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與懷——對吹哨人李文亮醫生的緬懷與有關思索

健康的社會不該只有一種聲音

 （前言：2020年2月6日晚9點30分，武漢肺炎（現在定名為「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或「新冠肺炎」）「吹哨人」李文亮醫生的心臟停止跳動。李醫生不幸逝世，至今五周年了。五年前那一夜，他的死訊引爆全中國網絡海嘯。從來沒有一個人的生死在如此特殊的境況下如此牽動億萬人的心。這是中國民眾為這位吹哨人接力舉行的一場網絡上空前規模的「國葬」！與此同時，李文亮醫生的死訊，立即引發中國民眾及其知識分子如潮水般的憤怒，紛紛譴責中共政治體制的危害。例如，第二天，2020年2月7日，「清華大學部分校友」就發出《告全國同胞書》。告同胞書指出，缺了真相，謊言流行，扼殺真相，就是殺人，八人被封口，九州全閉戶，這是多麼慘重的代價！為此，他們提出五大訴求，包括：堅決反對封群封號，確保言論自由；堅決反對倒退，堅持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重啟政治體制改革等。

 扼殺真相，就是殺人！由於中共當局對李文亮醫生的新冠肺炎病毒會人傳人的警告的壓制，武漢肺炎疫情瞬間極大規模迅速擴散，肆虐全中國並進而肆虐全世界，造成不可估量的生命和經濟的損失。今天，全世界許多國家政府和民眾紛紛提出，要對其罪魁禍首追責。本質上說，武漢新冠肺炎肆虐世界是一場慘絕人寰的人禍，獨裁專制政權對言論自由的絞殺就是元兇。

 本文初稿於2020年3月6日李文亮醫生去世一周月，今天重新發表，以表對吹哨人李文亮醫生的緬懷與致敬。值此之際，我倡議，李文亮醫生不幸逝世之日——2月6日——應定為為中國言論自由日；而且還應向全世界各個有關機構建議，把2月6日定為世界言論自由日。讓李文亮醫生生前最後的呼喊：「健康的社會不該只有一種聲音」，響徹全中國，響徹全世界！——2025年2月6日於悉尼）

 一 那一夜，他的死訊引爆網絡海嘯

 2020年2月6日晚9點30分，李文亮醫生的心臟停止跳動。

 那一夜，李文亮的死訊引爆網絡海嘯。截至2月7日凌晨四點，「李文亮醫生去世」和「李文亮去世」這兩個關鍵詞高居微博話題榜前兩名，總閱讀量超過六億次。整個神州大地，仿佛雷電交加，風雨如磐，天地間充滿了綿延不絕的嗚咽。人們發自心底的惋惜和哀痛之聲在長空迴蕩：這個國家有愧於你，他們欠你何止一聲道歉！李醫生，一路走好！

 從來沒有一個人的生死在如此特殊的境況下如此牽動億萬人的心。

 這是中國民眾為這位吹哨人接力舉行的一場網絡上空前規模的「國葬」！

 

二 他代全民族，吞下這份屈從恥辱

 滿屏是他目光溫潤英俊儒雅的遺照。

 還有——那張按了紅色手印的《訓誡書》。

2019年12月30日17時48分許，武漢市中心醫院李文亮醫生在一個一百五十人左右的同學群中輕輕地發布一條信息，並交代不要傳播：「華南水果海鮮市場確診了7例SARS，在我們醫院急診科隔離。」不料，四天後，他受到當局的警示和訓誡。

 武漢警方告誡他：

 「你的行為嚴重擾亂了社會秩序。你的行為已經超出了法律所允許的範圍，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的有關規定，是一種違法行為！公安機關希望你積極配合工作，聽從民警的規勸，至此中止違法行為。你能做到嗎？

