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严格的防疫政策及政治氛围下,大批外国人正在”润”出中国。对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与中国告别是一个艰难选择,但不少人都意识到:是时候离开了。疫情近三年来,他们在中国遭遇了什么,这群”润”出中国的外国人 , 他们会回来吗?
“够了,是时候离开了!”
“哈啰,哈啰?" 通讯断线声。
记者与人在北京的马克‧德莱尔(Mark Dreyer)连线采访时,通讯中断了数次。
英国籍的德莱尔在中国已经生活了15年,他是总部设在北京的网站“中国体育观察家”(China Sports Insider)的创始人。“抱歉,刚刚断线了,你看,这是又另一个恼人的问题,通讯软件是众所周知的更不可预测!” 德莱尔借机说著,“我们大概还在‘后党大会’期间,VPN还有些不稳定。你看,就像这类在中国生活的小挫折积累,加上无法自由在国内旅行、无法见到国外的家人……,这整个大流行期间的经历,很多外国人终于是举手投降(throwing in the towel)说够了,是时候离开了!”
“润”(Run)是近期火红的网路流行语,借用英文“Run”的谐音,指的是受迫于中国国内政治、社会、经济的不稳定情况离开中国。
数据显示,中国极端抗疫政策正加剧外籍人士的“润潮”。
中国欧盟商会2022年中估计,居住在中国的欧洲人和英国人总数较疫情前水平大致减半,降至约6万人。中国美国商会日前也提出警告,由于持续封锁,中国境内的外国人正在搬离,58%的商会成员调降了年度营收预测,51%的美企将减少或延后在华投资。
对德莱尔来说,中国是他投注大半青春创立事业的地方,更是“迷人”的国境。疫情以来,他的妻子带著两个年幼的孩子先离开北京,德莱尔甚至一度还规画著接家人回北京生活的办法。但自诩是“乐观主义者”的德莱尔说,现在的他学会不抱“不切实际的希望”。
“老实说,(接家人回北京)这个计划感觉已经不再明智了。这里如此不稳定,所有关于测试、隔离和弹窗的政策,活动、工作、学校不断地无预警被取消或关闭……。是的,根本像一场噩梦。”
就在采访的隔天,北京朝阳区无预警地宣布11月8日开始网课。北京当局重申,“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不会动摇。
这一别 不打算回来
“我们每周、每天都在听到谣言,可能会有这个(措施),会有开放……我们已经听了差不多两年!我很厌倦了。” 在上海经营外贸生意的加拿大人汤艾文(Edem Thomas)正为离开中国做最后的收尾。
再两周,汤艾文生活在中国就要满18年了,他的办公室租约要结束、银行帐户要关闭、还有一些朋友要道别。这一别,他不打算再回来。
“不、不(打算再回来)。我认为现在要离开的这波外国人,都已经尽可能地坚持下去了。我不认为这群人会想再回到中国来,他们真的受够了(They’re so done)。”跟德莱尔一样,汤艾文的妻子及三个小孩已经早在今年初上海封城前离开中国。“老实说,中国没有真正开始开放的迹象,也没有可以开放的基础,重点是那些检测、隔离、监控的基础设施都盖下去了。几个月前我有机会回加拿大一趟,那完全是不一样的世界,我只能说中国这一切(防疫政策)是绝对的疯狂!(it’s absolutely insane)”
“跟让任何人说话变得非常非常困难,无论是街头的人、或是中国人的圈子……, 人们不想和外国人往来。 过去十年这个趋势一直在恶化,疫情加速了这种负面趋势。”汤艾文观察,中国的排外情绪一直在增长,这来自地缘政治的紧张、国内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人们或官员带头叙事是外国人把病毒带到中国。
今年9月,中国出现首例猴痘病例后,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发文提醒人们“不要与外国人直接肌肤接触"。
“人们开始会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你。 当你走在人行道时,会自动避开到人行道的另一边;当他们靠近你时,会戴上口罩,诸如此类的小动作。 ”刚搬离中国不久的美国人、从事市场公关相关工作的王麦克(Michael Wang)回忆著,“这发生在我身上,有次我为了自行车去大约三个不同的五金店寻找零件,每当我一踏进门,就会立刻被赶出来。他们会说走!走!走!请离开,要我越快离开越好。"
隔绝世界的中国
事实上,在新冠疫情之前,外国人就已经开始大规模离开中国。
中国官方数据显示,在北京的外国人数量从2010年的10.7万下降到2020年的6.2万,降了四成;在上海这个数字则从20.8万减少到约16.3万。值得注意的是,云南的外国人数量在2010年到2020年间大增,分析认为,这与自东南亚国家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等移入的劳工或学生有关。
总体来看,中国欧盟商会秘书长唐亚东(Adam Dunnett)2021年曾撰文指出,在北京喊着开放与国际化的同时,外国居民仍占中国总人口的不到0.1%,北京与上海的外国人占比则约1%,这与其他世界大都市如伦敦的37%、纽约的23%、东京的4.2%相去甚远。
“我们会看到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尤其是西欧国家和美国的外国人(离开中国),这当然与大流行政策脱不了关系,也与政治(氛围)转变有关。”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The Atlantic Council) 印太安全倡议高级研究员罗谷(Dexter Roberts)告诉本台。他还提到,外国投资及布局中国的战略正在改变,比如苹果日前正式启动在印度的iPhone14组装厂,降低对中国制造的依赖程度。
“我认为这是不幸的(趋势)。”曾在中国做了二十多年的商业记者,在2018年搬回美国的罗谷说,蓬勃的外来移民社群及外国企业在中国,除了能带来经济效应,还能作为一个中国与世界连结的桥梁或缓冲器,“缺少人与人的交流,让两极化及负面刻板印象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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