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历史因缘（上）

1966年开始的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极其荒唐的政治运动，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和个人迷信在文革中走到了顶峰，使它在最典型、最极端的状态中暴露了自己的荒谬与落后。文革的结果，大大出乎统治者的意料，国民经济走到了奔溃的边缘，共产党的内斗加剧，人民也逐渐觉醒。1970年，曾经显赫一时，被毛泽东定为接班人的林付统帅摔死在逃叛去苏联的路上，使中国人民对毛泽东的正确性表示了极大的怀疑。1975年邓小平恢复国民经济的务实做法得到了民众的支持。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演变成为一种群众自发的抗议活动，人们表达了对毛泽东文革路线的极大不满和对国家前途的深切担忧。毛泽东的文革政治早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1976年9月, 毛泽东在无可奈何中死去。继任人华国锋在被迫之下，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此举立刻得到了党内及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将四人帮抓起来开始的理由是他们反对毛主席，要搞阴谋夺权，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抓捕四人帮的真正意义。共产党的大部分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早就对文革的倒行逆施心存不满，现在毛泽东去世了，人们将心中的不满发泄到四人帮身上，将国家的灾难归罪于既无政治资历，又在文革中得罪大量老干部的四人帮上，这是中国政治最常用的手法，也是当时最好的选择。四人帮被抓不久，就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这就为中国的政治转型，纠正文革的错误开辟了道路。

但作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的华国锋并没有克服党内危机和把握中国政治方向的能力和勇气，他也没有自己的政治力量，他必须依赖以邓小平，陈云等一大批老干部来稳定局面，而那些老干部又有一个逐步将权力夺回的过程。这时，在中国政坛上就出现了一个罕见的权力相互牵制的局面。社会政治方向处于含混未定的状态，不同的政治力量进行着或明或暗的较量，这就为言论自由留下了空间，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政治基础。以华国锋为首的文革干部派虽然大部分都身在高位，但其资历都很浅，文革中不同程度的都一直在执行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政治上处于被动状态。而以邓小平为首的老干部派则在文革后迅速官复原职，他们政治经验丰富，具有原有的党政军广泛的人脉。他们需要打破文革遗留下来的政治框架，恢复文革前的政治格局，否定文革成为毛泽东逝世后政治上的必然趋势。

为彻底否定文革，必须揭露四人帮在文革中的罪行，中共必须表现出他们反对极左路线的态度，以此来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保持党的政治正确。因此，在粉碎四人帮的最初几年，中国有了一定的新闻和言论的自由，于是，小道消息被不断证实，政治内幕被不断曝光，伟人的光环逐渐消失，继而大量文革中触目惊心的残酷迫害的真相被揭露，人们从政治的麻醉剂中猛然清醒，兴奋，悲伤，愤怒，沉思，对政治厌恶，内心非常复杂。希望从文革的荒谬中走出，恢复正常生活，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成为社会的共识。

文化领域无疑是社会变革的开路先锋，1977年左右涌现的伤痕文学是一批展示文革给人们造成精神创伤的控诉性小说，作者大多是十年文革劫后余生的知识青年，他们以真实，质朴的文学形式，揭开文革给人们造成的伤疤，宣泄积郁在胸中的痛恨。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一封封真实的内心独白，充满了感性情怀，理想失落的痛苦，被欺骗的幻灭，震撼了人们的心灵，一时间，人们争相阅读。压抑在人们胸中许久的愤懑便立刻喷涌而出，成为彻底否定文革的先声。

几十年的极左路线，文革的极端做法使在文革前十多年累积那些积重难返的危机不但未能化解，相反却演进到崩溃的边缘。中国经济凋敝，人民极度贫困在阶级斗争的狂潮中，中华文明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浩劫。老干部被批斗，知识分子被压抑，流放，广大群众在极度贫困中艰难度日，那些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子女，受尽了歧视和折磨。

文革的结局走向了文革的反面，文革被彻底否定，使共产党出现了严重的意识形态危机，大量的历史事实被曝光，人们越来越看清了共产党的真相和文革闹剧的荒唐。党内不少有识之士更是深刻感受到了危机的存在。中共的干部当他们看到下层老百姓的贫困生活时无不对他们统治下的落后深为震惊，继而内疚，是他们的极左路线直接导致了人民的贫困，这有违他们的革命初衷。他们终于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必须发展生产来改变落后面貌。

国门打开后，西方发达国家和港澳台的信息透过重重迷雾被披露到国内，共产党也派出了很多代表团去西方国家考察，国外高速发展的社会的状况和国内的落后情况成了巨大的反差，人民高质量的生活和国内的贫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原来认为国外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政治宣传成为笑柄，也在中共的高层引起了巨大的振动。

为什么我们一直反对的资本主义能给人民带来幸福生活，而在号称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还生活还如此艰难，其生活水平还比不上共产革命前的“旧社会“，革命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马列主义究竟对不对？使不少共产党人开始深刻反思。在现实面前，共产党不得不暂时收敛，被迫实行了缓和国内矛盾的的措施，从解放老干部，平反冤假错案开始，逐渐给地主富农摘帽，给右派分子平反，给人民一定的自由，一个现代版的让步政策开始出现。

几十年来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一直在忍饥挨饿的状态下艰难度日。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只是为了维持生计，竟然以签下了“生死状”的方式，开始了自发的土地承包，从中可以看出专制压迫的深重。尔后，中共被迫承认了是土地承包制，实际上是将土地还给了农民，人民公社由此破产。而这一点点的自由带来的中国的变化是明显的，农民有了自己种地的自由，生产积极性提高，不到一年，粮食紧张，副食奇缺的状况就改变了。

