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建政後的毛澤東當權時期，中國經歷了一系列深刻而痛苦的政治運動。這些運動不僅改變了國家的發展軌跡，也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和創傷。本文通過多位親歷者回憶這段歷史中的悲劇片段，展示他們的反思和對中國未來的期待。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於1949年10月1日，當時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宣布：「同胞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然而，這一新生共和國隨即進入了長達27年的政治社會動盪風暴。
時間倒回1949年9月21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發表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開幕詞，宣告「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
不斷升級的政治運動
中共黨媒《人民日報》宣稱，「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成為人們表達歷經艱難困故苦獲得新生的無比自豪、自信、自強話語。
但是新中國建立後，毛澤東執政近27年（1949-1976年）間，發動了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運動：1949年的土地改革運動，鬥了地主、鬥富農；緊接着鎮壓反革命運動，三反，五反，肅反，反右運動等等。
1959年到61年的大躍進，更演變成餓殍遍野的大饑荒。中共黨史第二卷提到，「1960年，中國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但並沒有公布具體的死亡人口總數。中共原領導人趙紫陽的幕僚、曾任職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的陳一諮秘密報告，當時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是4300萬人至4600萬人。
然而，中國人民的苦難還沒結束。1966年，毛澤東又發動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最終演變成大規模社會動亂，改變了一代人的命運。
個人記憶與社會創傷
今年78歲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周孝正回憶說，他高中畢業那一年，《人民日報》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北京各學校停課。他被送到黑龍江「北大荒」，在那裡度過10年農民生活。他說，當年前後掀起56場運動，第一場運動就是批判電影《武訓傳》。 武訓是「乞聖」，通過乞討辦了幾所大學：「毛澤東的惡就在這，最開始批判中國文化。文化從教育開始，就把2000萬中國學齡青年送去農村，我是第一批。1968年，我就下鄉到了黑龍江，俗稱 『北大荒』。有一話說『豬狗不知嫌他髒，把他扔到北大荒』，我種了10年的地，就是農民。」
周孝正認為，根本沒有所謂「二次文革」的概念，因為一次文革到現在都還沒結束：「毛澤東的像還在天安門掛着，就證明所謂一次文革就沒結束。」
何三坡目睹紅衛兵暴行
1964年出生的詩人何三坡對本台描述自己童年目睹紅衛兵批鬥「黑五類」，以及學校里對毛主席和共產黨的歌頌活動。他說：「6歲進了鎮上的小學，正值文革早期，翻開語文課的第一頁是『毛主席萬歲』，第二頁是『共產黨萬歲』，第三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萬萬歲』，簡直是謊話連篇。毛澤東的巨幅畫像被高掛在學校，高掛在公社，也高掛在各家各戶的屋子裡，每時每刻都在俯視我們。」
何三坡表示，當時學校經常不上課，幾百個孩子被校長帶到公社廣場參加批鬥大會，縣城來的警察、軍人和公社領導坐在台上，一個個面目猙獰，大聲宣布「地富反壞右」這些所謂黑五類的各種罪行。高音喇叭聲震天動地，那些遭受批鬥的人被五花大綁、垂頭喪氣地站在烈日裡，汗如雨下。每個黑五類身邊站着兩個背着步槍、咬牙切齒的民兵，緊緊抓住他們的胳膊，隨時會對他們拳打腳踢：「對一個孩子來說，這些暴力場景實在太過驚心動魄。因此，我始終認為，經歷文革的一代人都會留下根深蒂固的心理疾病。」
何三坡還記得，當時每個學生都不能閒着，被老師們分成各種宣傳隊，不分晝夜去各村各鎮搞文藝表演，歌頌「毛主席」，歌頌共產黨，歌頌社會主義，歌頌在集體勞動中一個個捨生忘死的人：「即使在偉大的喬治·奧威爾的作品中，你也不可能見識到這樣的場景。整個國家就是一所瘋人院，成人們完全陷入了一種嗑藥後的瘋癲狀態，每天都有各種荒唐鬧劇在反覆上演。」
