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簫
筆者近日在臉書等社群媒體上看到網友批評中國傳統文化,一部分觀點認為中國的政治從古至今都糟糕,每提及帝王都無好感。
對於這樣的觀點,筆者表示不苟同。應該分兩方面看:
首先,當今中共國的政治狀況確實糟糕。回顧古代,君權主體上呈強化趨勢,過程中確實生出一些受詬病的制度,如明之廢相,清之設軍機處。
但另一方面,需全面了解中國政治從古至今的變化以及傳統思想,應知古時大思想家與政治家們對君主有極高的標準,也努力約束君權,有時踐行得好,有時不好。實在不宜將所有髒水都潑到傳統文化上。特寫此文,為傳統文化辯護,簡評歷代治國,正說君臣之道,並列舉今人對歷史的一些誤讀。
物極必反,峰頂往往也是懸崖。中國政治發展到清朝時走向極端了,清亡是順應時代的需求,但有人以為以前的朝代都和清朝差不多,這是不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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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至民國初,有許多中國人陷入迷茫,甚至民族自卑。學習西方民主、思想、文化是應該的,但一部分學者過度批判中國傳統,造成文化自信缺失,20世紀初所謂「新文化運動」有一些主張是瘋狂且不合理的,引發很不好的影響,導致共產主義在中國膨脹。幸有一些國學大師及政治家看清「新文化運動」的惡劣,如錢穆和蔣介石,深知傳統文化的可貴並致力傳承。
中共竊國後,吹噓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並發動文革全面破壞傳統文化,後假借弘揚傳統文化之名加強所謂「愛國教育」,將愛黨與愛國捆綁在一起,迷惑國民。這相當於先放火再滅火的強盜行為,而且,中國古代的輝煌跟它有一毛錢關係嗎?
現在一提起中國古代,有人就想到「奴才」,而且將政治視為貶義詞。實則不然。以前士大夫和百姓的責任包含糾正君主,中國古代一直都鼓勵並讚揚敢諫的精神,士大夫享有很高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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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當為客
堯舜時施行禪讓制,虛心納言,言論自由。《呂氏春秋》記載:「堯有欲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四千多年前,堯帝常擔憂自己執政有錯,設一面鼓在門外,任何人都可以擊鼓進諫;舜帝在路旁設立木牌,民眾都可以在上面寫意見,指出他的過失。
君為客,天下為主,這才是君道。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在《原君》中說:「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
君主的責任原本應是不顧自己的損失而為天下人貢獻,所以君位不該是一種誘惑。堯舜時代,賢士把權力看得很淡,那時有一位智者叫許由,堯想將天下讓給許由,他卻躲避到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後來想安排他擔任九州長,他覺得耳朵受到污染,於是跑到潁水邊洗耳。到商朝時,商王湯想讓位給務光,被務光拒絕。
早期的君主就像接了賠本產業的義工,且這一產業不屬於他們,其職責就是惠及全民、造福天下,吃力不討好,所以君主受天下人敬仰是不過分的。黃宗羲說:「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為過也。」君主本來不該是貶義詞,是後人對權力的欲望扭曲了其內涵。打個比方,試問各位討厭金錢嗎?錢是每個人的生活必需品,人人都靠它吃飯,其中好人用它行善,貪婪者為求財而行惡,難道說錢是骯髒之物嗎?君權同理。關鍵在於對君權的制約有多大,君主是否達到應有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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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羲也批評了後世的君主以及觀念的變異,稱:「後之為人君者不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
他並講到臣民對「不合格」君主的態度:「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讎,名之為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乃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古代儒家的有識之士不主張愚忠和小儒的迂腐觀點,若君主已到夏桀、商紂的地步,則應該受到討伐。
