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差、钱难赚，到底是谁的错？不管是美国智库的调查，还是美国之音的采访，都清晰显示，和以前相比，现在的答案有了明显变化。
在习近平执政之初，人们更多地把矛头指向自己。是我能力不强吗？是我努力不够吗？是我性格不好吗？
而随着习近平第三任期的开始，中国经济困窘乏力，政治上的高压持续加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选择不再苛责自己。多位受访者表示：是政策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是习近平的问题。
答案显而易见。哪怕是和十几年前做比较，中国人看上去也已经没有那么老实可欺。但一位袍哥后人告诉美国之音：也仅此而已，中国人有选择自杀的勇气，但没有血性去反抗中国的执政党。
袍哥后人的家庭辩论
钱难赚，已是共识。钱为何难赚，不同的家庭看法不同，同一个家庭甚至也有分歧。来自中国西部省份，在建筑行业工作的强先生，向美国之音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强先生的曾祖父曾是当地舵爷。舵爷是袍哥会的头牌大哥，袍哥会是活跃于清代、民国的民间秘密社团组织。
“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家一直受到不平等对待。我的爷爷、父亲和我，对共产党都看不惯，”强先生告诉美国之音。
但对于他为什么赚不到钱，家人看法不同：“不管我父亲、母亲，还是表哥，都认为我是个人能力不够，或者是性格不好。我表哥稍微聪明一点，在国内是所谓的中产。但在我这个明眼人或者有认知的人的眼里，赚不到太多钱就是整体的大环境，加上国内政权结构造成的。”
强先生曾憧憬财富自由，他认为官方政策导致了变故。“2017年的时候，我爸买了一辆重汽王牌的蓝牌自卸车，去工地上拉渣土、土石。当时，老板给他加油，车辆有问题的话会维修一下，一个月就可以赚一万二。因为生意好，当时家里计划着年底再给我买一辆。但是因为2017年环保风暴，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我就只能出去打工了，我爸也把车卖了。”
他介绍，因为2017年环保风潮，仅他老家所在的城市，就有两万多家中小的民营家具厂倒闭，“环保确实利国利民，但是政策实行得太急，实施过程中有很多不正当利益勾当，在我眼里就是劳民伤财，就是专门坑老百姓的。我邻居有个小伙子开餐馆，也被环保部门要求搞一个类似空气污染回收器的东西，而且要从指定的商家购买，要花二十万，其实普通商家两三万就能搞定”。
认为失掉了在国内的机会后，强先生两次通过劳务中介到国外工作：“小工三四百人民币一天，中工五六百人民币一天，虽然也是辛苦活，但比国内强点。”目前在中国的他，正等着下一次出国工作的机会。
“习近平最能折腾”
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数据显示，强先生更是一个“明眼人”，更有理由在家庭的辩论里获胜。根据来自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最新报告，一项于2023年进行的调查显示，在导致生活贫困的因素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为个人因素不再重要。
根据这一报告，机会不平等、经济制度的不公平分别位列第1、第3。而在2014年、2009年、2004年所进行的类似调查中，机会不平等分别排在第4位、第5位、第6位，经济制度不公分别排在第9位、第10位和第8位。
报告同时显示，过往20年，在导致生活贫困的因素里，能力不足、努力不够一直位列前3位，但2023年的调查显示，中国人的认知发生了改变，能力不足已位列第6位，而努力不够位列第5位。性格不好由2004年的第4位，跌落至2023年的第7位。
不再苛责自己，看上去能够引起足够的共鸣。活跃在北京、广东等地的一位短片导演告诉美国之音：“共产党管得太多，让我这样的无名之辈，当然也让很多年轻人失去了获得知名度的机会。抖音短视频火的时候，他们要管；短片导演参加海外影展的多了，短片市场火起来了，他们也要管。管起来 – 这是他们的惯性。”
这位导演提到，中国国家电影局7月初发出新要求，短片参加境外电影节，由境内第一出品单位或送展法人向国家电影局备案，“虽是备案，但他们很有可能要审剧本的。”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资深媒体人告诉美国之音，个人努力难敌政治铁幕。江泽民、胡锦涛执政时，大家其实也不满意，但现在比较起来，习近平还是最能折腾的，而且不知道他还要折腾多久，“媒体行业完全变质，做一点有价值的深度报道难上加难，我这种想干事业的人心灰意冷。”
认为个人的困窘源于大环境而不是个人，在去年9月得到了规模浩大的验证。中国网红李佳琦在网络直播中销售79元一支的眉笔，有网友嫌贵，李佳琦回应“有时候找找自己原因，这么多年了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他的说法引来了群体愤怒，在如潮的“谁不想涨工资？但努力工作就一定能如愿吗”的质疑声中，李佳琦一天掉粉100万。
无声的革命
