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歷史：論君臣關係與治國之道

文/清簫

 

筆者近日在臉書等社群媒體上看到網友批評中國傳統文化，一部分觀點認為中國的政治從古至今都糟糕，每提及帝王都無好感。

對於這樣的觀點，筆者表示不苟同。應該分兩方面看：

首先，當今中共國的政治狀況確實糟糕。回顧古代，君權主體上呈強化趨勢，過程中確實生出一些受詬病的制度，如明之廢相，清之設軍機處。

但另一方面，需全面了解中國政治從古至今的變化以及傳統思想，應知古時大思想家與政治家們對君主有極高的標準，也努力約束君權，有時踐行得好，有時不好。實在不宜將所有髒水都潑到傳統文化上。特寫此文，為傳統文化辯護，簡評歷代治國，正說君臣之道，並列舉今人對歷史的一些誤讀。

物極必反，峰頂往往也是懸崖。中國政治發展到清朝時走向極端了，清亡是順應時代的需求，但有人以為以前的朝代都和清朝差不多，這是不對的。

清末至民國初，有許多中國人陷入迷茫，甚至民族自卑。學習西方民主、思想、文化是應該的，但一部分學者過度批判中國傳統，造成文化自信缺失，20世紀初所謂「新文化運動」有一些主張是瘋狂且不合理的，引發很不好的影響，導致共產主義在中國膨脹。幸有一些國學大師及政治家看清「新文化運動」的惡劣，如錢穆和蔣介石，深知傳統文化的可貴並致力傳承。

中共竊國後，吹噓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並發動文革全面破壞傳統文化，後假借弘揚傳統文化之名加強所謂「愛國教育」，將愛黨與愛國捆綁在一起，迷惑國民。這相當於先放火再滅火的強盜行為，而且，中國古代的輝煌跟它有一毛錢關係嗎？

現在一提起中國古代，有人就想到「奴才」，而且將政治視為貶義詞。實則不然。以前士大夫和百姓的責任包含糾正君主，中國古代一直都鼓勵並讚揚敢諫的精神，士大夫享有很高的尊嚴。

 

君當為客

堯舜時施行禪讓制，虛心納言，言論自由。《呂氏春秋》記載：「堯有欲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四千多年前，堯帝常擔憂自己執政有錯，設一面鼓在門外，任何人都可以擊鼓進諫；舜帝在路旁設立木牌，民眾都可以在上面寫意見，指出他的過失。

君為客，天下為主，這才是君道。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在《原君》中說：「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

君主的責任原本應是不顧自己的損失而為天下人貢獻，所以君位不該是一種誘惑。堯舜時代，賢士把權力看得很淡，那時有一位智者叫許由，堯想將天下讓給許由，他卻躲避到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後來想安排他擔任九州長，他覺得耳朵受到污染，於是跑到潁水邊洗耳。到商朝時，商王湯想讓位給務光，被務光拒絕。

早期的君主就像接了賠本產業的義工，且這一產業不屬於他們，其職責就是惠及全民、造福天下，吃力不討好，所以君主受天下人敬仰是不過分的。黃宗羲說：「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為過也。」君主本來不該是貶義詞，是後人對權力的欲望扭曲了其內涵。打個比方，試問各位討厭金錢嗎？錢是每個人的生活必需品，人人都靠它吃飯，其中好人用它行善，貪婪者為求財而行惡，難道說錢是骯髒之物嗎？君權同理。關鍵在於對君權的制約有多大，君主是否達到應有的標準。

 

黃宗羲也批評了後世的君主以及觀念的變異，稱：「後之為人君者不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

他並講到臣民對「不合格」君主的態度：「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讎，名之為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乃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古代儒家的有識之士不主張愚忠和小儒的迂腐觀點，若君主已到夏桀、商紂的地步，則應該受到討伐。

黃宗羲還說：「是故明乎為君之職分，則唐、虞之世，人人能讓，許由、務光非絕塵也；不明乎為君之職分，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許由、務光所以曠後世而不聞也。」如果真正明白作為君主的責任，自然會讓位於他人，拒絕接替君位的人也不算多麼超凡脫俗；而有些人正因為不明白做君主意味著什麼，才會爭權奪勢。

