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的歷史因緣（上）

1966年開始的長達10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極其荒唐的政治運動，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和個人迷信在文革中走到了頂峰，使它在最典型、最極端的狀態中暴露了自己的荒謬與落後。文革的結果，大大出乎統治者的意料，國民經濟走到了奔潰的邊緣，共產黨的內鬥加劇，人民也逐漸覺醒。1970年，曾經顯赫一時，被毛澤東定為接班人的林付統帥摔死在逃叛去蘇聯的路上，使中國人民對毛澤東的正確性表示了極大的懷疑。1975年鄧小平恢復國民經濟的務實做法得到了民眾的支持。1976年清明節，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的活動演變成為一種群眾自發的抗議活動，人們表達了對毛澤東文革路線的極大不滿和對國家前途的深切擔憂。毛澤東的文革政治早已處在風雨飄搖之中。

1976年9月, 毛澤東在無可奈何中死去。繼任人華國鋒在被迫之下，採取果斷措施，一舉粉碎四人幫，此舉立刻得到了黨內及全國人民的衷心擁護。將四人幫抓起來開始的理由是他們反對毛主席，要搞陰謀奪權，但幾乎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抓捕四人幫的真正意義。共產黨的大部分幹部和廣大人民群眾早就對文革的倒行逆施心存不滿，現在毛澤東去世了，人們將心中的不滿發泄到四人幫身上，將國家的災難歸罪於既無政治資歷，又在文革中得罪大量老幹部的四人幫上，這是中國政治最常用的手法，也是當時最好的選擇。四人幫被抓不久，就宣布文化大革命結束，這就為中國的政治轉型，糾正文革的錯誤開闢了道路。

但作為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的華國鋒並沒有克服黨內危機和把握中國政治方向的能力和勇氣，他也沒有自己的政治力量，他必須依賴以鄧小平，陳雲等一大批老幹部來穩定局面，而那些老幹部又有一個逐步將權力奪回的過程。這時，在中國政壇上就出現了一個罕見的權力相互牽制的局面。社會政治方向處於含混未定的狀態，不同的政治力量進行着或明或暗的較量，這就為言論自由留下了空間，為改革開放奠定了政治基礎。以華國鋒為首的文革幹部派雖然大部分都身在高位，但其資歷都很淺，文革中不同程度的都一直在執行毛澤東的文革路線，政治上處於被動狀態。而以鄧小平為首的老幹部派則在文革後迅速官復原職，他們政治經驗豐富，具有原有的黨政軍廣泛的人脈。他們需要打破文革遺留下來的政治框架，恢復文革前的政治格局，否定文革成為毛澤東逝世後政治上的必然趨勢。

為徹底否定文革，必須揭露四人幫在文革中的罪行，中共必須表現出他們反對極左路線的態度，以此來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保持黨的政治正確。因此，在粉碎四人幫的最初幾年，中國有了一定的新聞和言論的自由，於是，小道消息被不斷證實，政治內幕被不斷曝光，偉人的光環逐漸消失，繼而大量文革中觸目驚心的殘酷迫害的真相被揭露，人們從政治的麻醉劑中猛然清醒，興奮，悲傷，憤怒，沉思，對政治厭惡，內心非常複雜。希望從文革的荒謬中走出，恢復正常生活，發展生產，改善生活成為社會的共識。

文化領域無疑是社會變革的開路先鋒，1977年左右湧現的傷痕文學是一批展示文革給人們造成精神創傷的控訴性小說，作者大多是十年文革劫後餘生的知識青年，他們以真實，質樸的文學形式，揭開文革給人們造成的傷疤，宣洩積鬱在胸中的痛恨。一個個感人肺腑的故事，一封封真實的內心獨白，充滿了感性情懷，理想失落的痛苦，被欺騙的幻滅，震撼了人們的心靈，一時間，人們爭相閱讀。壓抑在人們胸中許久的憤懣便立刻噴涌而出，成為徹底否定文革的先聲。

幾十年的極左路線，文革的極端做法使在文革前十多年累積那些積重難返的危機不但未能化解，相反卻演進到崩潰的邊緣。中國經濟凋敝，人民極度貧困在階級鬥爭的狂潮中，中華文明經歷了一場空前的浩劫。老幹部被批鬥，知識分子被壓抑，流放，廣大群眾在極度貧困中艱難度日，那些被壓在社會最底層的地富反壞右和他們的子女，受盡了歧視和折磨。