2013年，也就是所谓习李新政第一年，《无声的革命》一书在中国引发轩然大波。所谓“无声革命”，作者本意指中共建政后，穷人的孩子悄无声息地得到了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此书披露了中共干部子女上北大比例攀升，干部子女比例超过专业技术人员、更远超工人和农民阶层，一时被舆论聚焦。
时过境迁，曾是上海同济大学副教授、目前在美国生活的邱家军认为，当下的情况越来越突出，农村学生进入好大学读书的比例明显降低，像北京的北大、清华，农村学生占本科新生比例不到30%，较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有了20%的落差，“在复旦、同济这样的高校，来自农村的硕士、博士就更少了”。
邱家军同时告诉美国之音：“上海的情况，父母是公务员的，孩子考上公务员的比例可以说相当高，至少是60%以上。从官员阶层的子女中间产生新的官员，这就是比较典型的阶层固化。另外一方面，上海好的、有油水的企业，公务员的子女、官员的子女也是比较多的。越有权的部门，越有钱的部门，阶层固化越严重。”
他认为上海本地人考公务员至少有三个优势：会讲上海话，对上海的人情世故比较了解；有信息优势，知道哪些岗位的公务员收入高；而且上海人脑子灵光，还没有考取公务员之前，先到你想去的那个单位去实习或者做雇员，象征性地拿一点钱，以后考公务员就简单很多。
外地学生考公难，不只发生在上海。在广州海珠区一家设计公司工作的湖北人文华告诉美国之音，他是走一步看一步：“因为房地产政策的影响，我们公司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现在做老破小房子的翻新，总体情况稳住了。我的基本工资3200元，做一单业务的奖金在1200元左右。”
“我同时备考公务员。但现在名校生、硕士生甚至博士生扎堆，我这种从湖北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出来的，真是没有信心。”
他认为，公务员考试总体透明，但面试环节的人为因素会多一点，“广州有亲戚，但也不是公务员，所以得不到任何帮助”。
关注当代大学生命运流转的中国作家黄灯女士，今年5月底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的大学生整体上越来越原子化，精神上越来越孤寂。
“市场经济的冲击和网络的隔绝，让学生们孤立无援。读大学、找工作都是自己的事，买不起房也是自己的事，生存面临很多挑战。他们没办法放松，没办法不焦虑。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唯一的确定性就是来自家庭的依托，”她说。
逃离
多位受访者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对中国的现状感到失望。
在中国的社交群组里，强先生时不时和群友分享走线和移民的消息。“我个人的规划，就是先通过海外务工出去，多挣点辛苦钱。趁年轻身体好，脑袋还能转得快一点。”他告诉美国之音，“存点钱以后还是要找机会到国外定居。因为国内对年轻人来说，我的形容就是，不是人生活的地方。”
他认为中国不会有改变：“我爸我妈知道执政党坏，但是他们也没说过反抗。我表哥也没想过反抗。这段时间国内很多跳楼的、自杀的，他怎么反抗啊。我们中国人，我感觉是没啥血性了。”
认为个人努力难敌政治铁幕的资深媒体人也透露，他正联系几个国家的朋友，看看去哪个国家最好，哪个办法最稳妥。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改革，看上去也未能消弭不确定性带给人们的焦虑。邱家军表示：“12年观察下来，习近平不是不想干事，而是他能力不行、能力不足。第一，中国的就业，特别是年轻人的就业，你解决了没有？教育，特别是教育公平，你解决了没有？第三，医疗保障你解决了没有？第四点就是住房，加上社会保险，这些你解决了没有？别的不说，你哪怕是能够解决其中的一条，也是非常得民心。”
“中国政府从上到下，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致密的网状结构。基层政府是这个结构，高层政府也是这个结构，总体上导致社会比较固化，流动性比较差。实际上，这种固化是当权者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而有意为之。三中全会促进阶层流动的可能性基本上非常低。”
逃离也在中国内部发生。黄灯女士在让她声名鹊起的非虚构作品《我的二本学生》中提到，深圳浪漫主义般飙升的房价，彻底瓦解了学生们在大城市奋斗的念头，除了“丧”，除了选择逃离，他们找不到任何留下的现实理由。她认为“房价的失控和飙升，直接影响了学生对现实的感知和毕业去向”。
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在中共高层始料未及的房地产危机中有所回调。美国之音联系黄灯，询问她对大学生的“丧”有何新看法，她表示不能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正忙工作的调动，而且该讲的我都已经讲过了，”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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