 李文亮「答」：能。

 我們希望你冷靜下來好好反思，並鄭重告誡你：如果你固執己見，不思悔改，繼續進行違法活動，你將會受到法律的制裁！你聽明白了嗎？

 李文亮「答」：明白。

 李文亮寫下，簽字，按了手印。「能」、「明白」，這兩個答應，以及血色的手印，此刻以萬倍的力度，直擊人們的心窩。卑微的李文亮，誠實，坦然，心裡並不認為自己做錯了什麼，但在強力面前，他又不得不順從，認錯。這份屈辱，他忍受了——他代全民族，吞下這份屈從，恥辱。

 李文亮在派出所里簽字並按了手指印的《訓誡書》，一下子成了中文互聯網世界轉發量最大的其中一張的圖片。這份《訓誡書》，此刻顯得如此的刺眼。它成了一個「符號」，成為人們直觀表達態度的一個方式。藉助這一「符號」，他們對長期以來輿論空間狹窄表達不滿，對權力的無法無天表達不滿。

 如四川時評人李承鵬所說，如果還有《史記》，關於庚子年紀事，司馬遷只需要謄抄這份《訓誡書》，即可。人們甚至懇請李文亮醫生在天之靈，允許這份《訓誡書》刻在墓碑上。其所問所答，就是李文亮醫生永不褪色的墓志銘，讓這份「恥辱」成為李醫生永遠的榮耀！作家李培禹為李文亮醫生寫了一首詩，代億萬中國民眾作了這樣的悼念：

 你的死

 打開了淚的閘門

 不是我一個人在哭

 本已疫痕累累的大國

 悲慟已鋪滿了夜空

 你是一個醫生

 救治患者後

 還想保護一座城

 你沒有做到

 也不可能做到

 因為卑鄙

 是卑鄙者的通行證

 你背負的訓戒書

 到死也沒有取消

 派出所也絕不道歉

 罪惡就是這樣橫行

 你的死

 打開了怒的閘門

 不是我一個人憤怒

 忍耐太久的民眾

 發出為你國葬的吼聲

 你是為眾人抱柴者

 卻凍斃在風雪中

 你是報曉的雄雞

 卻沒能看到黎明

 如果你同意

 就把那謠言刻上你墓碑吧

 因為高尚

 是高尚者的墓志銘

 三 「被造謠」直到病逝：他曾嘗試拯救地球

 一次又一次，人們反覆咀嚼現在大家都知道的李文亮醫生「被造謠」直到病逝的前前後後。

 2019年12月30日17時48分許，李文亮在微信群發了那條「謠言」。

 第二天，凌晨一點半，武漢衛健委連夜開會，李文亮被醫院的領導叫過去詢問情況。

 2019年12月31日這天天亮上班後，李文亮又被醫院監察科約談，問他消息來源，問事情的經過，以及「是否認識到錯誤」。李醫生原本以為在醫院裡被領導約談，承認一下「錯誤」也就沒事了。