「文革是人類歷史上最誇張、最漫長又最恐怖的噩夢，」何三坡下了這樣的註解。
文革打醒對中共存有幻想的知識階層
旅居海外的內蒙古政府原法律顧問室執行主任杜文說，他認識一位來自馬來西亞的科學家，某次吃飯時突然聲淚俱下說，當天是女兒的忌日。這名科學家當年受到中共的宣傳號召，回中國支援建設學校。科學家拿着女兒的照片批評毛澤東太邪惡，他在文革被批鬥，連女兒都被害死。他感嘆英年早逝的女兒不僅年輕貌美，在內蒙古呼和浩特三中學校成績總是拿第一。
「毛摧毀了中國的知識精英階層，摧毀中國經濟基礎。沒完沒了的政治運動無窮無盡，製造了無數無辜者的苦難。所有對共產黨那些充滿幻想的人都給打醒了，」他說。
文革導致無數人受迫害
關於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數」，據傳葉劍英在1978年12月曾說，文革10年整了1億人，死了2000萬，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不過，此版本並未被證實。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估算，文革導致100多萬人被迫害致死；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教授蘇揚在其著作中指出，中國農村至少有75萬到150萬人被迫害致死；同樣數目的人被毆打致殘；至少3600萬人經歷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
如何評價毛澤東的功與過
該如何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定位？1980年8月21日，鄧小平接受意大利記者法拉奇採訪，讀過文革書籍的法拉奇對毛澤東評價存疑，詢問中共當局把錯誤都歸咎於『四人幫』，是否符合歷史事實？
鄧小平回應，必須清楚區別毛澤東的錯誤和「四人幫」的罪行，兩者性質是不同的。毛澤東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做了非常好的事，是在1950年代後期犯了錯誤，「而且錯誤不小，給我們黨、國家和人民帶來了許多不幸……」。鄧小平繼續說道，要對毛澤東一生的功過作出客觀評價，「我們將肯定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
曾任中國文化軟實力研究中心主任的張國祚撰文寫道，如何評價毛澤東已經不僅僅是給毛澤東以歷史定位的問題，而是直接關係到中國未來舉什麼旗、走什麼路、向何處去的根本性戰略選擇問題。
鄧小平以私有制挖毛「祖墳」
杜文說，他的一位老師曾是鄧小平身邊秘書之一，這位老師以在中南海的第一視角觀察鄧小平，揭露一段秘辛：「鄧是非常恨毛澤東，恨不得把他鞭屍」，但是鄧小平當時頭腦相當清醒，他告訴身邊的人，當時很多中國人被毛洗腦，絕大多數都是對毛極其崇拜。不論多恨毛，如果貿然否定毛，會將整個國家引入動亂、徹底分裂。
杜文：「如何能真正否定毛，就想到挖他祖墳，並不是毛澤東家的祖墳、而是公有制，這是毛的核心政治理念。這些共產黨政治經濟學的人認為，只要允許老百姓財產私有，那麼社會主義就不存在了。」也因此，鄧小平「打左燈、向右走」，一方面為了穩定毛派，對其錯誤「三七開」；同時向右走，這才有了後來在「西單民主牆」的問題。但是，到了六四天安門事件，鄧小平又變成了毛澤東。
「我的老師說，在鄧小平身邊感覺到被虐待者成了加害者，現在習近平也是這樣。一生都被改變，家破人亡，最後他成了自己憎恨的對象，」杜文表示。
從人民到公民 未來之思考
「九零後」作家童天遙認為，她這一代人在娛樂喧囂中成長，對政治偶像崇拜已微乎其微。但她強調，沒有普遍關心公共事務就不會誕生民主：「我這一代人成長的歲月里，對政治人物的偶像崇拜已經微乎其微。」今年將滿30歲的中國作家童天遙以年輕人角度分析，他們是在喧囂的娛樂生活中，迴避對政治生活的認識。但這種迴避是無效的，因為真正的文明建立於對政治生活普遍的關心，政治既可以保護每個人的利益不受侵蝕，同時也可以迅速和徹底地摧毀人們的人生。」
她觀察，祖父、母親歷過文革和大饑荒，但是祖父輩從未有機會反思災難是何以籠罩了他們的青年時代。他們接受的教育讓他們輕易地從歷史中脫離出來，正如這代年輕人已經從歷史中脫離出來一樣：「無論是毛澤東還是任何一位政治偶像，他們都將一代人摁進了歷史的塵土裡，使之被時代的創傷和瘋癲終身扣留。」
童天遙提到一位西方教授說，「當你成為政客粉絲的那天，就是作為公民失敗的那天。」她認為，在中國國土上不能只談人民而不談公民，人民是一個象徵性的集體概念，公民才意味着享有政治權利的獨立個體。回顧歷史，是讓中國人有機會從人民變為公民，而沒有日常的公民意識，就不會誕生日常的民主。她在考慮，「今天的中國人是否準備好成為一個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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