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历史:论君臣关系与治国之道

清箫
2024-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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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dobe Stock)

文/清箫

 

笔者近日在脸书等社群媒体上看到网友批评中国传统文化,一部分观点认为中国的政治从古至今都糟糕,每提及帝王都无好感。

对于这样的观点,笔者表示不苟同。应该分两方面看:

首先,当今中共国的政治状况确实糟糕。回顾古代,君权主体上呈强化趋势,过程中确实生出一些受诟病的制度,如明之废相,清之设军机处。

但另一方面,需全面了解中国政治从古至今的变化以及传统思想,应知古时大思想家与政治家们对君主有极高的标准,也努力约束君权,有时践行得好,有时不好。实在不宜将所有脏水都泼到传统文化上。特写此文,为传统文化辩护,简评历代治国,正说君臣之道,并列举今人对历史的一些误读。

物极必反,峰顶往往也是悬崖。中国政治发展到清朝时走向极端了,清亡是顺应时代的需求,但有人以为以前的朝代都和清朝差不多,这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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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至民国初,有许多中国人陷入迷茫,甚至民族自卑。学习西方民主、思想、文化是应该的,但一部分学者过度批判中国传统,造成文化自信缺失,20世纪初所谓“新文化运动”有一些主张是疯狂且不合理的,引发很不好的影响,导致共产主义在中国膨胀。幸有一些国学大师及政治家看清“新文化运动”的恶劣,如钱穆和蒋介石,深知传统文化的可贵并致力传承。

中共窃国后,吹嘘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并发动文革全面破坏传统文化,后假借弘扬传统文化之名加强所谓“爱国教育”,将爱党与爱国捆绑在一起,迷惑国民。这相当于先放火再灭火的强盗行为,而且,中国古代的辉煌跟它有一毛钱关系吗?

现在一提起中国古代,有人就想到“奴才”,而且将政治视为贬义词。实则不然。以前士大夫和百姓的责任包含纠正君主,中国古代一直都鼓励并赞扬敢谏的精神,士大夫享有很高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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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当为客

尧舜时施行禅让制,虚心纳言,言论自由。《吕氏春秋》记载:“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四千多年前,尧帝常担忧自己执政有错,设一面鼓在门外,任何人都可以击鼓进谏;舜帝在路旁设立木牌,民众都可以在上面写意见,指出他的过失。

君为客,天下为主,这才是君道。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原君》中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

君主的责任原本应是不顾自己的损失而为天下人贡献,所以君位不该是一种诱惑。尧舜时代,贤士把权力看得很淡,那时有一位智者叫许由,尧想将天下让给许由,他却躲避到颍水之阳、箕山之下;尧后来想安排他担任九州长,他觉得耳朵受到污染,于是跑到颍水边洗耳。到商朝时,商王汤想让位给务光,被务光拒绝。

早期的君主就像接了赔本产业的义工,且这一产业不属于他们,其职责就是惠及全民、造福天下,吃力不讨好,所以君主受天下人敬仰是不过分的。黄宗羲说:“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君主本来不该是贬义词,是后人对权力的欲望扭曲了其内涵。打个比方,试问各位讨厌金钱吗?钱是每个人的生活必需品,人人都靠它吃饭,其中好人用它行善,贪婪者为求财而行恶,难道说钱是肮脏之物吗?君权同理。关键在于对君权的制约有多大,君主是否达到应有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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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也批评了后世的君主以及观念的变异,称:“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

他并讲到臣民对“不合格”君主的态度:“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乃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古代儒家的有识之士不主张愚忠和小儒的迂腐观点,若君主已到夏桀、商纣的地步,则应该受到讨伐。

黄宗羲还说:“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如果真正明白作为君主的责任,自然会让位于他人,拒绝接替君位的人也不算多么超凡脱俗;而有些人正因为不明白做君主意味著什么,才会争权夺势。