 但他沒有想到，2020年新年第一天，武漢警方第一次通報了「八名造謠者」的消息。

 更沒想到的是，他還上了央視。2020年1月2日，北京的中央電視台新聞直播間通報「八名散播謠言者被查處」。

更加讓他想不到的是，2020年1月3日，他接到武漢市某分局某派出所電話，要求他去簽《訓誡書》。他從來沒有和警察打過交道，很擔心。

 李文亮向來小心怕事，「聽話」，簽了《訓誡書》後，壓力很大，也不敢和家裡人說，保守着這個「秘密」，繼續在醫院工作。

 1月8日，李文亮接診了一位八十二歲的女性患者，病症為急性閉角型青光眼。

 1月9日，此女性患者開始發燒，CT檢查之後，李文亮高度懷疑她是病毒性肺炎。

 1月10日，李文亮自己被感染了，開始出現輕微咳嗽症狀。他開始佩戴N95口罩。第二天，開始出現發熱症狀。

 1月12日，李文亮做了呼吸道病毒檢查和CT檢查，高度懷疑是新冠病毒肺炎，在武漢中心醫院呼吸與重症醫學科監護室接受隔離治療。

 1月15日/16日：李文亮的父母，也相繼出現症狀並住院。

 2月1日，李文亮在個人微博公布了確診感染的消息，「今天核酸檢測結果陽性，塵埃落定，終於確診了」。

 2月6日晚9點30分，李文亮醫生的心臟停止跳動。他死於新冠病毒肺炎，死於擔驚受怕的恐懼之中。

 在重病中，李文亮醫生接受過記者採訪。記者告訴他：有人把你稱為這次疫情大規模爆發前的「預警者」、「吹哨人」，你認為呢？李文亮說：「不敢當，我只是得知消息，提醒同學，當時沒想那麼多。」的確，他試圖將工作中獲知的危險告訴同學，卻想不到「倒霉地」做出了一個「違法行為」。記者談到關於他的公開資料較少時，他回覆：「我是小醫生，不是專家教授，沒有什麼履歷。」雖然記者在武漢市中心醫院官網找到一篇文章，發現「李文亮（眼科）」是文章列出的二十名獲獎員工之一，但這算什麼呢？他覺得自己是，事實上也是，一個普通的醫生。

 就是這位普通的醫生，被問到康復後有什麼計劃時，回答是：「恢復以後還是要上一線，疫情還在擴散，不想當逃兵！」一句「上一線」，「不當逃兵」，讓我們看到一個醫務工作者在經歷了如此巨大的精神委屈和病痛折磨之後，依然能夠保持慷慨奔赴戰場的精神。

 李文亮醫生當時身體狀況似乎還不錯。他說自己精神狀態好了一些，可以斷續打字。他比較樂觀，「估計半個月應該可以大部分恢復。」

 但是，讓人非常惋惜的是，李文亮醫生的「康復」沒有發生。人們倒翻出他早在2012年12月21日的一條微博。他寫道：「朋友們，從今天起你們也許就聯繫不到我了，因為我要去拯救地球了。」這倒一語成讖。李文亮醫生去世後幾個小時，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許多重要傳媒發布訃聞，沉痛悼念他的去世。「我們所有人都應該向他應對肺炎疫情的所作所為致敬」，「謝謝他曾嘗試拯救地球」。

 四 他的墓志銘只需一句：他為蒼生說過話

 在我成為一粒塵埃之前，我又靜靜地懷想了一遍故鄉的黑土白雲。多想回到小時候啊，風是盡情飛舞的，雪是潔白無瑕的。

 活着真好，可我死了。我再也無法撫摸親人的臉龐，再也無法帶孩子去看東湖春曉，再也無法陪父母去看武大櫻花，再也無法把風箏放到白雲深處。

 我曾依稀夢見我尚未出世的孩子，他（她）一出生就眼含熱淚，在人潮人海中把我尋找。對不起，孩子！我知道你只想要一個平凡父親，而我卻做了一個平民英雄。

 天快亮了，我要走了，帶着一張保證書，那是我此生唯一的行囊。

 謝謝世間所有懂我憐我愛我的人，我知道你們都在黎明等候，等我越過山丘！可是，我太累了。

 此生，我不想重於泰山，也不怕輕於鴻毛。我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冰雪消融之後，眾生依然熱愛大地，依然相信祖國。

 等到春雷滾滾，如果有人還想紀念我，請給我立一個小小的墓碑吧！不必偉岸，只須證明我曾來過這個世界，有名有姓，無知無畏。

 那麼，我的墓志銘只需一句：

 他為蒼生說過話。

 這篇托李文亮之名的四百字的短文，2月7日下午就開始在中國網絡上流傳。文中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讓人異常心酸，悲痛。他才三十四歲，是父母的心頭寶貝，是妻子和孩子賴以依賴的丈夫和父親，是風華正茂的社會棟樑，但是就這般離去了——「帶着一張保證書，那是我此生唯一的行囊。」

