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成中国富豪催命符

自由时报
2021-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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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国地摊经济。图片来源:(GOH CHAI HIN/AFP via Getty Images)

怕成下个马云 中国富豪已捐50亿美元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多次强调“共同富裕”,被视为中共在财富分配政策上的一大转向。吓得一票中国富豪及民企抢著捐款,深怕如同马云,成为下个中共开刀的对象。究竟习近平口中的“共同富裕”,背后真正的内涵是什么? 

习近平近来频繁高喊共同富裕的结果,原本就已到处捐钱的中国富豪们,现在是更加的积极。尤其是害怕被监管风暴扫到的民企,包括腾讯、美团、小米和阿里巴巴,以及雷军、张一鸣、王兴等人,都赶紧捐款或成立基金会,拼多多在赴美上市首度获利后,也立即宣布将捐赠100亿人民币协助农村发展。彭博统计,2021年至今,中国富豪捐款金额至少有50亿美元,已超越2020年的41.2亿美元,即将创下新高。 

至于年收入多高会被视为“调节”的目标?8月31日人民日报社旗下的《中国经济周刊》也给出答案,年收入在50万人民币以上,可以认定为是高收入家庭。外界担心,接下来中国政府会不会真的“劫富济贫”?对此,中国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8月26日出面强调,共同富裕要靠共同奋斗,是先富带后富、帮后富,目的是创造更多人致富的机会,而非“劫富济贫”。 

“共同富裕”出自1950毛泽东谈话 

共同富裕的真正内涵是什么?共同富裕一词最早在1950年毛泽东在谈“农业合作化”时提出。他当时说,“实现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邓小平也延续共同富裕的想法,只不过允许让“部分人先富起来”,再让其他人跟上。40年经济快速发展的结果,许多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但贫富差距依然严重,尤其在疫情下更加恶化。于是,习近平重提共同富裕,只不过主轴换成了“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第三次财富分配”缩小收入差距 

具体来说,习近平打算如何促进共同富裕?习近平给出的答案是“第三次财富分配”。近日他提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并提出要建立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第三次分配是中国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在1992年提出。透过市场实现的分配,称为第一次分配;透过政府调节分配,为第二次分配;出于个人自愿,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把一部分可支配收入捐出去,就称为“第三次分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苏京春指出,财政再分配虽已兼顾公平但仍不足,需要企业、个人参与第三次分配,来缩小收入差距。 

疫情摧残 中国贫富差距更拉大 

中国在2020年宣布脱贫,但过去1年半来,受到疫情摧残,贫富差距只有拉得更大。富者收入完全未受影响,贫者则面临停工、减班和停薪等挣扎。严格的防疫政策是加剧贫困的关键,由于中国政府限制了人口的流动,造成底层人民就业困难。中国政府不认为是自己的错,反而责怪在疫情期间获利的新兴产业。 

因此,中国先对电商、游戏和补教业等新兴产业下监管重手,防止企业将资产转移到国外,这也是为什么滴滴出行在赴美上市后,随即遭网路安全审查。不过,专家向BBC指出,这种做法风险很大,能不能缩减贫富差距是其次,如果最终这些企业家对中国投资缩手,就长远来看,所谓的共同富裕将变成是在杀鸡取卵。

第三次分配 变质成国家强迫企业做慈善 

所谓的第三次分配,听起来更不现实。第三次分配原意是要依赖道德责任跟社会期待,来增加捐赠的规模。但是在中国现今的体制下,不太可能期待个人或企业受道德感召,就把部分可支配所得捐出去。中共高层口中的第三次分配,根本是国家强迫企业做慈善。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接受澎湃新闻访问时表示,共同富裕要以蛋糕不断做大为前提,如果劫富济贫只会造成共同贫困;前中国人行顾问李稻葵指出,让更多人享受经济的福祉是长远目标,但不能期待短期内看到各指标改善,他也表示,必须警惕别让共同富裕变成是“大跃进”,或者拖累经济发展。 

企业捐款对象 多是官方扶持的基金会 

还有一个很大问题是,在中国捐款不如想像中的容易。和西方社会不同,中国全面控制所有的慈善机构,完全独立运作的非政府组织(NGO)几乎不存在,预计大部分大型企业捐赠的对象,仍是政府扶持的基金会和NGO。被国家把持的慈善机构行事作风不仅官僚,同样也缺乏效率和透明度,也降低企业捐款意愿。例如,过去中国红十字会就曾卷入滥用捐款丑闻。 

大家好奇的是,鼓吹共同富裕效果如何,最终带来共富还是共贫?检视中国目前的做法,华尔街日报认为,这些对于解决农村贫穷问题可能稍有帮助,但是中国政府把该解决的社会问题丢给民企,强迫民企以国企的方式营运,最终也无法解决如不平等、年轻人失业率高等,造成贫富差距的结构性问题。 

另外,也有人担心,这些将引发中国社会对民企产生一种类似民粹的负面情绪,最终会扼杀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若缺乏企业家精神,中国经济将很难提升。在美中关系紧张、对全球化不信任,以及贫富差距恶化的情况下,民怨需要出口,而中国大型民企恐怕就是那只代罪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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