顺便一提,先秦儒家虽尊君,却也轻君,譬如《孟子》有一句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主本来就是为社稷和百姓贡献的。再举《孟子》中非常有趣的一例,有一次孟子问齐宣王,有个人要去楚国,先将妻子和孩子托付给朋友,请他照顾,但回家后发现妻儿受冻饥饿,该怎么办?齐宣王回答:“弃之。”(和这个朋友绝交。)孟子接著问,士师若不能治士,该怎么办?齐宣王回答:“已之。”(撤掉他的职。)孟子又问,如果“四境之内不治”,该怎么办?这一问题意在引导齐宣王意识到君主的责任,若按照前面的逻辑,这样失职的君主也应该下台。但齐宣王不敢回答,只是“顾左右而言他”。这从侧面说明,儒家思想是对君主的约束,然而当时君主未必爱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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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古代治国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但含有民本以及修身、德政理念,即使在近现代西方人眼中也是珍贵的,例如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是孔子的“粉丝”。道德是政治与治国的本,道家、儒家均看重本,后世谈政治的人往往舍本逐末,实在可惜。

关于治国的境界,笔者认为法家不如儒,儒不如道。以下梳理历史脉络:

尧舜禹之后,夏朝开启世袭制,虽不如禅让制的时代,但夏、商、西周三代统治松散,地域局限,政治和人心远比后世纯朴。西周之后,东周乱世是历史上的一次大考验,若将中华文明比喻为一个人,那么春秋战国好比一次修炼过关的过程,有人坚守先贤的价值观;有暴君乱臣不守,礼崩乐坏,在动荡中看人心的摆放,考验中华文化能否延续。幸运的是,文明得以延续,中原人不至于披发左衽,儒家、道家、墨家、纵横家、兵家、法家等百花齐放,东周可谓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到战国末,法家思想脱颖而出并为秦国统一六国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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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法家适合争霸集权,它不同于今天民主国家的法治思想,其中包含帝王驭臣之术,主张严刑峻法、霸道、权谋,已距黄金时代的标准甚远。宋代徐谊发表过一段言论:“三代圣王,有至诚而无权术,至诚不息,则可以达天德矣。”(《宋史》)如果人人能行大道,退而行德政、礼乐,何需靠术、势治国?按老子《道德经》的观点,“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需要孔儒呼吁恢复德政、仁义与礼的社会显然已经退步,何况需要法家的时代。秦朝兴于法家,也亡于法家。

应认可法家公正的一面,譬如即使是变法者商鞅本人也要严格遵守法规,但法家也包含加强君主集权的部分,不宜过分偏重。西汉吸取教训,初期效道家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开创文景之治。自汉武帝起,儒家与法家兼取,王道与霸道杂用。

有人可能会很快联想到所谓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这正是现代常见的误区,实际上汉武帝以后并未独尊儒术。汉宣帝偏爱刑法,曾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住德教,用周政乎!”(《汉书》)而汉元帝则喜爱儒家。汉朝以后直至清朝,在治国方面严格而言也没有独尊儒术,很长时间是外儒内法,乱世往往行霸道,所以有些黑锅不该由儒家来背。而且秦以后的儒家思想和先秦儒家有所不同。

假如中国历代都能真正落实儒家治国,结果或许会更好。道家在后世看来过于理想,但道家确实最为高明。而法家一旦运用得心应手,若不注重修身,则易使帝王上瘾,充当无形的利刃,和限制君权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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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君臣之关系

现在有人谈中国古代史,提及君臣关系时喜爱片面渲染恐怖,且以为臣为君之奴才,这样说是不准确的。五千年间,君臣和睦与君主高压两类例子都有,岂能以偏概全?

儒家讲的君臣之纲最初也非主奴关系。可参见董仲舒《春秋繁露》:“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秋为死而棺之,冬为痛而丧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此处提出三纲,臣如地,君如天,天覆盖地,地持载天,这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好比水和舟。《春秋繁露》还称:“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将君与臣比喻为阳与阴的关系。后世大儒讲到三纲,往往强调作为皇帝的责任和表率,不是单方面的绝对服从,如南宋理学家真德秀《大学衍义》说:“君为臣纲,君正则臣亦正矣”,首先帝王自己要正,臣尽臣的本分,君也要尽君的本分。

秦以前不算大一统时代,君臣、君民距离较近,尤其周朝各诸侯国享有很强的独立性,列国接近小国寡民的状态。那时人才流动性强,“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左传》),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人才大可不必巴结君主。即使在秦汉大一统时期,大臣在皇帝面前也不卑下。但后来总体上呈君强臣弱的趋势,至明清尤为显著。