与此同时，国营企业也开始了向市场化过度的改革历程。长期以来，在中国在所谓计划经济模式的控制下，工业生产一直上不去，很多工厂设备陈旧，管理落后，发不出工资，贷款无法偿还，当他们面向市场，改善管理以后，工业生产迅速改变。

文革中一千多万知青被下放到了边疆，偏远山区和农村。繁重的体力劳动，艰苦的生活条件，使他们身心备受煎熬，更消磨了青年一代的宝贵青春。多年以后，病退奔逃而返。一千多万知青用他们的青春，血汗和生命证明了那个毛泽东的青年接受再教育的荒诞虚幻。残酷的社会现实也使知识青年觉醒。

长期以来，中共的宣传，蔑视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为封资修，推行愚民教育。文革中断了正常的文化教育，文革后出现了全民的愚昧，年轻一代不懂基本的科学和人文常识，社会各方面都人才奇缺。人才的断层，知识匮乏，前所未有的文化知识危机，使中共才认识到长此以往，将会亡党亡国。1977年，恢复了高考制度，无数普通家庭的学生通过高考，走入了大学的殿堂，宣告了教育革命的破产，社会开始重视知识，追求真理，回归理性。

中共也放松了对城镇经济和城镇居民的控制，私营商业和集贸市场开始活跃起来。大批从农村返回城镇的知识青年和大量冤假错案的劳改释放犯，加上原有的很多因家庭出身不好的找不到工作的待业人员，在一时找不到工作，他们摆小摊，开小店，自己自谋生路，变成了个体户，促进了中国的经济繁荣。中国的私营经济也开始了重新下种，重新生长的历程。

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中国人民勤劳节俭，温顺善良，中国有着发展经济的巨大潜能。是共产党的暴政中断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当这种暴政发展到极端，实在无法进行时，中共被迫改变了一些极端的做法，对人民作了一些让步。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来自马列主义的理论指导，也不是来自共产党的恩赐，更不是来自什么总设计师的顶层设计，而是来自中国老百姓的无形反抗，几十年来，他们用自己悲惨的人生在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书写了几个血淋淋的大字“此路不通”，因而才有了毛氏极左路线的破产，中国社会才有了穷困到极点以后的反弹。多少年后，改革开放被描绘成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的政治成果，邓小平被塑造成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才有了中国的进步，反过来要人民来感谢他们，其荒谬逻辑，莫盛如此。

八十年代初，中国出现了一个历史上少有的政治相对开明，人民稍微有点自由的环境，人们看到了希望，从新燃起了生活的激情。文革的真相被不断的揭露，圣人也失去了昔日的光彩。陈腐的共产主义世界观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中国出现了一个虽然短暂但前所未有的思想开放时代。生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物质开始丰富。大量世界优秀的文艺作品和港台的影视作品传到了国内，邓丽君的歌声使听惯了革命歌曲的年轻人耳目一新，人们渐渐从单调贫困的生活中走出来，从十年浩劫中苏醒，从混沌迷茫中回归人性，整个社会理性在复苏。

于此相适应的是中共理论界的风云激荡。文革结束以后，一大批过去被极左路线打压的干部和体制内的知识分子重新走入领导岗位，为中国的政坛带来一些新气象。如何面对文革灾难带来的共产党的尴尬局面，如何看待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不能简单的将一切归罪于四人帮，现实要求回答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为此，党内开始了以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一部分体制内的知识分子,面对文革中的残酷现实，再回首建国几十年来共产党的内斗历史，他们发自内心的开始反思自己的革命初衷，思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几十年来在他们心中形成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和毛泽东思想的崇拜开始被破除，对几十年来党所奉行的一系列理论政策也开始拨乱反正。从批判毛泽东的极左错误开始，对中共八大，1957年反右，1959年庐山批彭德怀，文化大革命等党内重大的历史问题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都发表了颠覆性的看法，在党内外引起了极大的振动。

从平反冤假错案开始，党内残酷的斗争历史和真相开始被披露，共产党所犯下的错误单纯从毛泽东的左倾错误个人因素是很难解释这一切的，更多人开始注意从党和国家体制上研究和探讨文革的成因，探讨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充斥泛滥，党内民主生活遭到破坏的思想和理论根源。

中共内部出现了以胡耀邦为首一批反思较为深刻的改革派，他们曾是中国革命的参与者，年轻时，他们怀着救国救民的抱负满腔热血的投身革命，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大跃进和文革的经历又使他们的革命激情大受挫折，他们感受到了极左路线对中国人民的伤害，感受到了中国社会的现实有违他们的革命初衷，他们看到了这个制度的问题，看到了党的危机。人民的痛苦激活了他们心中尚未被泯灭的人道主义情怀。

他们认为：文革的悲剧的根源在于在全民个人崇拜下造成的毛泽东的个人独断，四人帮那一套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假社会主义，他们希望这个党能从极左错误路线下解放出来。从维护党的利益出发，他们试图通过防止领导干部终身制，党政分家，党内民主，国家法制建设等手段来实现国家的民主化。想用一种所谓“实事求是”的精神来恢复他们心中的毛泽东思想，继续他们那残缺的革命理想。

中国的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共的极权统治。从根本上来说，马列主义根本不适合中国，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亟需发展生产来改变中国落后的现状，于此相适应的只能是民主的政治制度。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的暴力革命中断了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共产党的党国体制和和专制破坏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民主自由和压制生产力发展的专制制度之间的矛盾。文革的悲剧，大跃进的灾难和反右，镇反的错误的真正根源是这个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独断专行是这个专制制度的衍生物，并不是最终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