對，「他為蒼生說過話」！他和他的醫生同事們，以他們的專業判斷，曾經提醒人們防範這場曠世瘟疫的傳播。他們的提醒，本可以拯救許多許多的無辜生命和美滿家庭，本可以為武漢，為中國，也為這個世界，起碼可以大大降低這場災難的危害。

 億萬民眾不禁要大聲問一句：為什麼沒能夠？！

 人們說，遇到危險，鳥兒會突然振翅或發出尖銳的叫聲，給同伴報警，喊眾鳥一起飛；猴子會發出跟平時不一樣的聲音，喊同伴快跑。這是億萬年演化出來的動物的本能，是維持種群生存的重要天性之一。發出警報者往往未必是族群的首領，只是在特定的時刻特定的狀況下剛好是它首先發現危險，警覺起來，發出警報，而響應者往往成群，幾乎沒有落單，且反應非常迅速。在動物中這應該是習慣，是常識吧：猴子發現危險，不會先逐級上報到猴王，不會來一番研究論證這次來的究竟是獅子、豹子還是老虎，是公還是母，我們要不要上樹，要確定好了再下達逃跑命令，因為來不及。發警報的猴子就算哪次看錯了，把山貓看成了豹子，也不會受罰，更不會發生一猴錯報受罰萬猴幸災樂禍紛紛點讚的蠢事。但非常遺憾，有的時候，很多人還不如畜生。

李文亮醫生離世之後，有人在街上寫下這個標語：「世上沒有從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標語一下便在中國民眾中廣泛傳頌。的確，李醫生只是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尋常人。當他披露疫情的時候，沒有一絲一毫向制度挑戰的念頭，只是想提請自己的同學們多加保重，這是任何一個人都應該具有的對同類的溫情愛護。但是，這卻為這個制度所不容。李醫生也並非像英雄般的勇敢，在壓迫面前他十分怯弱。他在派出所承認自己「造謠」，對猖狂專橫的專政人員的無理「訓誡」溫順地表示「明白」，在社會輿論大聲呼籲為他正名的時候，他躺在病榻上接受採訪時還是心有餘悸。但在億萬中國民眾心裡，李文亮醫生也是烈士，也是英雄，一個平民英雄。他並非從天而降，而是挺身而出。他從普通的凡人成為英雄，只因他說了一句真話，因說了一句救人的真話卻受到迫害，最後死在工作崗位上。

 說真話如此困難，說真話的後果如此嚴重，亦讓人深思：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啊？！

 五 珍貴遺言：「我覺得一個健康的社會不該只有一種聲音。」

 

這是什麼樣的社會？1月30日，李文亮醫生生前接受《財新》雜誌採訪時，以親身遭遇的痛切體會，醍醐灌頂地指出：「我覺得一個健康的社會不該只有一種聲音，不同意利用公權力過分干預。」的確，一個只容許一種聲音的社會很不健康。

 微博打上憲法第一章第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也被檢出「內容中存在違反相關法律法規」而被屏蔽。 

 本來，中國憲法規定了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規定人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但執行得如何呢？眾所周知，即使劉少奇貴為國家主席，這個國家憲法也保不了他的命，而他，令人非常遺憾，也只在危在旦夕時才想到憲法。毛澤東這個自稱和尚打傘的人，更是認為「只有傻瓜和反黨分子才會脫離黨的領導，執行憲法」。1958年8月21日，他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明確表示：「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了。我們的規章制度，大多數、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就是說，一切以他發號施令為準。他的話，就是「最高指示」，就是皇法天條。

 在中國現行制度下，保障言論自由談何容易。據史載，上世紀八十年代，擔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中共元老習仲勛，在一次會議休息時，他和中共另一位元老彭真進行過一次在中共黨史上絕對稱得上非常重要的「閒談」。習仲勛說：「要有一個制度，有一種力量，能抵制住『文革』這樣的壓力才好。」彭真接話後，習仲勛又非常無奈地說：「問題是，如果今後又出現毛主席這樣的強人怎麼辦？他堅持要搞，怎麼辦？我看難哪，難哪！」習仲勛提出制定一個《不同意見保護法》，當然，這個違背「定於一尊」的法律，恰恰是當今不可能制定出來的。這就是無解的「中國難題」！

