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差、錢難賺，到底是誰的錯？不管是美國智庫的調查，還是美國之音的採訪，都清晰顯示，和以前相比，現在的答案有了明顯變化。
在習近平執政之初，人們更多地把矛頭指向自己。是我能力不強嗎？是我努力不夠嗎？是我性格不好嗎？
而隨着習近平第三任期的開始，中國經濟困窘乏力，政治上的高壓持續加強，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選擇不再苛責自己。多位受訪者表示：是政策的問題，是體制的問題，是習近平的問題。
答案顯而易見。哪怕是和十幾年前做比較，中國人看上去也已經沒有那麼老實可欺。但一位袍哥後人告訴美國之音：也僅此而已，中國人有選擇自殺的勇氣，但沒有血性去反抗中國的執政黨。
袍哥後人的家庭辯論
錢難賺，已是共識。錢為何難賺，不同的家庭看法不同，同一個家庭甚至也有分歧。來自中國西部省份，在建築行業工作的強先生，向美國之音分享了自己的經歷。
強先生的曾祖父曾是當地舵爺。舵爺是袍哥會的頭牌大哥，袍哥會是活躍於清代、民國的民間秘密社團組織。
「因為這個原因，我們家一直受到不平等對待。我的爺爺、父親和我，對共產黨都看不慣，」強先生告訴美國之音。
但對於他為什麼賺不到錢，家人看法不同：「不管我父親、母親，還是表哥，都認為我是個人能力不夠，或者是性格不好。我表哥稍微聰明一點，在國內是所謂的中產。但在我這個明眼人或者有認知的人的眼裡，賺不到太多錢就是整體的大環境，加上國內政權結構造成的。」
強先生曾憧憬財富自由，他認為官方政策導致了變故。「2017年的時候，我爸買了一輛重汽王牌的藍牌自卸車，去工地上拉渣土、土石。當時，老闆給他加油，車輛有問題的話會維修一下，一個月就可以賺一萬二。因為生意好，當時家裡計劃着年底再給我買一輛。但是因為2017年環保風暴，大概一年左右的時間，我就只能出去打工了，我爸也把車賣了。」
他介紹，因為2017年環保風潮，僅他老家所在的城市，就有兩萬多家中小的民營家具廠倒閉，「環保確實利國利民，但是政策實行得太急，實施過程中有很多不正當利益勾當，在我眼裡就是勞民傷財，就是專門坑老百姓的。我鄰居有個小伙子開餐館，也被環保部門要求搞一個類似空氣污染回收器的東西，而且要從指定的商家購買，要花二十萬，其實普通商家兩三萬就能搞定」。
認為失掉了在國內的機會後，強先生兩次通過勞務中介到國外工作：「小工三四百人民幣一天，中工五六百人民幣一天，雖然也是辛苦活，但比國內強點。」目前在中國的他，正等着下一次出國工作的機會。
「習近平最能折騰」
清官難斷家務事。但數據顯示，強先生更是一個「明眼人」，更有理由在家庭的辯論里獲勝。根據來自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最新報告，一項於2023年進行的調查顯示，在導致生活貧困的因素里，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認為個人因素不再重要。
根據這一報告，機會不平等、經濟制度的不公平分別位列第1、第3。而在2014年、2009年、2004年所進行的類似調查中，機會不平等分別排在第4位、第5位、第6位，經濟制度不公分別排在第9位、第10位和第8位。
報告同時顯示，過往20年，在導致生活貧困的因素里，能力不足、努力不夠一直位列前3位，但2023年的調查顯示，中國人的認知發生了改變，能力不足已位列第6位，而努力不夠位列第5位。性格不好由2004年的第4位，跌落至2023年的第7位。
不再苛責自己，看上去能夠引起足夠的共鳴。活躍在北京、廣東等地的一位短片導演告訴美國之音：「共產黨管得太多，讓我這樣的無名之輩，當然也讓很多年輕人失去了獲得知名度的機會。抖音短視頻火的時候，他們要管；短片導演參加海外影展的多了，短片市場火起來了，他們也要管。管起來 – 這是他們的慣性。」
這位導演提到，中國國家電影局7月初發出新要求，短片參加境外電影節，由境內第一出品單位或送展法人向國家電影局備案，「雖是備案，但他們很有可能要審劇本的。」
一位不願意具名的資深媒體人告訴美國之音，個人努力難敵政治鐵幕。江澤民、胡錦濤執政時，大家其實也不滿意，但現在比較起來，習近平還是最能折騰的，而且不知道他還要折騰多久，「媒體行業完全變質，做一點有價值的深度報道難上加難，我這種想幹事業的人心灰意冷。」
認為個人的困窘源於大環境而不是個人，在去年9月得到了規模浩大的驗證。中國網紅李佳琦在網絡直播中銷售79元一支的眉筆，有網友嫌貴，李佳琦回應「有時候找找自己原因，這麼多年了工資漲沒漲，有沒有認真工作？」他的說法引來了群體憤怒，在如潮的「誰不想漲工資？但努力工作就一定能如願嗎」的質疑聲中，李佳琦一天掉粉100萬。
無聲的革命
