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建政后的毛泽东当权时期，中国经历了一系列深刻而痛苦的政治运动。这些运动不仅改变了国家的发展轨迹，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创伤。本文通过多位亲历者回忆这段历史中的悲剧片段，展示他们的反思和对中国未来的期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10月1日，当时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然而，这一新生共和国随即进入了长达27年的政治社会动荡风暴。
时间倒回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表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开幕词，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不断升级的政治运动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宣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成为人们表达历经艰难困故苦获得新生的无比自豪、自信、自强话语。
但是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执政近27年（1949-1976年）间，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1949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斗了地主、斗富农；紧接着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肃反，反右运动等等。
1959年到61年的大跃进，更演变成饿殍遍野的大饥荒。中共党史第二卷提到，“1960年，中国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但并没有公布具体的死亡人口总数。中共原领导人赵紫阳的幕僚、曾任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的陈一谘秘密报告，当时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4300万人至4600万人。
然而，中国人民的苦难还没结束。1966年，毛泽东又发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最终演变成大规模社会动乱，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
个人记忆与社会创伤
今年78岁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回忆说，他高中毕业那一年，《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北京各学校停课。他被送到黑龙江“北大荒”，在那里度过10年农民生活。他说，当年前后掀起56场运动，第一场运动就是批判电影《武训传》。 武训是“乞圣”，通过乞讨办了几所大学：“毛泽东的恶就在这，最开始批判中国文化。文化从教育开始，就把2000万中国学龄青年送去农村，我是第一批。1968年，我就下乡到了黑龙江，俗称 ‘北大荒’。有一话说‘猪狗不知嫌他脏，把他扔到北大荒’，我种了10年的地，就是农民。”
周孝正认为，根本没有所谓“二次文革”的概念，因为一次文革到现在都还没结束：“毛泽东的像还在天安门挂着，就证明所谓一次文革就没结束。”
何三坡目睹红卫兵暴行
1964年出生的诗人何三坡对本台描述自己童年目睹红卫兵批斗“黑五类”，以及学校里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歌颂活动。他说：“6岁进了镇上的小学，正值文革早期，翻开语文课的第一页是‘毛主席万岁’，第二页是‘共产党万岁’，第三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万岁’，简直是谎话连篇。毛泽东的巨幅画像被高挂在学校，高挂在公社，也高挂在各家各户的屋子里，每时每刻都在俯视我们。”
何三坡表示，当时学校经常不上课，几百个孩子被校长带到公社广场参加批斗大会，县城来的警察、军人和公社领导坐在台上，一个个面目狰狞，大声宣布“地富反坏右”这些所谓黑五类的各种罪行。高音喇叭声震天动地，那些遭受批斗的人被五花大绑、垂头丧气地站在烈日里，汗如雨下。每个黑五类身边站着两个背着步枪、咬牙切齿的民兵，紧紧抓住他们的胳膊，随时会对他们拳打脚踢：“对一个孩子来说，这些暴力场景实在太过惊心动魄。因此，我始终认为，经历文革的一代人都会留下根深蒂固的心理疾病。”
何三坡还记得，当时每个学生都不能闲着，被老师们分成各种宣传队，不分昼夜去各村各镇搞文艺表演，歌颂“毛主席”，歌颂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在集体劳动中一个个舍生忘死的人：“即使在伟大的乔治·奥威尔的作品中，你也不可能见识到这样的场景。整个国家就是一所疯人院，成人们完全陷入了一种嗑药后的疯癫状态，每天都有各种荒唐闹剧在反复上演。”
“文革是人类历史上最夸张、最漫长又最恐怖的噩梦，”何三坡下了这样的注解。
文革打醒对中共存有幻想的知识阶层