 從法理來說，言論自由不單指人人都有發表言論的權利，也包括一定程度傳播錯誤言論不受追究的自由。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先生對此也清晰闡述過。道理很簡單，因為除了神仙，無人能保證自已的言論一定正確。如果民眾言論出現當局認為的「錯誤」就封殺，就作法律追究，那就必然出現萬馬齊暗的局面。如果一定要這樣辦，那也好，一視同仁，所有的言論，包括官方媒體的消息、各級領導的報告，包括中央領導的指示……凡是講錯話，凡是傳播不實、錯誤言論都應追究。如果按此辦理，別的不說，之前信誓旦旦說這次武漢肺炎「人不傳人」、「可防可控」，算不算造謠？把疫情說成是西方生化戰爭，說是美國人投毒，算不算謠言？官方不斷警告民眾「不造謠、不傳謠、不信謠」，但問題是：哪一個是謠言？事實上，很多時候，官方所講的是出於維護政權需要而蓄意作假造謠，而民間的所謂「謠言」，卻是遙遙領先的「預言」。進而論之，即使都是不實之詞，「官謠」比「民謠」，對國家對民族，何止危害千萬倍！這既為帶血的歷史也為眼前慘烈的現實所證實。對某些掌權的人來說，追查所謂「謠言」，本質上是控制信息發布的權力，極端情況下，它甚至代表着撒謊權——是真相還是謠言並不重要，誰能說才重要。

 人們說得好：在一個不健康的社會裡，如果尖銳的批評完全消失，溫和的批評將會變得刺耳；如果溫和的批評也不被允許，沉默將被認為居心叵測；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許，讚揚不夠賣力將是一種罪行；如果只允許一種聲音存在，那麼，唯一存在的那個聲音就是謊言！

 六 「墨菲定律」：在只有一種聲音的社會裡人禍災難一再重演

  在只有一種聲音、不健康的社會裡，在「看齊」意識支配下，在凡事定於一尊的規定中，各級政府，各種機構，所有人員，只能小心翼翼，唯唯諾諾，察言觀色，儘量報喜不報憂。在這種狀況下，最高決策便堪憂了。

 回溯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所發生的事情，有論者談及「墨菲定律」（Murphy’s Law）。所謂「墨菲定律」，是美國一位叫愛德華・墨菲（Edward A. Murphy）的上尉工程師基於經驗在1949年提出的數學推理。這個定律跟數學上的「大數定律」很相似，即如果採樣量足夠大的話，那麼任何反常的事情都有可能發生。它顯示，在實踐的長河裡，任何一件事情，客觀上存在着一種錯誤的做法，存在着發生某種事故的可能性，而錯誤的做法總會有人選擇，事故總會在某一時刻發生。也就是說，有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方式去做某件事情，其中一種方式雖然是錯的，卻總會有人就偏偏作出這種錯誤的選擇。中共當局處理新冠肺炎疫情的一些做法，正好驗證了「墨菲定律」。例如，武漢爆發新冠肺炎疫情初起時，在公開信息與封鎖信息二者之間，中共當局選擇了問罪「預警者」、「吹哨人」；隔離傳染病患者、封鎖疫區都宜早不宜遲，但中共當局要求「有關措施不要影響節日氣氛」，讓「人不傳人」麻痹民眾，喪失「可防可控」時機，疫情失控了便強力封城；需要向世界表示歉意之時，中共當局卻選擇了譴責他國，甚至助長「陰謀論」嫁禍於人以轉移視線；還有，不是深刻檢討失職不是向這場慘烈人禍的億萬受害者作出交代，而是疫情尚在繼續就忙不迭地自稱英明正確開始籌辦盛大慶功宴隆重推出《大國戰疫》鼓動歌功頌德還要開展「感恩教育」……

