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箫
小人若想诽谤良才，最损的招莫过于将其说成一派势力，进而一网打尽，这比逐个诬蔑狠毒得多。在帝制时代，“结党营私”是个致命的罪名，君主若未能明察，出于担忧臣子威胁皇权，极可能冤枉忠良。
面对狠辣的指控，欧阳修曾奋笔反击，为君子朋党辩护，留下一篇流芳千古的论辩文典范——《朋党论》。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欧阳永叔的这篇辩诬文精彩在哪里。
在品读这篇好文之前，我们先看一下究竟是啥事令大文豪如此著急。这牵涉到宋朝历史上意义重大的一场改革——庆历新政。
话说在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将范仲淹调回中央做枢密副使，并任命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为谏官，为改革做铺垫。之后又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这一职位在北宋相当于副宰相，可谓位高权重。而且当时的宰执富弼、韩琦都支持范仲淹的新政。整个人事方面，仁宗为庆历新政营造了十分有利的环境。
庆历新政是北宋旨在富强革弊的一次大胆尝试，理想很丰满，然而阻力极大，遭到既得利益者的高声反对。特别是新政“抑侥幸”的举措，权贵子弟和亲属当官将受更大限制，恩荫的获益者对此强烈不满。还有“明黜陟”、“择长官”这类整顿吏治、要求更严的举措，安逸或守旧的官吏也觉得不舒服。
这些反对新政的官员未必都不好，政治立场不一定都是简单的黑白之分，但保守派有一点做得很脏，即诬称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结党营私、擅权不忠。为攻击革新派，保守派甚至造谣，说石介建议富弼效仿霍光把皇帝废掉。
仁宗不相信谣言，但架不住言论的压力。范仲淹见此情形，决定缓和紧张的氛围，于是申请离开京城。起初仁宗不同意，后来适逢有边奏，便将范仲淹调到西北去了。革新派的其他主要人物也纷纷被贬，庆历新政宣告夭折。
欧阳修很敬佩范仲淹，革新派受冤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因此向仁宗上疏为范仲淹、富弼、韩琦辩护。辩过一次后他觉得仍不够力，于是写下《朋党论》，不单是为革新派辩，更为君子之党辩，论点新颖，掷地有声，气势磅礴。
开篇第一段写道：“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欧阳修这一开头的智慧在于，他不完全否认反对者的朋党之说，这奏章毕竟是给皇帝看的，一开始不能太激烈，适宜稍做一点让步，冷静地阐述志趣相同的君子结为朋党以及利益相同的小人结为朋党是很自然的现象，同时为下文做铺垫。
缓和之后，欧阳修不再让步，在第二段抛出了最重磅的论点：“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他未拘于点对点的争论，而是另辟蹊径，站在一个更宏观、境界更高的角度俯视反方。重点已经不再是革新派这些大臣是否结党，而是“只有君子才有朋党，小人并没有朋党”，意在澄清结党根本就不是贬义词。这是为革新派更高妙的辩护。
后面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对这一新颖观点的论证。欧阳修先写了一段理论上的解释：
“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义，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此处讲了君子之党和小人之伪党的根本区别。君子遵奉道义与忠义，爱惜名节，因为志同道合走到一起，不仅能互助提高，作为整体还能有助治国。从辩论的角度看，欧阳修这样的思维把层次升华了，避免钻进牛角尖被反方牵著鼻子走。
之后他举例论证。我们辩论或写议论文时，是否证据越多越好？并非如此。挑选正面例子时，应选不易被抓到缺点、争议少的人物；选择反面教材时，最好选因果关系最明显、结局最惨的。
欧阳修举例便是这样。他先举了尧、舜的例子，这是公认的完美圣王。之后举商纣、汉末、唐末的亡国之例，其中还特别强调唐昭宗时期李振鼓动朱温一夜杀害30多位大臣，李振说把这些自称清流的官丢进黄河后就永远变成浊流了，这是极荒唐可悲的事例。正、反事例代表性都很强，盛世与荒唐对比鲜明。
欧阳修将朝臣的人数列出，这点也非常鲜明。原文说：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 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
“《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商纣王亿万臣子各怀异心，不结朋党，却走向亡国；周武王三千臣子结为一大巨党，却使周朝兴盛。舜在位时，22位贤臣同时在朝廷任职，结为朋党，互相推举谦让，形成清明的政治氛围。特别是引用《尚书》周武三千臣一心和商纣亿万臣异心的数字对比，非常直观。
我们在引用名言论证时，宜加以延伸，紧跟自己的立场和解读，这样论证会更有力。欧阳修在引用《尚书》后加以解释，使其和朋党之论的主题贴得更近，并点明一个因此亡国，一个因此兴盛，即是如此。
正、反例子都讲完后，还需要进一步升华。他接著写道：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因为该文不单旨在辩护，更重要的是提醒仁宗，所以欧阳修在典故的基础上，站在帝王治国的角度加强警戒。文中接连用了几个“莫如”，是在强调这些都是再典型不过的例子，充分说明大臣相互推荐赞美不是坏事，君主也不该猜忌；即使朋党人数众多，也不耽误铸造盛世。一个政权不该畏惧贤良众多，因为“善人虽多而不厌也”，贤臣的理想和道德是崇高的，他们重视修身，不会满足于低境界的要求。“善人虽多而不厌也”是旨在打消仁宗心中顾虑的关键之笔。换言之，重点不在结党，不在人多构成威胁，而是明辨君子和小人之别。
虽然欧阳修讲了不少道理和史例，但行文紧凑，其实都在围绕一个论点——“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言简意赅，不求辞藻华丽，前后内容环环相扣。
文末他简洁收尾：“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看似份量不重，实际上是委婉的警告：历史的教训已经摆在陛下面前了，身为一位合格的君主，务必以其为戒！
可惜的是欧阳修这篇辩诬对宋仁宗改变不大。不怪作者本人，主要因为宋仁宗性格软弱，好在有利于言论自由；弊在遇到压力时选择回避问题，不够大胆，这点他不及宋神宗。
古人、今人写议论文、演讲、论辩，都讲究“凤头、猪肚、豹尾”。开头要出奇制胜，中心突出，不能平淡、啰嗦；结尾要像豹尾一样有力地点题，无需做多馀的解释，重在力度和精辟的总结。回看欧阳修的《朋党论》，最耀眼之处就是开头不拘于老生常谈。今天的我们未必从政，但有可能在公司里或其他场合受到无理质疑，这种情况下无需陷入争论的死循环，不妨换个视角将层次拔高，对方就会显得渺小。这也是辩论赛中可用的技巧。
欧阳修还有其他作品可以古学今用。说今用，未必局限于古文文字，单搞懂意思作用不大，最重要是汲取精华并运用于各个场合。永叔上承韩愈之风，从不喜欢华而不实，以后我再详聊他与唐宋八大家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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