黃宗羲還說:「是故明乎為君之職分,則唐、虞之世,人人能讓,許由、務光非絕塵也;不明乎為君之職分,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許由、務光所以曠後世而不聞也。」如果真正明白作為君主的責任,自然會讓位於他人,拒絕接替君位的人也不算多麼超凡脫俗;而有些人正因為不明白做君主意味著什麼,才會爭權奪勢。
順便一提,先秦儒家雖尊君,卻也輕君,譬如《孟子》有一句名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主本來就是為社稷和百姓貢獻的。再舉《孟子》中非常有趣的一例,有一次孟子問齊宣王,有個人要去楚國,先將妻子和孩子託付給朋友,請他照顧,但回家後發現妻兒受凍飢餓,該怎麼辦?齊宣王回答:「棄之。」(和這個朋友絕交。)孟子接著問,士師若不能治士,該怎麼辦?齊宣王回答:「已之。」(撤掉他的職。)孟子又問,如果「四境之內不治」,該怎麼辦?這一問題意在引導齊宣王意識到君主的責任,若按照前面的邏輯,這樣失職的君主也應該下台。但齊宣王不敢回答,只是「顧左右而言他」。這從側面說明,儒家思想是對君主的約束,然而當時君主未必愛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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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論古代治國思想
中國傳統文化中雖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民主,但含有民本以及修身、德政理念,即使在近現代西方人眼中也是珍貴的,例如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就是孔子的「粉絲」。道德是政治與治國的本,道家、儒家均看重本,後世談政治的人往往捨本逐末,實在可惜。
關於治國的境界,筆者認為法家不如儒,儒不如道。以下梳理歷史脈絡:
堯舜禹之後,夏朝開啟世襲制,雖不如禪讓制的時代,但夏、商、西周三代統治鬆散,地域局限,政治和人心遠比後世純樸。西周之後,東周亂世是歷史上的一次大考驗,若將中華文明比喻為一個人,那麼春秋戰國好比一次修煉過關的過程,有人堅守先賢的價值觀;有暴君亂臣不守,禮崩樂壞,在動盪中看人心的擺放,考驗中華文化能否延續。幸運的是,文明得以延續,中原人不至於披髮左衽,儒家、道家、墨家、縱橫家、兵家、法家等百花齊放,東周可謂思想最活躍的時期。到戰國末,法家思想脫穎而出並為秦國統一六國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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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法家適合爭霸集權,它不同於今天民主國家的法治思想,其中包含帝王馭臣之術,主張嚴刑峻法、霸道、權謀,已距黃金時代的標準甚遠。宋代徐誼發表過一段言論:「三代聖王,有至誠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矣。」(《宋史》)如果人人能行大道,退而行德政、禮樂,何需靠術、勢治國?按老子《道德經》的觀點,「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需要孔儒呼籲恢復德政、仁義與禮的社會顯然已經退步,何況需要法家的時代。秦朝興於法家,也亡於法家。
應認可法家公正的一面,譬如即使是變法者商鞅本人也要嚴格遵守法規,但法家也包含加強君主集權的部分,不宜過分偏重。西漢吸取教訓,初期效道家無為而治,休養生息,開創文景之治。自漢武帝起,儒家與法家兼取,王道與霸道雜用。
有人可能會很快聯想到所謂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這正是現代常見的誤區,實際上漢武帝以後並未獨尊儒術。漢宣帝偏愛刑法,曾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住德教,用周政乎!」(《漢書》)而漢元帝則喜愛儒家。漢朝以後直至清朝,在治國方面嚴格而言也沒有獨尊儒術,很長時間是外儒內法,亂世往往行霸道,所以有些黑鍋不該由儒家來背。而且秦以後的儒家思想和先秦儒家有所不同。
假如中國歷代都能真正落實儒家治國,結果或許會更好。道家在後世看來過於理想,但道家確實最為高明。而法家一旦運用得心應手,若不注重修身,則易使帝王上癮,充當無形的利刃,和限制君權背道而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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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君臣之關係
現在有人談中國古代史,提及君臣關係時喜愛片面渲染恐怖,且以為臣為君之奴才,這樣說是不準確的。五千年間,君臣和睦與君主高壓兩類例子都有,豈能以偏概全?