「祖父橫斃數日綿，孩童幽梏不見天。武漢眼淚未乾日，大國戰疫已開宣。」中共當局曾經要隆重推出歌功頌德的《大國戰疫》。 

 客觀地看，中共當局這些決策都很失算，很不可思議。歷史上，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共政權治下的大饑荒，同樣是消滅真話真相的結果，是只有一種聲音的結果。1958年，毛澤東無視經濟客觀規律，提出「全面大躍進」、「超英趕美」，中共各級官員紛紛表忠心，全國各地各界大放「衛星」，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此前的1957年，一百多萬名受「陽謀」所騙的知識分子被打入社會底層；此後的1959年，數萬名只因內疚講了一點真話的中共官員則被作為彭德懷右傾集團成員或同情分子被打倒。正是在這樣政治環境下，非常不幸，中國大陸發生了一場世界史上非常罕見的最為慘烈的大饑荒。各地出現餓死人現象後，當局竟然不予採信或層層掩蓋；後來，又把饑荒歸咎於天氣或歸咎於蘇修逼債。這場大饑荒如何發生？到底餓死了多少人？現在中國和國際上已有不少調查研究。據原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於2008年5月由香港天地出版的《墓碑》所述，死亡人數應不低於三千六百萬人。他揭露歷史真相，書名取為「墓碑」，意為他在1959年餓死的父親、為三千六百萬餓死的中國人、也為造成大饑荒的制度，立下一個墓碑。如果他因寫此書而遭至不測，也算是為自己立個墓碑。

楊繼繩這部百萬字的長篇調查報告，採訪了許多當事人和各級有關領導幹部，參照了各種檔案資料。在採訪當年擔任糧食部副部長的周伯萍先生時，楊繼繩獲悉了一個令人異常震驚的歷史鏡頭。周伯萍老人對作者說：1961年，他們糧食部和國家統計局三位領導受命，讓各省填寫了一個有關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經匯總後，全國人口減少了幾千萬。這份材料只送毛澤東與周恩來兩個人。周恩來看到後即通知周伯萍：立即銷毀，不得外傳！於是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監督銷毀了材料及印刷版。事後周恩來還打電話追問，周伯萍回答銷毀了，周恩來這才放心。這無疑是銷毀滔天大罪證！

 六十年代大饑荒本來應該是一個極其慘痛極其深刻的教訓，但是毛澤東偏偏就不接受教訓——他反而倒打一耙發動了更為離譜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於是本可能避免的人禍災難一再重演，一再加劇。正如中國問題學者何清漣所指出，中國政治決策很不幸驗證了「墨菲定律」，這一特性是因中國極權政治的三個壟斷所造成——政治壟斷造成問責機制缺位；經濟壟斷造成資源集中於政府手中，遇到大災難時民間缺乏自助與互助機制；信息壟斷剝奪公眾知情權，錯失防範機會。從毛澤東統治下的三年大饑荒到今天首先爆發於武漢的新冠肺炎危機，中共當局就是這麼一路走過來。

 七 中共獨裁暴政絕不可能因為一場瘟疫就自行收斂

 許多有識之士，連文革後復出的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早已指出，中共當局的錯誤決策從根本上說毫無疑問當然是政治體制出了問題。這次，武漢肺炎「吹哨人」李文亮醫生的死訊，立即引發中國民眾及其知識分子如潮水般的憤怒，紛紛譴責中共政治體制的危害。

 2020年2月7日，「清華大學部分校友」發出《告全國同胞書》。告同胞書指出，缺了真相，謊言流行，扼殺真相，就是殺人，八人被封口，九州全閉戶，這是多麼慘重的代價！為此，他們提出五大訴求，包括：堅決反對封群封號，確保言論自由；堅決反對倒退，堅持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重啟政治體制改革等。