君臣关系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于皇帝和宰相的关系。中国传统重视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皇帝在宰相面前应当谦逊。汉朝君臣在上朝时,皇帝要站著和宰相议政,而不是坐在龙椅上。宋朝以前,宰相面见皇帝时都是坐著的,所谓三公坐而论道,唐朝还会为宰相赐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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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是宰相地位变化的重要节点,宰相上朝时必须站著。到了明代,朱元璋索性废相,从此再无宰相,而且大臣见皇帝时要跪下,如果跪累了,允许坐著休息一会儿。清朝要求大臣一直跪著,连坐一会儿的机会也没了。

以上是就礼仪变化而言,下面讲制度。

譬如,汉朝的宰相对皇帝构成很大牵制,有一套完备的制度。提起宰相,人们往往联想到一个人或一个职位,但其实宰相身后代表庞大的政府机构,皇帝怕宰相未必都是怕人,而是怕制度。汉朝宰相府以下有十三曹,一个曹类似一个部门,可谓是宰相的秘书处,当时全国政事都经过十三曹汇集于宰相一人。和宰相近乎平起平坐的是太尉和御史大夫,合称三公,宰相负责行政;太尉负责军事;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相当于副宰相。

唐朝宰相制度不同于汉朝,最大的变化是将相权一分为三。汉朝宰相是一人在其他官员辅助下行政;唐朝宰相不是一个人,而是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大部门,合在一起才能称为宰相。

尽管如此,唐朝宰相依然有很大的权力,其中,政府所有最高指令均由中书省发出,被称为“敕”,须经过皇帝批准,却不是皇帝写的。其流程是,中书省拟稿后给皇帝看,皇帝如果同意就拿御印盖个章,写几句批示。宰相所拟的旨已经是定稿。

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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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书省发布的诏书不会立即执行,还须门下省审核,若觉得不合适,门下省可以将其驳回,称作“涂归”。只有当门下省通过后,诏令才算生效。这是又一层对皇帝的制约。

宋朝与唐朝不同之处在于,宰相不是将定稿交给皇帝,而是先写札子向皇帝递呈建议,被称为“面取禁止”,皇帝发表意见,之后宰相依照皇帝的意见拟旨。这意味著相权在宋朝削弱。

即便如此,只要有宰相,就会对皇帝构成很大制约。皇帝虽一直在万人之上,但制度并没有赋予其为所欲为的权力。譬如宋宁宗在位时,频繁以手札下令,激起群臣不满,因为依照制度,政令应出自中书省,就算是皇帝也要按流程办事。那时有大臣批评宋宁宗绕过宰相府行事,“谓事不出于中书,是谓乱政。”(《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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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权与相权一直存在矛盾,时而配合和睦,时而结下深仇。明初发生胡惟庸案,因此明太祖朱元璋采取极端的方式解决君相矛盾——废除宰相制度。至此,皇帝的障碍比往朝少了许多。明太祖雄才大略,治国勤政,包揽宰相原本要做的政务,是典型的工作狂,并要求子孙后代都像他一样既当皇帝又当宰相。这当然不现实也不会长久。后来明成祖成立内阁,召解缙等才士参预机务,类似皇帝的顾问与秘书。尽管内阁大学士被俗称为宰相,但权力比宰相小。内阁大学士本身只是五品,往往由六部中某位尚书或经筵讲官兼任。

明成祖后,宣宗朝发生转折,形成这一新流程:大臣议政,将题本交到内阁;之后内阁票拟,即起草圣旨;之后交给皇帝看,皇帝若采纳,便用红笔抄一遍,称为批红。此时圣旨尚不能生效,须经过六科审核,六科有权封驳圣旨,制约皇帝,圣旨必须经六科通过才能生效。通过后,六科若认为圣旨不足,发给六部时可以进行“科参”,即写下执行时的注意事项,代表六科的意见。顾炎武《日知录》称:“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给事中驳正到部,谓之科参,六部之官无敢抗科参而自行者”。

明宣宗后,这一流程基本上一直延续。后来明世宗、神宗长年不上朝虽受诟病,但事出有因,当时的政府运行已不同于明初,政事交给内阁即可,期间内阁大学士近乎权倾朝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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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宣宗开启这一轻松的决策模式有利有弊,不宜过于苛责,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明太祖废相。世袭的皇帝德才参差不齐,如果能力平庸且精力不足,最好少折腾,宰相才应该在行政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清朝保留内阁,未恢复明以前的宰相制。雍正设立高度机密的军机处、秘密建储制,这是以前没有的机构和制度。清朝的君臣关系牵涉满汉矛盾,虽重用不少汉人,但最高机密文件由满文书写,满官仍占据不平等优势。