儒家講的君臣之綱最初也非主奴關係。可參見董仲舒《春秋繁露》:「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父而生之,夏為子而養之,秋為死而棺之,冬為痛而喪之,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此處提出三綱,臣如地,君如天,天覆蓋地,地持載天,這是相互依存的關係,好比水和舟。《春秋繁露》還稱:「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將君與臣比喻為陽與陰的關係。後世大儒講到三綱,往往強調作為皇帝的責任和表率,不是單方面的絕對服從,如南宋理學家真德秀《大學衍義》說:「君為臣綱,君正則臣亦正矣」,首先帝王自己要正,臣盡臣的本分,君也要盡君的本分。
秦以前不算大一統時代,君臣、君民距離較近,尤其周朝各諸侯國享有很強的獨立性,列國接近小國寡民的狀態。那時人才流動性強,「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左傳》),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人才大可不必巴結君主。即使在秦漢大一統時期,大臣在皇帝面前也不卑下。但後來總體上呈君強臣弱的趨勢,至明清尤為顯著。
君臣關係的一個重要表現在於皇帝和宰相的關係。中國傳統重視禮賢下士,求賢若渴,皇帝在宰相面前應當謙遜。漢朝君臣在上朝時,皇帝要站著和宰相議政,而不是坐在龍椅上。宋朝以前,宰相面見皇帝時都是坐著的,所謂三公坐而論道,唐朝還會為宰相賜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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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是宰相地位變化的重要節點,宰相上朝時必須站著。到了明代,朱元璋索性廢相,從此再無宰相,而且大臣見皇帝時要跪下,如果跪累了,允許坐著休息一會兒。清朝要求大臣一直跪著,連坐一會兒的機會也沒了。
以上是就禮儀變化而言,下面講制度。
譬如,漢朝的宰相對皇帝構成很大牽制,有一套完備的制度。提起宰相,人們往往聯想到一個人或一個職位,但其實宰相身後代表龐大的政府機構,皇帝怕宰相未必都是怕人,而是怕制度。漢朝宰相府以下有十三曹,一個曹類似一個部門,可謂是宰相的秘書處,當時全國政事都經過十三曹匯集於宰相一人。和宰相近乎平起平坐的是太尉和御史大夫,合稱三公,宰相負責行政;太尉負責軍事;御史大夫負責監察,相當於副宰相。
唐朝宰相制度不同於漢朝,最大的變化是將相權一分為三。漢朝宰相是一人在其他官員輔助下行政;唐朝宰相不是一個人,而是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三大部門,合在一起才能稱為宰相。
儘管如此,唐朝宰相依然有很大的權力,其中,政府所有最高指令均由中書省發出,被稱為「敕」,須經過皇帝批准,卻不是皇帝寫的。其流程是,中書省擬稿後給皇帝看,皇帝如果同意就拿御印蓋個章,寫幾句批示。宰相所擬的旨已經是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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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書省發布的詔書不會立即執行,還須門下省審核,若覺得不合適,門下省可以將其駁回,稱作「塗歸」。只有當門下省通過後,詔令才算生效。這是又一層對皇帝的制約。
宋朝與唐朝不同之處在於,宰相不是將定稿交給皇帝,而是先寫札子向皇帝遞呈建議,被稱為「面取進止」,皇帝發表意見,之後宰相依照皇帝的意見擬旨。這意味著相權在宋朝削弱。
