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近日公布本届和平奖得主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画署”（World Food Program），主要理由是它防止了世界利用饥饿作为战争武器，并促进粮食安全。和2012年颁给尚未脱离欧债风暴的欧盟一样，在冠冕堂皇的表彰用语之下，都显得有些牵强，尤其对照这座奖项百年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纪录，尽管争议的受奖者不少，似乎也都好过又一次把“世界上最具声望的和平奖”弄得如此索然无味。
因为它之所以能在全球数千个和平奖中独具一格、如此权威，正因为它能将早期仅关注欧洲国家一举一动的视野，逐步扩充为全面关切这个世界，更重要的是，它同时不断对所谓的“和平”注入新意，从著眼于谁能“推动裁减军备和举行和平会议”，到进一步将和平诠释为“和平不离自由、自由不离人权”，和平奖与时俱进的特色，让自己登上世界级的地位，远远超越创办人阿弗烈德、诺贝尔当初立奖的想像，因而就算它和诺贝尔文学奖并称是最容易制造争议的诺贝尔奖，仍不减其崇隆声望。
它的影响力无庸置疑，所以每年十月，很多独裁国家都会盯著它这回又要给自己找什么麻烦，它也确实让许多独裁者恨之入骨。像是1935年，它把奖项颁给反纳粹的奥西次基，1975年它颁给了苏联的物理学家萨哈罗夫，1983年颁给波兰的工运领袖华勒沙，1989年颁给西藏流亡领袖达赖喇嘛，1991年颁给了缅甸的昂山素季，2003年颁给了伊朗人权律师伊芭笛，当然，引起最大震撼的就是2010年颁给中国民运人士刘晓波。
这些得奖者都是站在极权统治者的对立面，他们获奖，并得到世界高度关注，从而大举垫高了他们的分量和影响力，诺贝尔和平奖仿佛这些反抗者的精神后盾，让他们成了世界级的领袖，对他们所反抗的极权政府，形成另一种“兵不血刃”的直接打击。于是，这些当权者中，有力图阻止自己国家得奖者前往领奖的，有领了奖，却被自己政府威胁要把奖座没收的，至于刘晓波获奖后，也未能让自己减轻一丝一毫牢狱之灾，最后是病死中国的狱政之下。
当然，这座奖项纵然多次为人类世界黑暗的角落照入光明，却也不见每次都能直接为和平发挥作用，如同当年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领导人阿拉法特、拉宾因为签署了象征和平交好的“奥斯陆协议”，共同在1994年获颁和平奖，结果得奖隔年，拉宾就被以色列激进份子刺杀身亡，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玛斯亦对以色列再派出自杀炸弹客，阿拉法特则直接撕掉“奥斯陆协议”，以巴冲突很快又退回到原点，那座和平奖摆在他们各自的案头则还不到一年。
同样的，和平奖也不是没有“识人不明”的时候。昂山素季重返缅甸政坛后的表现即是一例，更早之前，1907年得主、义大利和平主义者莫尼塔，不也在得奖数年后就转而公开支持义大利攻打土耳其，至于2011年因推动非洲女权运动获奖的赖比瑞亚总统瑟莉夫，得奖三个月后就在接受媒体时强调“人权不及同性恋”。
诺贝尔和平奖“谜一样的安排”，还包括历来另有不少遗珠之憾。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印度圣雄甘地，他曾经一连被提名五次，每次呼声都很高，却一再和和平奖擦身而过，最遗憾的是，1948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终于决定把奖交到甘地手上，他却在同一年遭暗杀身亡。
甘地长年以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诉求反抗英国高压统治，之前为什么就是没有得奖，后续揣测众说纷纭，其一是挪威不想得罪当时和它关系友好的英国，其二理由，则被认为比较契合个中原因，即当时有决定权的诺贝尔委员会成员，对甘地个人民族主义倾向、独裁特性有所疑虑，并对甘地在政治领袖及和平运者的角色切换，未能得到清楚界定。
总之，诺贝尔和平奖就是一座充满“人味”的奖项，在它百年历史中，绝大多数时候不乏激起共鸣，相当程度鼓舞了人类社会朝良善的方向前去，也曾多次扮演受压迫者的守卫，让他们能持续奋起对抗自己眼前不公不义的强权。但也偶有纯打“安全牌”的模样，进而有失诺贝尔和平奖自许对人类社会的积极贡献，今年的结果，应该也会得到类似的评价。至于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公布得主之前，中国外长王毅借由欧洲之行，警告挪威别再把和平奖赠给中国异议人士，尤其是香港抗中者，此话是否确实“发挥作用”，只能留待日后出土的文献去推敲了。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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