整体风气上,君臣关系越往前越好,具体因人因事而异,不能说绝对,只是概括。

秦始皇待大臣不差,不忘恩义,自知犯错后对王翦谦逊道歉,能包容并重用李斯。

汉朝和大唐,笔者认为用“恢宏气象”形容最贴切,政治、文化给人印象都是很大气的。譬如汉文帝与周亚夫留下佳话,这是皇帝与武将关系的典范。隋唐的政治、文化、民族融合、民间风气都有魏晋南北朝的影子,包容性强,可谓胡汉一家,唐代皇帝有时也行北方游牧民族的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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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治国放得很开,他的文臣武将个个充满个性,魏徵是显著代表,他的作风就是坦诚直言,不怕得罪。据《资治通鉴》,魏徵曾对唐太宗说:“愿使臣为良臣,勿为忠臣”,意思是他希望自己做良臣,而不做忠臣。需要忠臣出现的时代反而是不好的时代,因为要冒生命危险讲出逆耳忠言,所以最好形成言论开放的政治环境,皇帝贤明不昏,大臣只需各做好工作即可,因此魏徵说:“稷、契、皋陶,君臣协心,俱享尊荣,所谓良臣。龙逄、比干,面折廷争,身诛国亡,所谓忠臣。”唐太宗确实也在君臣融洽上做得好。唐朝的皇帝整体上是不强势的,甚至中晚唐藩镇割据严重,君成为较弱一方。

北宋待文臣不错,皇帝没有暴戾的,但政坛人事变动频繁,主要归因于变法派和守旧派的对立。南宋、北宋都弊在抑武,明朝中期后也有此问题。

明、清变化最明显,明太祖开了一个政治高压的头,到明仁宗时君臣关系有所缓和。明朝君臣关系最好的时期是仁宣之治以及弘治中兴,明仁宗、宣宗既勤政精明也不刚愎,听取“三杨”等良臣的献策,君臣关系和睦;明孝宗朝中也充满正气。武宗、世宗、神宗君臣对立之激烈在整个古代史上都是突出的,问题主要出在皇帝上。明朝爱用廷杖极不好,俗话说刑不上大夫,廷杖、锦衣卫都是摧残士大夫的。然而明朝长期形成了士大夫以敢言为荣的风气,越敢和皇帝争辩,甚至写奏疏批评皇帝,越受天下人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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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君强臣弱最显著。有利的一面,譬如清朝皇帝普遍勤政尽责,平均水平算是历朝最优秀之一,而且康乾盛世成就卓然。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清朝政治风气冷峭高压。康熙帝宽仁,而雍正强化了高压控制臣民的风气。乾隆前十三年相对宽厚,十三年后改以铁腕治国,严酷之风达到顶峰,导致大臣如履薄冰,敢言者少。即使是精明贤臣、三朝元老张廷玉,也在官场上活得战战兢兢,还险些晚节不保。

雍正、乾隆很精明,他们在位时,奸臣瞒不过他们,所以治国基本上没出太大问题。但冷峭风气的弊端到晚清就显得格外突出,导致官场普遍圆滑,明哲保身,说套话、不说话居多。

清朝文字狱、强制剃发留辫是对臣民身心的巨大摧残,削弱士人骨气,脊梁骨硬的文人往往隐藏民间。元朝虽也是征服汉人的外族政权,却不至于如此高压严酷,反而较松散开放。明清以前很少发生因文字获罪的案件,清朝比明朝严重,明朝成祖以后政治氛围已经变得宽松,晚明言论更奔放自由。清朝禁书也很严重,数据上看,清朝禁书总数是明朝的12.6倍。古代有此现象是不好,但我们也实在不应以为所有朝代都和清朝一样。

