅读，但他担心缺乏文采，受读者诟病。所以写完该书后，他特意请章太炎修饰。章太炎看后认为无需修饰，保留这般直率、豪放、通俗的文字，才能广为流传。

于是章太炎由邹容对“不文”的担忧谈起，作了一篇精彩的序，为《革命军》的通俗直率辩护。

该序开篇写道：“蜀邹容为《革命军》，方二万言，示余曰：‘欲以立懦夫，定民志，故辞多恣肆，无所回避。然得无恶其不文耶？’余曰：‘凡事之败，在有其唱者而莫与为和，其攻击者且千百辈。故仇敌之空言，足以堕吾实事。’”章太炎认为，仇敌的空言足以破坏实事。

其后讲到满清窃国二百六十年，施行文字狱打压汉人，反清的骨气逐渐消淡。原文写道：“夫中国吞噬于逆胡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然自乾隆以往，尚有吕留良、曾静、齐周华等，持正义以振聋俗，自尔遂寂泊无所闻。”

吕留良、曾静都是反清志士。吕留良是明末清初文人，明亡后不愿入仕，削发为僧。他去世后，其崇拜者曾静传播抗清思想，游说将领谋反，被告发后入狱并被杀害。此事牵连吕留良的学生，吕留良因此遭开棺戮尸，著作也遭焚毁。齐周华是文字狱的受害者，他撰文称赞吕留良，并指出清廷焚毁其著作不妥，却因此入狱并遭受酷刑。乾隆年间出狱后，齐周华仍不放弃，递交《为吕留良等独抒己见奏稿》，后遭凌迟处死。章太炎称，自乾隆以前还有这些勇士“持正义以振聋俗”，然而“自尔遂寂泊无所闻”。

章太炎随后写道：“吾观洪氏之举义师，起而与为敌者 ，曾、李则柔煦小人；左宗棠喜功名、乐战事，徒欲为人策使，顾勿问其韪非枉直，斯固无足论者。乃如罗、彭、邵、刘之伦，皆笃行有道士也，其所操持，不洛、闽而金溪、馀姚，衡阳之黄书日在几阁，孝弟之行、华戎之辨、仇国之痛、作乱犯上之戒，宜一切习闻之，卒其行事，乃相紾戾。如彼材者，张其角牙以覆宗国，其次即以身家殉满州，乐文采者则相与鼓吹之，无他，悖德逆伦，并为一谈，牢不可破。故虽有衡阳之书，而视之若无见也。然则洪氏之败，不尽由计画失所，正以空言足与为难耳。”

他提到的洪氏指引领太平天国起义的洪秀全。曾、李指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和李鸿章。罗、彭、邵、刘指罗泽南、彭玉麟、邵懿臣、刘蓉，这四人都参与过镇压太平天国。洛、闽指程朱理学；金溪、馀姚指陆王心学。衡阳指清初主张反清复明的思想家王夫之，《黄书》是其著作，强调华夷之辨，认为“华夏之于夷狄，骸窍均也，聚析均也，而不能绝乎夷狄”。“日在几阁”意思是每天放在书桌和书阁上。知晓这些字词的含义后，以上段落就容易理解了，章太炎意在批评这群维护清朝的所谓人才，他们尽管受过良好的教育，经常读王夫之的《黄书》，但实际行为跟所学完全不一致。洪秀全反清失败，原因之一就是仇敌空言“足与为难”。

之后章太炎感慨：“逐满为职志者，虑不数人，数人者，文墨议论，又往往务为蕴籍，不欲以跳踉搏跃言之”，所以中国正需要邹容《革命军》这样奔放、激昂、通俗的文章，就是要“震以雷霆之声”，否则不足以唤醒嚚昧的世人；如果不易懂，则难以被市井群体接受。

该序结尾提到，革命的使命不仅包括驱逐满清、光复中华，更重要的是改革制度。原文说：“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容之署斯名何哉？谅以其所规画，不仅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点出和以往改朝换代不同，也要改变政教学术、礼俗材性，学习西方民主。

最后写道：“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馀杭章炳麟序。”为何说“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呢？这是因为章太炎不承认清朝年号，所以从西元前841年周朝周公、召公开始共同行政的时间算起，截至1903年5月，相隔2744年。《史记》记载：“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因为周厉王不行仁政，所以民众揭竿而起，厉王出逃，此后国家大事由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掌，直至周宣王即位。西元前841年那时叫共和元年，是中国历史已知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章太炎此序恰好和邹容的文字形成互补，面向不同文化水平的大众，其实际效果正如章太炎序中所言“义师先声”、“恢发智识”，启发许多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