文革的結局走向了文革的反面，文革被徹底否定，使共產黨出現了嚴重的意識形態危機，大量的歷史事實被曝光，人們越來越看清了共產黨的真相和文革鬧劇的荒唐。黨內不少有識之士更是深刻感受到了危機的存在。中共的幹部當他們看到下層老百姓的貧困生活時無不對他們統治下的落後深為震驚，繼而內疚，是他們的極左路線直接導致了人民的貧困，這有違他們的革命初衷。他們終於認識到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必須發展生產來改變落後面貌。

國門打開後，西方發達國家和港澳台的信息透過重重迷霧被披露到國內，共產黨也派出了很多代表團去西方國家考察，國外高速發展的社會的狀況和國內的落後情況成了巨大的反差，人民高質量的生活和國內的貧困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原來認為國外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政治宣傳成為笑柄，也在中共的高層引起了巨大的振動。

為什麼我們一直反對的資本主義能給人民帶來幸福生活，而在號稱無比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還生活還如此艱難，其生活水平還比不上共產革命前的「舊社會「，革命到底給我們帶來了什麼？馬列主義究竟對不對？使不少共產黨人開始深刻反思。在現實面前，共產黨不得不暫時收斂，被迫實行了緩和國內矛盾的的措施，從解放老幹部，平反冤假錯案開始，逐漸給地主富農摘帽，給右派分子平反，給人民一定的自由，一個現代版的讓步政策開始出現。

幾十年來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一直在忍飢挨餓的狀態下艱難度日。1978年，安徽鳳陽小崗村18位農民只是為了維持生計，竟然以簽下了「生死狀」的方式，開始了自發的土地承包，從中可以看出專制壓迫的深重。爾後，中共被迫承認了是土地承包製，實際上是將土地還給了農民，人民公社由此破產。而這一點點的自由帶來的中國的變化是明顯的，農民有了自己種地的自由，生產積極性提高，不到一年，糧食緊張，副食奇缺的狀況就改變了。

與此同時，國營企業也開始了向市場化過度的改革歷程。長期以來，在中國在所謂計劃經濟模式的控制下，工業生產一直上不去，很多工廠設備陳舊，管理落後，發不出工資，貸款無法償還，當他們面向市場，改善管理以後，工業生產迅速改變。

文革中一千多萬知青被下放到了邊疆，偏遠山區和農村。繁重的體力勞動，艱苦的生活條件，使他們身心備受煎熬，更消磨了青年一代的寶貴青春。多年以後，病退奔逃而返。一千多萬知青用他們的青春，血汗和生命證明了那個毛澤東的青年接受再教育的荒誕虛幻。殘酷的社會現實也使知識青年覺醒。

長期以來，中共的宣傳，蔑視人類的一切文明成果為封資修，推行愚民教育。文革中斷了正常的文化教育，文革後出現了全民的愚昧，年輕一代不懂基本的科學和人文常識，社會各方面都人才奇缺。人才的斷層，知識匱乏，前所未有的文化知識危機，使中共才認識到長此以往，將會亡黨亡國。1977年，恢復了高考制度，無數普通家庭的學生通過高考，走入了大學的殿堂，宣告了教育革命的破產，社會開始重視知識，追求真理，回歸理性。

中共也放鬆了對城鎮經濟和城鎮居民的控制，私營商業和集貿市場開始活躍起來。大批從農村返回城鎮的知識青年和大量冤假錯案的勞改釋放犯，加上原有的很多因家庭出身不好的找不到工作的待業人員，在一時找不到工作，他們擺小攤，開小店，自己自謀生路，變成了個體戶，促進了中國的經濟繁榮。中國的私營經濟也開始了重新下種，重新生長的歷程。