论制度,最好的时期当推汉、唐。在秦以前,相原本是副官;自秦汉起,相变为皇帝的副官,同时是中央政府的最高官。皇帝是全国最高元首,而实际管理国家的是宰相,原本应是这样的关系。皇帝世袭注定子孙良莠不齐,即使英明也必然犯错,所以最好不要过分干预宰相。再看唐太宗和唐玄宗,在铸造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重要因素中,宰相的作用大过帝王的作用,唐太宗说他不赞同像隋文帝那样“性至察而心不明”,事必躬亲未必是好事,唐太宗的实际做法也是发挥各臣的配合作用。

北宋程颐有言:“天下治乱系宰相”,但在清代,崇拜程颐的乾隆却说,治国最重要的怎么是宰相呢,应该是皇帝才对。可见观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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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大陆将中国传统政治贬低为君主专制,这是不准确的。从上文对制度的介绍不难看出,在古代,权力并非集中于君主一人,也不算是独裁,至少并非所有时期都是。说君权呈强化趋势是争议较小的,或者可以说存在特权与不平等。明清以前君主一直和宰相共治国家,虽君主是上级,宰相却也享有很大的议政权,而且许多不太重要的政事无需请示君主。即使在明清,也不适宜一概贬为皇帝专制。

以上是就制度论,问题在于,过去如果皇帝违规或不贤,大臣往往不能换掉他或惩罚他,通常是劝谏,除非到极恶劣的地步。惩罚并非没有,只是太少,往往需借助朝中势力、太后等,或直接以战争改朝换代。暂不论乱世特殊时期和夺位例,太平盛世中比较典型的是霍光废帝,汉昭帝驾崩后,昌邑王刘贺继位,荒淫无道,辅臣霍光因此报请太后废掉其帝位,昌邑王在位仅27日。秦汉以前也有一例,商朝有个名叫太甲的王昏庸无能,宰相伊尹将其流放到桐地,让他反省长达三年,后来太甲悔过自新,于是得以复辟,从此以德治国,改变为明君,这件流放君主的事几千年来受文人称赞。伊尹和霍光的条件非人人能具备,也非人人敢为。

然而君与臣孰强孰弱不能作为评判一段历史时期的唯一标准,所以要看具有稳定性的制度。像汉献帝、唐昭宗的情况属于失势,不能说明就该那样,所以重点谈普遍状况,而不细说太多事例,因为有些事例牵涉手段和势力,那不是制度。

 

道向何处求

可能有人会认为笔者将古代赞美得太好,而笔者想说的是,以前的制度在当时的环境确实有值得肯定之处,其制衡与监督并不差,但为何有黑暗的事发生?虽制度有漏洞,但归根还是人心的问题。

通常一个朝代从开国到盛世政通人和,严守规章,后来流于形式,官场腐败,走向衰落。法典和制度从头到尾都差不多,怎么从盛到衰变化如此大?大家知道唐玄宗前期善用贤相,姚崇、宋璟、张九龄等均德才兼备,后来任用能力同样不差的李林甫,他表面上认真工作,也基本上遵守规章,却喜爱谄媚,私下打听玄宗日常,然后再顺著玄宗的意思讲话。玄宗本来是一精明皇帝,然而顺耳的蜜语听多了,对李林甫十分喜爱,纵容他误国多年。试问,什么能阻抑一个人的城府呢?

中国传统思想有个重要特点:对自觉的要求高,先修身,再齐家治国,且重视内省。它看似是一种理想化状态,然而大道至简,若能坚持实践,其实是一条直接治本的捷径。凡从政,修身在先,这个修不是单单读书学知识技巧,而是长时间的修心,是时时不忘内省。

据《帝鉴图说》,周武王听大臣师尚父说,有一本丹书含有国家长治久安的道理,之后他斋戒三天,恭恭敬敬地站著听师尚父讲述丹书的道理,牢记于心,并在席上、桌上、镜子上、洗脸盆上、殿柱上、门窗上铭刻,随处提醒自己,还要让子孙未来都看到。如此时时内省的毅力和谦逊向大臣请教的态度,是周武王能使周朝国祚长久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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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和内省需要坚持,若一段时间修而后来懈怠,很容易前功尽弃。许多人争当政客,却不坚持修身,舍本逐末,终究成不了大政治家,过去读书人都读圣贤书,有人修心实践,有人只求功名,结果一定是有差距的。明代王阳明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悟到“致良知”、“知行合一”、“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他做官、解决棘手问题、打仗样样在行,近乎全能,与此有密不可分的关联。治国之道、圣人之道,最终要向自己的心里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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