2013年，也就是所謂習李新政第一年，《無聲的革命》一書在中國引發軒然大波。所謂「無聲革命」，作者本意指中共建政後，窮人的孩子悄無聲息地得到了高等教育的機會。但此書披露了中共幹部子女上北大比例攀升，幹部子女比例超過專業技術人員、更遠超工人和農民階層，一時被輿論聚焦。
時過境遷，曾是上海同濟大學副教授、目前在美國生活的邱家軍認為，當下的情況越來越突出，農村學生進入好大學讀書的比例明顯降低，像北京的北大、清華，農村學生占本科新生比例不到30%，較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有了20%的落差，「在復旦、同濟這樣的高校，來自農村的碩士、博士就更少了」。
邱家軍同時告訴美國之音：「上海的情況，父母是公務員的，孩子考上公務員的比例可以說相當高，至少是60%以上。從官員階層的子女中間產生新的官員，這就是比較典型的階層固化。另外一方面，上海好的、有油水的企業，公務員的子女、官員的子女也是比較多的。越有權的部門，越有錢的部門，階層固化越嚴重。」
他認為上海本地人考公務員至少有三個優勢：會講上海話，對上海的人情世故比較了解；有信息優勢，知道哪些崗位的公務員收入高；而且上海人腦子靈光，還沒有考取公務員之前，先到你想去的那個單位去實習或者做雇員，象徵性地拿一點錢，以後考公務員就簡單很多。
外地學生考公難，不只發生在上海。在廣州海珠區一家設計公司工作的湖北人文華告訴美國之音，他是走一步看一步：「因為房地產政策的影響，我們公司受到了極大的衝擊。現在做老破小房子的翻新，總體情況穩住了。我的基本工資3200元，做一單業務的獎金在1200元左右。」
「我同時備考公務員。但現在名校生、碩士生甚至博士生扎堆，我這種從湖北名不見經傳的學校出來的，真是沒有信心。」
他認為，公務員考試總體透明，但面試環節的人為因素會多一點，「廣州有親戚，但也不是公務員，所以得不到任何幫助」。
關注當代大學生命運流轉的中國作家黃燈女士，今年5月底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現在的大學生整體上越來越原子化，精神上越來越孤寂。
「市場經濟的衝擊和網絡的隔絕，讓學生們孤立無援。讀大學、找工作都是自己的事，買不起房也是自己的事，生存面臨很多挑戰。他們沒辦法放鬆，沒辦法不焦慮。一切都是不確定的，唯一的確定性就是來自家庭的依託，」她說。
逃離
多位受訪者告訴美國之音，他們對中國的現狀感到失望。
在中國的社交群組裡，強先生時不時和群友分享走線和移民的消息。「我個人的規劃，就是先通過海外務工出去，多掙點辛苦錢。趁年輕身體好，腦袋還能轉得快一點。」他告訴美國之音，「存點錢以後還是要找機會到國外定居。因為國內對年輕人來說，我的形容就是，不是人生活的地方。」
他認為中國不會有改變：「我爸我媽知道執政黨壞，但是他們也沒說過反抗。我表哥也沒想過反抗。這段時間國內很多跳樓的、自殺的，他怎麼反抗啊。我們中國人，我感覺是沒啥血性了。」
認為個人努力難敵政治鐵幕的資深媒體人也透露，他正聯繫幾個國家的朋友，看看去哪個國家最好，哪個辦法最穩妥。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的改革，看上去也未能消弭不確定性帶給人們的焦慮。邱家軍表示：「12年觀察下來，習近平不是不想幹事，而是他能力不行、能力不足。第一，中國的就業，特別是年輕人的就業，你解決了沒有？教育，特別是教育公平，你解決了沒有？第三，醫療保障你解決了沒有？第四點就是住房，加上社會保險，這些你解決了沒有？別的不說，你哪怕是能夠解決其中的一條，也是非常得民心。」
「中國政府從上到下，實際上是一個比較緻密的網狀結構。基層政府是這個結構，高層政府也是這個結構，總體上導致社會比較固化，流動性比較差。實際上，這種固化是當權者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而有意為之。三中全會促進階層流動的可能性基本上非常低。」
逃離也在中國內部發生。黃燈女士在讓她聲名鵲起的非虛構作品《我的二本學生》中提到，深圳浪漫主義般飆升的房價，徹底瓦解了學生們在大城市奮鬥的念頭，除了「喪」，除了選擇逃離，他們找不到任何留下的現實理由。她認為「房價的失控和飆升，直接影響了學生對現實的感知和畢業去向」。
中國一線城市的房價，在中共高層始料未及的房地產危機中有所回調。美國之音聯繫黃燈，詢問她對大學生的「喪」有何新看法，她表示不能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正忙工作的調動，而且該講的我都已經講過了，」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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