順便一提，先秦儒家雖尊君，卻也輕君，譬如《孟子》有一句名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主本來就是為社稷和百姓貢獻的。再舉《孟子》中非常有趣的一例，有一次孟子問齊宣王，有個人要去楚國，先將妻子和孩子託付給朋友，請他照顧，但回家後發現妻兒受凍飢餓，該怎麼辦？齊宣王回答：「棄之。」（和這個朋友絕交。）孟子接著問，士師若不能治士，該怎麼辦？齊宣王回答：「已之。」（撤掉他的職。）孟子又問，如果「四境之內不治」，該怎麼辦？這一問題意在引導齊宣王意識到君主的責任，若按照前面的邏輯，這樣失職的君主也應該下台。但齊宣王不敢回答，只是「顧左右而言他」。這從側面說明，儒家思想是對君主的約束，然而當時君主未必愛聽。

 

簡論古代治國思想

中國傳統文化中雖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民主，但含有民本以及修身、德政理念，即使在近現代西方人眼中也是珍貴的，例如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就是孔子的「粉絲」。道德是政治與治國的本，道家、儒家均看重本，後世談政治的人往往捨本逐末，實在可惜。

關於治國的境界，筆者認為法家不如儒，儒不如道。以下梳理歷史脈絡：

堯舜禹之後，夏朝開啟世襲制，雖不如禪讓制的時代，但夏、商、西周三代統治鬆散，地域局限，政治和人心遠比後世純樸。西周之後，東周亂世是歷史上的一次大考驗，若將中華文明比喻為一個人，那麼春秋戰國好比一次修煉過關的過程，有人堅守先賢的價值觀；有暴君亂臣不守，禮崩樂壞，在動盪中看人心的擺放，考驗中華文化能否延續。幸運的是，文明得以延續，中原人不至於披髮左衽，儒家、道家、墨家、縱橫家、兵家、法家等百花齊放，東周可謂思想最活躍的時期。到戰國末，法家思想脫穎而出並為秦國統一六國起到重要作用。

 

然而法家適合爭霸集權，它不同於今天民主國家的法治思想，其中包含帝王馭臣之術，主張嚴刑峻法、霸道、權謀，已距黃金時代的標準甚遠。宋代徐誼發表過一段言論：「三代聖王，有至誠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矣。」（《宋史》）如果人人能行大道，退而行德政、禮樂，何需靠術、勢治國？按老子《道德經》的觀點，「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需要孔儒呼籲恢復德政、仁義與禮的社會顯然已經退步，何況需要法家的時代。秦朝興於法家，也亡於法家。

應認可法家公正的一面，譬如即使是變法者商鞅本人也要嚴格遵守法規，但法家也包含加強君主集權的部分，不宜過分偏重。西漢吸取教訓，初期效道家無為而治，休養生息，開創文景之治。自漢武帝起，儒家與法家兼取，王道與霸道雜用。

有人可能會很快聯想到所謂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這正是現代常見的誤區，實際上漢武帝以後並未獨尊儒術。漢宣帝偏愛刑法，曾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住德教，用周政乎！」（《漢書》）而漢元帝則喜愛儒家。漢朝以後直至清朝，在治國方面嚴格而言也沒有獨尊儒術，很長時間是外儒內法，亂世往往行霸道，所以有些黑鍋不該由儒家來背。而且秦以後的儒家思想和先秦儒家有所不同。

假如中國歷代都能真正落實儒家治國，結果或許會更好。道家在後世看來過於理想，但道家確實最為高明。而法家一旦運用得心應手，若不注重修身，則易使帝王上癮，充當無形的利刃，和限制君權背道而馳。

 

 

論君臣之關係

現在有人談中國古代史，提及君臣關係時喜愛片面渲染恐怖，且以為臣為君之奴才，這樣說是不準確的。五千年間，君臣和睦與君主高壓兩類例子都有，豈能以偏概全？

儒家講的君臣之綱最初也非主奴關係。可參見董仲舒《春秋繁露》：「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父而生之，夏為子而養之，秋為死而棺之，冬為痛而喪之，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此處提出三綱，臣如地，君如天，天覆蓋地，地持載天，這是相互依存的關係，好比水和舟。《春秋繁露》還稱：「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將君與臣比喻為陽與陰的關係。後世大儒講到三綱，往往強調作為皇帝的責任和表率，不是單方面的絕對服從，如南宋理學家真德秀《大學衍義》說：「君為臣綱，君正則臣亦正矣」，首先帝王自己要正，臣盡臣的本分，君也要盡君的本分。

秦以前不算大一統時代，君臣、君民距離較近，尤其周朝各諸侯國享有很強的獨立性，列國接近小國寡民的狀態。那時人才流動性強，「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左傳》），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人才大可不必巴結君主。即使在秦漢大一統時期，大臣在皇帝面前也不卑下。但後來總體上呈君強臣弱的趨勢，至明清尤為顯著。