中國是個傳統的農業大國，中國人民勤勞節儉，溫順善良，中國有着發展經濟的巨大潛能。是共產黨的暴政中斷了中國社會的正常發展。當這種暴政發展到極端，實在無法進行時，中共被迫改變了一些極端的做法，對人民作了一些讓步。中國的改革開放不是來自馬列主義的理論指導，也不是來自共產黨的恩賜，更不是來自什麼總設計師的頂層設計，而是來自中國老百姓的無形反抗，幾十年來，他們用自己悲慘的人生在中國的所謂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上書寫了幾個血淋淋的大字「此路不通」，因而才有了毛氏極左路線的破產，中國社會才有了窮困到極點以後的反彈。多少年後，改革開放被描繪成黨的十屆三中全會的政治成果，鄧小平被塑造成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是共產黨的英明領導才有了中國的進步，反過來要人民來感謝他們，其荒謬邏輯，莫盛如此。

八十年代初，中國出現了一個歷史上少有的政治相對開明，人民稍微有點自由的環境，人們看到了希望，從新燃起了生活的激情。文革的真相被不斷的揭露，聖人也失去了昔日的光彩。陳腐的共產主義世界觀遭到毀滅性的打擊，中國出現了一個雖然短暫但前所未有的思想開放時代。生產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物質開始豐富。大量世界優秀的文藝作品和港台的影視作品傳到了國內，鄧麗君的歌聲使聽慣了革命歌曲的年輕人耳目一新，人們漸漸從單調貧困的生活中走出來，從十年浩劫中甦醒，從混沌迷茫中回歸人性，整個社會理性在復甦。

於此相適應的是中共理論界的風雲激盪。文革結束以後，一大批過去被極左路線打壓的幹部和體制內的知識分子重新走入領導崗位，為中國的政壇帶來一些新氣象。如何面對文革災難帶來的共產黨的尷尬局面，如何看待由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不能簡單的將一切歸罪於四人幫，現實要求回答一些重大的理論問題，為此，黨內開始了以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一部分體制內的知識分子,面對文革中的殘酷現實，再回首建國幾十年來共產黨的內鬥歷史，他們發自內心的開始反思自己的革命初衷，思索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性。幾十年來在他們心中形成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和毛澤東思想的崇拜開始被破除，對幾十年來黨所奉行的一系列理論政策也開始撥亂反正。從批判毛澤東的極左錯誤開始，對中共八大，1957年反右，1959年廬山批彭德懷，文化大革命等黨內重大的歷史問題和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都發表了顛覆性的看法，在黨內外引起了極大的振動。

從平反冤假錯案開始，黨內殘酷的鬥爭歷史和真相開始被披露，共產黨所犯下的錯誤單純從毛澤東的左傾錯誤個人因素是很難解釋這一切的，更多人開始注意從黨和國家體制上研究和探討文革的成因，探討個人崇拜，個人迷信充斥泛濫，黨內民主生活遭到破壞的思想和理論根源。

中共內部出現了以胡耀邦為首一批反思較為深刻的改革派，他們曾是中國革命的參與者，年輕時，他們懷着救國救民的抱負滿腔熱血的投身革命，具有堅定的革命信念。大躍進和文革的經歷又使他們的革命激情大受挫折，他們感受到了極左路線對中國人民的傷害，感受到了中國社會的現實有違他們的革命初衷，他們看到了這個制度的問題，看到了黨的危機。人民的痛苦激活了他們心中尚未被泯滅的人道主義情懷。

他們認為：文革的悲劇的根源在於在全民個人崇拜下造成的毛澤東的個人獨斷，四人幫那一套是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假社會主義，他們希望這個黨能從極左錯誤路線下解放出來。從維護黨的利益出發，他們試圖通過防止領導幹部終身制，黨政分家，黨內民主，國家法制建設等手段來實現國家的民主化。想用一種所謂「實事求是」的精神來恢復他們心中的毛澤東思想，繼續他們那殘缺的革命理想。

中國的問題的根源在於中共的極權統治。從根本上來說，馬列主義根本不適合中國，中國是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國家，亟需發展生產來改變中國落後的現狀，於此相適應的只能是民主的政治制度。打着馬克思主義的旗號的暴力革命中斷了中國社會的民主進程，共產黨的黨國體制和和專制破壞了中國社會的正常發展。中國社會最主要的矛盾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民主自由和壓制生產力發展的專制制度之間的矛盾。文革的悲劇，大躍進的災難和反右，鎮反的錯誤的真正根源是這個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毛澤東的個人迷信和獨斷專行是這個專制制度的衍生物，並不是最終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