旅居海外的内蒙古政府原法律顾问室执行主任杜文说，他认识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科学家，某次吃饭时突然声泪俱下说，当天是女儿的忌日。这名科学家当年受到中共的宣传号召，回中国支援建设学校。科学家拿着女儿的照片批评毛泽东太邪恶，他在文革被批斗，连女儿都被害死。他感叹英年早逝的女儿不仅年轻貌美，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三中学校成绩总是拿第一。
“毛摧毁了中国的知识精英阶层，摧毁中国经济基础。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无穷无尽，制造了无数无辜者的苦难。所有对共产党那些充满幻想的人都给打醒了，”他说。
文革导致无数人受迫害
关于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数”，据传叶剑英在1978年12月曾说，文革10年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不过，此版本并未被证实。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估算，文革导致100多万人被迫害致死；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教授苏扬在其著作中指出，中国农村至少有75万到150万人被迫害致死；同样数目的人被殴打致残；至少3600万人经历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
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功与过
该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定位？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读过文革书籍的法拉奇对毛泽东评价存疑，询问中共当局把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是否符合历史事实？
邓小平回应，必须清楚区别毛泽东的错误和“四人帮”的罪行，两者性质是不同的。毛泽东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做了非常好的事，是在1950年代后期犯了错误，“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许多不幸……”。邓小平继续说道，要对毛泽东一生的功过作出客观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曾任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的张国祚撰文写道，如何评价毛泽东已经不仅仅是给毛泽东以历史定位的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向何处去的根本性战略选择问题。
邓小平以私有制挖毛“祖坟”
杜文说，他的一位老师曾是邓小平身边秘书之一，这位老师以在中南海的第一视角观察邓小平，揭露一段秘辛：“邓是非常恨毛泽东，恨不得把他鞭尸”，但是邓小平当时头脑相当清醒，他告诉身边的人，当时很多中国人被毛洗脑，绝大多数都是对毛极其崇拜。不论多恨毛，如果贸然否定毛，会将整个国家引入动乱、彻底分裂。
杜文：“如何能真正否定毛，就想到挖他祖坟，并不是毛泽东家的祖坟、而是公有制，这是毛的核心政治理念。这些共产党政治经济学的人认为，只要允许老百姓财产私有，那么社会主义就不存在了。”也因此，邓小平“打左灯、向右走”，一方面为了稳定毛派，对其错误“三七开”；同时向右走，这才有了后来在“西单民主墙”的问题。但是，到了六四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又变成了毛泽东。
“我的老师说，在邓小平身边感觉到被虐待者成了加害者，现在习近平也是这样。一生都被改变，家破人亡，最后他成了自己憎恨的对象，”杜文表示。
从人民到公民 未来之思考
“九零后”作家童天遥认为，她这一代人在娱乐喧嚣中成长，对政治偶像崇拜已微乎其微。但她强调，没有普遍关心公共事务就不会诞生民主：“我这一代人成长的岁月里，对政治人物的偶像崇拜已经微乎其微。”今年将满30岁的中国作家童天遥以年轻人角度分析，他们是在喧嚣的娱乐生活中，回避对政治生活的认识。但这种回避是无效的，因为真正的文明建立于对政治生活普遍的关心，政治既可以保护每个人的利益不受侵蚀，同时也可以迅速和彻底地摧毁人们的人生。”
她观察，祖父、母亲历过文革和大饥荒，但是祖父辈从未有机会反思灾难是何以笼罩了他们的青年时代。他们接受的教育让他们轻易地从历史中脱离出来，正如这代年轻人已经从历史中脱离出来一样：“无论是毛泽东还是任何一位政治偶像，他们都将一代人摁进了历史的尘土里，使之被时代的创伤和疯癫终身扣留。”
童天遥提到一位西方教授说，“当你成为政客粉丝的那天，就是作为公民失败的那天。”她认为，在中国国土上不能只谈人民而不谈公民，人民是一个象征性的集体概念，公民才意味着享有政治权利的独立个体。回顾历史，是让中国人有机会从人民变为公民，而没有日常的公民意识，就不会诞生日常的民主。她在考虑，“今天的中国人是否准备好成为一个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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