君臣關係的一個重要表現在於皇帝和宰相的關係。中國傳統重視禮賢下士，求賢若渴，皇帝在宰相面前應當謙遜。漢朝君臣在上朝時，見到宰相走進，皇帝要站起來（《文獻通考》稱：「丞相進，天子御座為起」）。宋朝以前，宰相面見皇帝時都是坐著的，所謂三公坐而論道，唐朝還會為宰相賜茶。

 

宋朝是宰相地位變化的重要節點，宰相上朝時必須站著。到了明代，朱元璋索性廢相，從此再無宰相，而且大臣見皇帝時要跪下，如果跪累了，允許坐著休息一會兒。清朝要求大臣一直跪著，連坐一會兒的機會也沒了。

以上是就禮儀變化而言，下面講制度。

譬如，漢朝的宰相對皇帝構成很大牽制，有一套完備的制度。提起宰相，人們往往聯想到一個人或一個職位，但其實宰相身後代表龐大的政府機構，皇帝怕宰相未必都是怕人，而是怕制度。漢朝宰相府以下有十三曹，一個曹類似一個部門，可謂是宰相的秘書處，當時全國政事都經過十三曹匯集於宰相一人。和宰相近乎平起平坐的是太尉和御史大夫，合稱三公，宰相負責行政；太尉負責軍事；御史大夫負責監察，相當於副宰相。

唐朝宰相制度不同於漢朝，最大的變化是將相權一分為三。漢朝宰相是一人在其他官員輔助下行政；唐朝宰相不是一個人，而是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三大部門，合在一起才能稱為宰相。

儘管如此，唐朝宰相依然有很大的權力，其中，政府所有最高指令均由中書省發出，被稱為「敕」，須經過皇帝批准，卻不是皇帝寫的。其流程是，中書省擬稿後給皇帝看，皇帝如果同意就拿御印蓋個章，寫幾句批示。宰相所擬的旨已經是定稿。

 

中書省發布的詔書不會立即執行，還須門下省審核，若覺得不合適，門下省可以將其駁回，稱作「塗歸」。只有當門下省通過後，詔令才算生效。這是又一層對皇帝的制約。

宋朝與唐朝不同之處在於，宰相不是將定稿交給皇帝，而是先寫札子向皇帝遞呈建議，被稱為「面取進止」，皇帝發表意見，之後宰相依照皇帝的意見擬旨。這意味著相權在宋朝削弱。

即便如此，只要有宰相，就會對皇帝構成很大制約。皇帝雖一直在萬人之上，但制度並沒有賦予其為所欲為的權力。譬如宋寧宗在位時，頻繁以手札下令，激起群臣不滿，因為依照制度，政令應出自中書省，就算是皇帝也要按流程辦事。那時有大臣批評宋寧宗繞過宰相府行事，「謂事不出於中書，是謂亂政。」（《宋史》）

 

君權與相權一直存在矛盾，時而配合和睦，時而結下深仇。明初發生胡惟庸案，因此明太祖朱元璋採取極端的方式解決君相矛盾——廢除宰相制度。至此，皇帝的障礙比往朝少了許多。明太祖雄才大略，治國勤政，包攬宰相原本要做的政務，是典型的工作狂，並要求子孫後代都像他一樣既當皇帝又當宰相。這當然不現實也不會長久。後來明成祖成立內閣，召解縉等才士參預機務，類似皇帝的顧問與秘書。儘管內閣大學士被俗稱為宰相，但權力比宰相小。內閣大學士本身只是五品，往往由六部中某位尚書或經筵講官兼任。

明成祖後，宣宗朝發生轉折，形成這一新流程：大臣議政，將題本交到內閣；之後內閣票擬，即起草聖旨；之後交給皇帝看，皇帝若採納，便用紅筆抄一遍，稱為批紅。此時聖旨尚不能生效，須經過六科審核，六科有權封駁聖旨，制約皇帝，聖旨必須經六科通過才能生效。通過後，六科若認為聖旨不足，發給六部時可以進行「科參」，即寫下執行時的注意事項，代表六科的意見。顧炎武《日知錄》稱：「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給事中駁正到部，謂之科參，六部之官無敢抗科參而自行者」。

明宣宗後，這一流程基本上一直延續。後來明世宗、神宗長年不上朝雖受詬病，但事出有因，當時的政府運行已不同於明初，政事交給內閣即可，期間內閣大學士近乎權傾朝野。

 