 2月8日，一份由人大校友魯難、吳小軍、秦渭、田仲勛；北京大學教授張千帆；清華大學教授許章潤；獨立學者笑蜀、郭飛雄；地質大學校友 王西川等人牽頭簽署的《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常務委員會的公開信》，開始在網上流傳。公開信指出，吹哨人李文亮是言論自由被壓制的犧牲者。中共當局壓制言論和真相，致使新冠病毒得以肆虐。「這一切該結束了，沒有言論自由便沒有安全！」他們特別要求把2月6日定為國家「言論自由日」（「李文亮日」），要落實中國人民享有的言論自由權利，他們結社和通信自由等權利應該不受任何政治力量和國家機器的侵害……

 這些有識之士，憂國憂民，一番熱血。但是，不出所料，他們勇敢提出訴求，要求政治體制改革，卻正是抗拒改革的現行政治體制所不容的。那一段時間，受到打壓甚至被抓捕者不少。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外聘教師周佩儀，在微信朋友圈發表有關武漢肺炎冤死的言論，因學生揭發而被校方解聘；在除夕夜孤身入漢以公民記者身份報告疫情真相的律師陳秋實被強硬隔離，長期下落不明；敢於披露武漢肺炎死亡真相的武漢市民方斌被失蹤；放棄央視主持職位到武漢實地報道疫情的李澤華被警察破門帶走；在自己的祖國被迫逃亡的憲法學者許志永被警方在廣東番禺抓捕……

 非常諷刺也很荒唐的是，李文亮去世後一段時間，在中國網絡上，「李文亮」三個字，竟也成了敏感詞，含有這三個字的文章也要屏蔽；甚至頂級黨媒新華社「半月談」發表的評論《讓人說真話，天塌不下來》，在微信群流傳幾小時後，就被封殺了；中共國歌歌詞竟也被認為「含有激進時政或意識形態方面的內容」，上線即遭刪除。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微博打上憲法第一章第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也被檢出「內容中存在違反相關法律法規」而被屏蔽……

 筆者不禁回想到2008年「五一二」汶川大地震後一段短暫時間的社會思潮狀況。當時，許多人在大難大悲中深深感觸，都覺得這次地震至少已誘發了一場劇烈的精神地震，敦促人們反省和改造制度的結構性弊端。有人建議：震後的四川，還須建造一座特殊的紀念碑，命其名為「永不」碑——永不忘記已經發生的這些悲劇；永不讓這樣的悲劇以後再發生。廣州的《南方周末》編輯部，更是代億萬讀者，直截了當表達一個願景：「汶川震痛，痛出一個新中國」。他們不無信心地期望：「這是一個轉型契機。這是一個拐點——執政理念全面刷新的拐點；中國全面融入現代文明的拐點。」他們仰望星空，振臂高呼，熱烈地喊出：「中國現代化這鍋百年老湯，是到煮開的時候了。一個民族的百年悲情，是到升華的時候了。中國會與世界一起，走向人權、法治、民主的康莊大道。」但是，令人深感悲哀的是，這都是曇花一現。

正如全世界都看到，眼下在中共首領治下的中國走向，正好與2008年「五一二」汶川大地震後，以及武漢肺炎「吹哨人」李文亮醫生犧牲後，中國民眾的強烈訴求和美好願景，背道而馳！

 中共獨裁體制暴政，絕不可能僅僅因為一場瘟疫因為死了許多人就自行有所收斂。相反，它控制社會、控制民眾，更為變本加厲了。在今上「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下，高科技全天候監控形成常態，中國進入精緻極權統治時代。中國民眾，將不得不繼續在一個「只有一種聲音」的非健康的社會裡，非正常活着，非正常死亡……他們唱了大半個世紀《義勇軍進行曲》，今天更真切更悲壯地感受到它的確是完全體現國情的「國歌」：

 起來！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

 起來！起來！起來！

 （摘自本文作者《武漢肺炎與中國病毒》書稿，本篇初稿於2020年3月6日——李文亮醫生去世一周月，後有修改。）

《轉自萬維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