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后已经过了几十年，期间发生了许多政治历史大事件，足以发人深省，人们得以作多方面的更深入的观察与研究，形成了不少新观点，对张爱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恋》评价更高。
（接前文）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原著于1961年出版，最初的中文译本于1979年出版，至今已经过了几十年，期间发生了许多政治历史大事件，足以发人深省，人们得以作多方面的更深入的观察与研究，形成了不少新观点，对张爱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恋》评价更高。
例如，在1998年1月9日出版的第354期《华夏文摘》上，广州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发表题为<乱世悲歌——关于张爱玲的《秧歌》>的评论。艾晓明说，在这部小说中，张爱玲以这样两条线索——一个农民的死去、一个剧本的诞生，表达了她对动荡时代的思索，那是古老的恐怖和恐怖的喜剧。艾晓明以“突破”两字赞扬。张爱玲曾以为她写不了这种更广大的题材，所以这部作品可视为她的一个里程碑，相对她前期的作品是成功的突破（当然与前期也有保持一致的地方，那就是对人类的愚行和疯狂的沉思）。艾晓明特别指出，张爱玲对这个时代错误完整的揭示，那就是良知的死亡。在《秧歌》中，被表现的不仅是农民的命运，还有艺术的命运；不仅是为农民作传，也是为知识分子照相，照出了他们变形为小丑和弄臣的嘴脸。知识分子放弃了对真实的感受，艺术变成粉饰，这才是更令人绝望的恐怖。
2012年，《中国南方艺术》发表美国华裔教授作家沈睿撰写的<伟大的政治小说：张爱玲的《秧歌》>。沈睿这篇原于2008年刊登在《今天》的文章，强调《秧歌》的伟大的“预言”意义。她说，张爱玲写作本书时，她既没有意图也没有来源去预言将会到来的恐怖，但是以某种下意识的方式，她的小说预先讲述了不久就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残酷的荒谬的现实。张爱玲不是职业的中国观察家，但是，根据她的物质的常识性的看法，她看到了内在的噩兆。《秧歌》里面的故事，证明她的预言简直是太真实了，实现得太快了。
沈睿认为，《秧歌》是一部伟大的政治小说。这部小说揭露了正在形成的中国极权制度是怎样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根基，毁灭了中国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关系，描绘了中国农民以及普通人民在这个制度中的无权无势的卑微地位。这部小说，也许比中国迄今为止发表的任何小说都更深入和微妙地揭露中国极权统治的本质。这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令人震惊的。这本书出版于1955年，在饿死三千八百万人的人类史最大的饥荒还没有开始，在毁灭了中国的基本道德的文化革命还没有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十多年之前，却成为现实的中国社会巨大悲剧的谶语。
关于一部小说成为一个时代的预言，沈睿做了一个比较。她认为，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除了《红楼梦》之外，还没有一部书可以像《秧歌》一样做到这点。也可比较另一部伟大的政治小说《1984》。这部英国作家乔治．欧威尔所创作的反乌托邦小说，写的是未来，写的是知识分子在极权社会的处境；而《秧歌》写的是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政治变化，写的是普通的人，普通的中国农民。让人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悲伤地感叹的是，小说描绘的一个村庄的谎言、恐惧和饥饿不久就变成全中国的现实。三千八百万饿死的亡灵为这部小说的饥饿做了如此真实的脚注。十年多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这部小说描绘的中国传统人伦关系、道德关系的破坏做了如此真实的脚注。什么是艺术的力量？沈睿说：“《秧歌》这本书证实了艺术的穿透力和伟大的政治小说的力量。把这本书放在人类的政治小说历史上看，这部书是中国作家张爱玲对人类政治小说的伟大贡献。”
2009年，任职上海同济大学的中国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教授写出<张爱玲的华袍及其虱子>。朱大可以他特有的风格，批评“小资张迷”对张爱玲的“严重误解”。指出他/她们拒绝面对的严厉现实，是张爱玲的自我背叛——从华美的袍子里，找出成群结队的虱子。1952年以后，张爱玲跃出都市小资的限定，甚至抛弃《小艾》式的歌德主义实验，投身于更为深刻的乡村经验之中，去书写独立批判的文本，由此打开政治祛魅的艰难道路。
朱大可早年是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的博士生，其批判眼光相当敏锐，相当独到。他的大文最初在《南方都市报》发表时，有两段被审查官员断然删去，而这两段正是朱大可的最重要的真知卓见：
《赤地之恋》和《秧歌》，无疑是中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两座高峰，它们以平淡和反讽的风格，探寻“土改”的真相，为这场朱元璋式的权力运动祛魅，揭示它幕后的悲剧意义——人性的扭曲、谎言的嚣张，工作组干部的卑劣、知识分子的堕落、“地主”的无辜，以及底层农民的贫困与苦难。“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是的，五年以后，一场更大规模的灾难急促降临，导致了无数“乡下人”的非正常死亡。
革命叙事、乡村叙事、底层叙事、女性叙事、饥饿叙事和战争叙事，所有这些叙事母题都被叠加起来，在威权体制的虱袍上，喊出反乌托邦的细弱声音。在中国现代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像张爱玲那样，以鹤立鸡群的洞察力，完成了对“乡村革命”的痛切反思。跟《赤地之恋》相比，描述江南乡村社会的《秧歌》显得更为精妙，俨然是前者的升级版。那些反讽性的杀猪细节、以及纵火、死亡和秧歌场景，都是祛魅文学的经典片段。它是一支华夏民族的哀歌，传递出农民经久不息的苦难。
我当然认为，朱大可把《赤地之恋》和《秧歌》“无疑”地判定为“中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两座高峰”，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张爱玲“自我背叛”, 走上“打开政治祛魅的艰难道路”，其重大意义，的确必须在张爱玲研究中给以足够的重视和探讨，并得到肯定和称赞。张爱玲是“润”（run）的先锋。想想1952年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中共夺得政权不久，“美好的新中国”宣传铺天盖地，一时间似乎也非常深入人心。那些留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有回国的学有所成的美英等国华裔学人，都沉浸在“当家作主”的幸福之中，渴望一展宏图。而张爱玲悄悄地走了，“带着她照片上有的那种莫名的几乎是悲伤的微笑”。正如艾晓明在上文引用的她的1998年文章中所说，张爱玲不仅在她的小说中写出了那种“更令人绝望的恐怖”，她更身体力行对其作出了果断的反应。当五十年代排山倒海的“新生活”浪潮追来时，张爱玲选择了逃离，迅速地逃离。犹如在大地震前感受到异兆而逃生的小鼠。艾晓明指出：张爱玲保持了一个小说家对自己的忠实，《秧歌》可以说是理解她后半生的一把钥匙，鉴于人与艺术如此的沉沦，她的逃离是无从返顾的。
是的，历史在这里沉思：如果张爱玲不走，她又将是何种命运？如果她不走，她又何以能够写出《秧歌》和《赤地之恋》这两部堪称“中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两座高峰”的伟大作品呢？（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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