明宣宗開啟這一輕鬆的決策模式有利有弊，不宜過於苛責，最主要的原因還在於明太祖廢相。世襲的皇帝德才參差不齊，如果能力平庸且精力不足，最好少折騰，宰相才應該在行政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清朝保留內閣，未恢復明以前的宰相制。雍正設立高度機密的軍機處、秘密建儲制，這是以前沒有的機構和制度。清朝的君臣關係牽涉滿漢矛盾，雖重用不少漢人，但最高機密文件由滿文書寫，滿官仍占據不平等優勢。

整體風氣上，君臣關係越往前越好，具體因人因事而異，不能說絕對，只是概括。

秦始皇待大臣不差，不忘恩義，自知犯錯後對王翦謙遜道歉，能包容並重用李斯。

漢朝和大唐，筆者認為用「恢宏氣象」形容最貼切，政治、文化給人印象都是很大氣的。譬如漢文帝與周亞夫留下佳話，這是皇帝與武將關係的典範。隋唐的政治、文化、民族融合、民間風氣都有魏晉南北朝的影子，包容性強，可謂胡漢一家，唐代皇帝有時也行北方遊牧民族的禮節。

 

唐太宗治國放得很開，他的文臣武將個個充滿個性，魏徵是顯著代表，他的作風就是坦誠直言，不怕得罪。據《資治通鑑》，魏徵曾對唐太宗說：「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意思是他希望自己做良臣，而不做忠臣。需要忠臣出現的時代反而是不好的時代，因為要冒生命危險講出逆耳忠言，所以最好形成言論開放的政治環境，皇帝賢明不昏，大臣只需各做好工作即可，因此魏徵說：「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逄、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唐太宗確實也在君臣融洽上做得好。唐朝的皇帝整體上是不強勢的，甚至中晚唐藩鎮割據嚴重，君成為較弱一方。

北宋待文臣不錯，皇帝沒有暴戾的，但政壇人事變動頻繁，主要歸因於變法派和守舊派的對立。南宋、北宋都弊在抑武，明朝中期後也有此問題。

明、清變化最明顯，明太祖開了一個政治高壓的頭，到明仁宗時君臣關係有所緩和。明朝君臣關係最好的時期是仁宣之治以及弘治中興，明仁宗、宣宗既勤政精明也不剛愎，聽取「三楊」等良臣的獻策，君臣關係和睦；明孝宗朝中也充滿正氣。武宗、世宗、神宗君臣對立之激烈在整個古代史上都是突出的，問題主要出在皇帝上。明朝愛用廷杖極不好，俗話說刑不上大夫，廷杖、錦衣衛都是摧殘士大夫的。然而明朝長期形成了士大夫以敢言為榮的風氣，越敢和皇帝爭辯，甚至寫奏疏批評皇帝，越受天下人尊敬。

 

清代君強臣弱最顯著。有利的一面，譬如清朝皇帝普遍勤政盡責，平均水平算是歷朝最優秀之一，而且康乾盛世成就卓然。但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清朝政治風氣冷峭高壓。康熙帝寬仁，而雍正強化了高壓控制臣民的風氣。乾隆前十三年相對寬厚，十三年後改以鐵腕治國，嚴酷之風達到頂峰，導致大臣如履薄冰，敢言者少。即使是精明賢臣、三朝元老張廷玉，也在官場上活得戰戰兢兢，還險些晚節不保。

雍正、乾隆很精明，他們在位時，奸臣瞞不過他們，所以治國基本上沒出太大問題。但冷峭風氣的弊端到晚清就顯得格外突出，導致官場普遍圓滑，明哲保身，說套話、不說話居多。

清朝文字獄、強制剃髮留辮是對臣民身心的巨大摧殘，削弱士人骨氣，脊梁骨硬的文人往往隱藏民間。元朝雖也是征服漢人的外族政權，卻不至於如此高壓嚴酷，反而較鬆散開放。明清以前很少發生因文字獲罪的案件，清朝比明朝嚴重，明朝成祖以後政治氛圍已經變得寬鬆，晚明言論更奔放自由。清朝禁書也很嚴重，數據上看，清朝禁書總數是明朝的12.6倍。古代有此現象是不好，但我們也實在不應以為所有朝代都和清朝一樣。

