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小說史》出版後已經過了幾十年，期間發生了許多政治歷史大事件，足以發人深省，人們得以作多方面的更深入的觀察與研究，形成了不少新觀點，對張愛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戀》評價更高。
（接前文）
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英文原著於1961年出版，最初的中文譯本於1979年出版，至今已經過了幾十年，期間發生了許多政治歷史大事件，足以發人深省，人們得以作多方面的更深入的觀察與研究，形成了不少新觀點，對張愛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戀》評價更高。
例如，在1998年1月9日出版的第354期《華夏文摘》上，廣州中山大學艾曉明教授發表題為<亂世悲歌——關於張愛玲的《秧歌》>的評論。艾曉明說，在這部小說中，張愛玲以這樣兩條線索——一個農民的死去、一個劇本的誕生，表達了她對動盪時代的思索，那是古老的恐怖和恐怖的喜劇。艾曉明以「突破」兩字讚揚。張愛玲曾以為她寫不了這種更廣大的題材，所以這部作品可視為她的一個里程碑，相對她前期的作品是成功的突破（當然與前期也有保持一致的地方，那就是對人類的愚行和瘋狂的沉思）。艾曉明特別指出，張愛玲對這個時代錯誤完整的揭示，那就是良知的死亡。在《秧歌》中，被表現的不僅是農民的命運，還有藝術的命運；不僅是為農民作傳，也是為知識分子照相，照出了他們變形為小丑和弄臣的嘴臉。知識分子放棄了對真實的感受，藝術變成粉飾，這才是更令人絕望的恐怖。
2012年，《中國南方藝術》發表美國華裔教授作家沈睿撰寫的<偉大的政治小說：張愛玲的《秧歌》>。沈睿這篇原於2008年刊登在《今天》的文章，強調《秧歌》的偉大的「預言」意義。她說，張愛玲寫作本書時，她既沒有意圖也沒有來源去預言將會到來的恐怖，但是以某種下意識的方式，她的小說預先講述了不久就強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殘酷的荒謬的現實。張愛玲不是職業的中國觀察家，但是，根據她的物質的常識性的看法，她看到了內在的噩兆。《秧歌》裡面的故事，證明她的預言簡直是太真實了，實現得太快了。
沈睿認為，《秧歌》是一部偉大的政治小說。這部小說揭露了正在形成的中國極權制度是怎樣破壞了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的根基，毀滅了中國人與人之間的根本關係，描繪了中國農民以及普通人民在這個制度中的無權無勢的卑微地位。這部小說，也許比中國迄今為止發表的任何小說都更深入和微妙地揭露中國極權統治的本質。這在任何意義上都是令人震驚的。這本書出版於1955年，在餓死三千八百萬人的人類史最大的饑荒還沒有開始，在毀滅了中國的基本道德的文化革命還沒有貼出第一張大字報十多年之前，卻成為現實的中國社會巨大悲劇的讖語。
關於一部小說成為一個時代的預言，沈睿做了一個比較。她認為，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除了《紅樓夢》之外，還沒有一部書可以像《秧歌》一樣做到這點。也可比較另一部偉大的政治小說《1984》。這部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所創作的反烏托邦小說，寫的是未來，寫的是知識分子在極權社會的處境；而《秧歌》寫的是正在發生和即將發生的政治變化，寫的是普通的人，普通的中國農民。讓人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悲傷地感嘆的是，小說描繪的一個村莊的謊言、恐懼和飢餓不久就變成全中國的現實。三千八百萬餓死的亡靈為這部小說的飢餓做了如此真實的腳註。十年多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這部小說描繪的中國傳統人倫關係、道德關係的破壞做了如此真實的腳註。什麼是藝術的力量？沈睿說：「《秧歌》這本書證實了藝術的穿透力和偉大的政治小說的力量。把這本書放在人類的政治小說歷史上看，這部書是中國作家張愛玲對人類政治小說的偉大貢獻。」
2009年，任職上海同濟大學的中國文化批評家朱大可教授寫出<張愛玲的華袍及其虱子>。朱大可以他特有的風格，批評「小資張迷」對張愛玲的「嚴重誤解」。指出他/她們拒絕面對的嚴厲現實，是張愛玲的自我背叛——從華美的袍子裡，找出成群結隊的虱子。1952年以後，張愛玲躍出都市小資的限定，甚至拋棄《小艾》式的歌德主義實驗，投身於更為深刻的鄉村經驗之中，去書寫獨立批判的文本，由此打開政治祛魅的艱難道路。
朱大可早年是悉尼科技大學馮崇義教授的博士生，其批判眼光相當敏銳，相當獨到。他的大文最初在《南方都市報》發表時，有兩段被審查官員斷然刪去，而這兩段正是朱大可的最重要的真知卓見：
《赤地之戀》和《秧歌》，無疑是中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兩座高峰，它們以平淡和反諷的風格，探尋「土改」的真相，為這場朱元璋式的權力運動祛魅，揭示它幕後的悲劇意義——人性的扭曲、謊言的囂張，工作組幹部的卑劣、知識分子的墮落、「地主」的無辜，以及底層農民的貧困與苦難。「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是的，五年以後，一場更大規模的災難急促降臨，導致了無數「鄉下人」的非正常死亡。
革命敘事、鄉村敘事、底層敘事、女性敘事、飢餓敘事和戰爭敘事，所有這些敘事母題都被疊加起來，在威權體制的虱袍上，喊出反烏托邦的細弱聲音。在中國現代史上，沒有任何一個作家像張愛玲那樣，以鶴立雞群的洞察力，完成了對「鄉村革命」的痛切反思。跟《赤地之戀》相比，描述江南鄉村社會的《秧歌》顯得更為精妙，儼然是前者的升級版。那些反諷性的殺豬細節、以及縱火、死亡和秧歌場景，都是祛魅文學的經典片段。它是一支華夏民族的哀歌，傳遞出農民經久不息的苦難。
我當然認為，朱大可把《赤地之戀》和《秧歌》「無疑」地判定為「中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兩座高峰」，無疑是非常正確的。
還有很關鍵的一點。張愛玲「自我背叛」, 走上「打開政治祛魅的艱難道路」，其重大意義，的確必須在張愛玲研究中給以足夠的重視和探討，並得到肯定和稱讚。張愛玲是「潤」（run）的先鋒。想想1952年是什麼時候？那個時候，中共奪得政權不久，「美好的新中國」宣傳鋪天蓋地，一時間似乎也非常深入人心。那些留在中國的知識分子，還有回國的學有所成的美英等國華裔學人，都沉浸在「當家作主」的幸福之中，渴望一展宏圖。而張愛玲悄悄地走了，「帶着她照片上有的那種莫名的幾乎是悲傷的微笑」。正如艾曉明在上文引用的她的1998年文章中所說，張愛玲不僅在她的小說中寫出了那種「更令人絕望的恐怖」，她更身體力行對其作出了果斷的反應。當五十年代排山倒海的「新生活」浪潮追來時，張愛玲選擇了逃離，迅速地逃離。猶如在大地震前感受到異兆而逃生的小鼠。艾曉明指出：張愛玲保持了一個小說家對自己的忠實，《秧歌》可以說是理解她後半生的一把鑰匙，鑑於人與藝術如此的沉淪，她的逃離是無從返顧的。
是的，歷史在這裡沉思：如果張愛玲不走，她又將是何種命運？如果她不走，她又何以能夠寫出《秧歌》和《赤地之戀》這兩部堪稱「中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兩座高峰」的偉大作品呢？（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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