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9届五中全会26日登场,高层人事虽非重点议题,但因COVID-19疫情爆发下台的前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是否离开中央委员会,成为五中全会的人事异动指标。
此外,在中国经济成长趋缓、疫情反噬及西方围堵下,有分析认为,“十四五规划”有可能将经济成长目标设定为范围较大或较模糊的数字,甚至也有可能不设具体目标数字。
今年1月,武汉爆发COVID- 19严重疫情后不久,蒋超良、马国强即被调离湖北省委书记及武汉市委书记职务。其中,蒋超良是目前已知中共官方为疫情究责的最高层官员,而蒋、马二人至今未有新职。
蒋超良目前仍拥有中共中央委员身分,马国强则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加上二人下台后未有新职。因此,五中全会是否将蒋、马二人剔除出中央委员会,甚至进一步处分,作为疫情的最终究责,有待观察,也是五中全会较能预测的人事异动指标。
至于“十四五”规划(第14个五年规划,2021- 2025年),新加坡联合早报报导,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师王军认为,美中之间以“竞争为主、合作为辅”的全面竞合新格局,极有可能成为贯穿“十四五”甚至更长历史阶段的现象。
王军指出,“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意义不仅在具体规划,更在于“凝聚信心”。至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双循环”主张,将是“十四五”规划的核心理念,意在减少对外部市场和技术的依赖,且保障中国的发展不受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动荡影响。
中国历次提出的五年规划,都会提出经济成长目标,像是“十三五”规划就设定在每年“6.5%以上”。但王军认为,在上述不利因素下,“十四五”规划可能会设定一个较低且灵活的成长区间,甚至打破惯例不设定明确目标数字,总之就是有可能淡化经济成长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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