論制度，最好的時期當推漢、唐。在秦以前，相原本是副官；自秦漢起，相變為皇帝的副官，同時是中央政府的最高官。皇帝是全國最高元首，而實際管理國家的是宰相，原本應是這樣的關係。皇帝世襲註定子孫良莠不齊，即使英明也必然犯錯，所以最好不要過分干預宰相。再看唐太宗和唐玄宗，在鑄造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的重要因素中，宰相的作用大過帝王的作用，唐太宗說他不贊同像隋文帝那樣「性至察而心不明」，事必躬親未必是好事，唐太宗的實際做法也是發揮各臣的配合作用。

北宋程頤有言：「天下治亂系宰相」，但在清代，崇拜程頤的乾隆卻說，治國最重要的怎麼是宰相呢，應該是皇帝才對。可見觀念的變化。

 

現在中國大陸將中國傳統政治貶低為君主專制，這是不準確的。從上文對制度的介紹不難看出，在古代，權力並非集中於君主一人，也不算是獨裁，至少並非所有時期都是。說君權呈強化趨勢是爭議較小的，或者可以說存在特權與不平等。明清以前君主一直和宰相共治國家，雖君主是上級，宰相卻也享有很大的議政權，而且許多不太重要的政事無需請示君主。即使在明清，也不適宜一概貶為皇帝專制。

以上是就制度論，問題在於，過去如果皇帝違規或不賢，大臣往往不能換掉他或懲罰他，通常是勸諫，除非到極惡劣的地步。懲罰並非沒有，只是太少，往往需藉助朝中勢力、太后等，或直接以戰爭改朝換代。暫不論亂世特殊時期和奪位例，太平盛世中比較典型的是霍光廢帝，漢昭帝駕崩後，昌邑王劉賀繼位，荒淫無道，輔臣霍光因此報請太后廢掉其帝位，昌邑王在位僅27日。秦漢以前也有一例，商朝有個名叫太甲的王昏庸無能，宰相伊尹將其流放到桐地，讓他反省長達三年，後來太甲悔過自新，於是得以復辟，從此以德治國，改變為明君，這件流放君主的事幾千年來受文人稱讚。伊尹和霍光的條件非人人能具備，也非人人敢為。

然而君與臣孰強孰弱不能作為評判一段歷史時期的唯一標準，所以要看具有穩定性的制度。像漢獻帝、唐昭宗的情況屬於失勢，不能說明就該那樣，所以重點談普遍狀況，而不細說太多事例，因為有些事例牽涉手段和勢力，那不是制度。

 

道向何處求

可能有人會認為筆者將古代讚美得太好，而筆者想說的是，以前的制度在當時的環境確實有值得肯定之處，其制衡與監督並不差，但為何有黑暗的事發生？雖制度有漏洞，但歸根還是人心的問題。

通常一個朝代從開國到盛世政通人和，嚴守規章，後來流於形式，官場腐敗，走向衰落。法典和制度從頭到尾都差不多，怎麼從盛到衰變化如此大？大家知道唐玄宗前期善用賢相，姚崇、宋璟、張九齡等均德才兼備，後來任用能力同樣不差的李林甫，他表面上認真工作，也基本上遵守規章，卻喜愛諂媚，私下打聽玄宗日常，然後再順著玄宗的意思講話。玄宗本來是一精明皇帝，然而順耳的蜜語聽多了，對李林甫十分喜愛，縱容他誤國多年。試問，什麼能阻抑一個人的城府呢？

中國傳統思想有個重要特點：對自覺的要求高，先修身，再齊家治國，且重視內省。它看似是一種理想化狀態，然而大道至簡，若能堅持實踐，其實是一條直接治本的捷徑。凡從政，修身在先，這個修不是單單讀書學知識技巧，而是長時間的修心，是時時不忘內省。

據《帝鑒圖說》，周武王聽大臣師尚父說，有一本丹書含有國家長治久安的道理，之後他齋戒三天，恭恭敬敬地站著聽師尚父講述丹書的道理，牢記於心，並在席上、桌上、鏡子上、洗臉盆上、殿柱上、門窗上銘刻，隨處提醒自己，還要讓子孫未來都看到。如此時時內省的毅力和謙遜向大臣請教的態度，是周武王能使周朝國祚長久的重要原因。

 

修身和內省需要堅持，若一段時間修而後來懈怠，很容易前功盡棄。許多人爭當政客，卻不堅持修身，捨本逐末，終究成不了大政治家，過去讀書人都讀聖賢書，有人修心實踐，有人只求功名，結果一定是有差距的。明代王陽明就是個很好的例子，他悟到「致良知」、「知行合一」、「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他做官、解決棘手問題、打仗樣樣在行，近乎全能，與此有密不可分的關聯。治國之道、聖人之道，最終要向自己的心裡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