即便如此,只要有宰相,就會對皇帝構成很大制約。皇帝雖一直在萬人之上,但制度並沒有賦予其為所欲為的權力。譬如宋寧宗在位時,頻繁以手札下令,激起群臣不滿,因為依照制度,政令應出自中書省,就算是皇帝也要按流程辦事。那時有大臣批評宋寧宗繞過宰相府行事,「謂事不出於中書,是謂亂政。」(《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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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權與相權一直存在矛盾,時而配合和睦,時而結下深仇。明初發生胡惟庸案,因此明太祖朱元璋採取極端的方式解決君相矛盾——廢除宰相制度。至此,皇帝的障礙比往朝少了許多。明太祖雄才大略,治國勤政,包攬宰相原本要做的政務,是典型的工作狂,並要求子孫後代都像他一樣既當皇帝又當宰相。這當然不現實也不會長久。後來明成祖成立內閣,召解縉等才士參預機務,類似皇帝的顧問與秘書。儘管內閣大學士被俗稱為宰相,但權力比宰相小。內閣大學士本身只是五品,往往由六部中某位尚書或經筵講官兼任。
明成祖後,宣宗朝發生轉折,形成這一新流程:大臣議政,將題本交到內閣;之後內閣票擬,即起草聖旨;之後交給皇帝看,皇帝若採納,便用紅筆抄一遍,稱為批紅。此時聖旨尚不能生效,須經過六科審核,六科有權封駁聖旨,制約皇帝,聖旨必須經六科通過才能生效。通過後,六科若認為聖旨不足,發給六部時可以進行「科參」,即寫下執行時的注意事項,代表六科的意見。顧炎武《日知錄》稱:「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給事中駁正到部,謂之科參,六部之官無敢抗科參而自行者」。
明宣宗後,這一流程基本上一直延續。後來明世宗、神宗長年不上朝雖受詬病,但事出有因,當時的政府運行已不同於明初,政事交給內閣即可,期間內閣大學士近乎權傾朝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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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宣宗開啟這一輕鬆的決策模式有利有弊,不宜過於苛責,最主要的原因還在於明太祖廢相。世襲的皇帝德才參差不齊,如果能力平庸且精力不足,最好少折騰,宰相才應該在行政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清朝保留內閣,未恢復明以前的宰相制。雍正設立高度機密的軍機處、秘密建儲制,這是以前沒有的機構和制度。清朝的君臣關係牽涉滿漢矛盾,雖重用不少漢人,但最高機密文件由滿文書寫,滿官仍占據不平等優勢。
整體風氣上,君臣關係越往前越好,具體因人因事而異,不能說絕對,只是概括。
秦始皇待大臣不差,不忘恩義,自知犯錯後對王翦謙遜道歉,能包容並重用李斯。
漢朝和大唐,筆者認為用「恢宏氣象」形容最貼切,政治、文化給人印象都是很大氣的。譬如漢文帝與周亞夫留下佳話,這是皇帝與武將關係的典範。隋唐的政治、文化、民族融合、民間風氣都有魏晉南北朝的影子,包容性強,可謂胡漢一家,唐代皇帝有時也行北方遊牧民族的禮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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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治國放得很開,他的文臣武將個個充滿個性,魏徵是顯著代表,他的作風就是坦誠直言,不怕得罪。據《資治通鑑》,魏徵曾對唐太宗說:「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意思是他希望自己做良臣,而不做忠臣。需要忠臣出現的時代反而是不好的時代,因為要冒生命危險講出逆耳忠言,所以最好形成言論開放的政治環境,皇帝賢明不昏,大臣只需各做好工作即可,因此魏徵說:「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逄、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唐太宗確實也在君臣融洽上做得好。唐朝的皇帝整體上是不強勢的,甚至中晚唐藩鎮割據嚴重,君成為較弱一方。
北宋待文臣不錯,皇帝沒有暴戾的,但政壇人事變動頻繁,主要歸因於變法派和守舊派的對立。南宋、北宋都弊在抑武,明朝中期後也有此問題。
明、清變化最明顯,明太祖開了一個政治高壓的頭,到明仁宗時君臣關係有所緩和。明朝君臣關係最好的時期是仁宣之治以及弘治中興,明仁宗、宣宗既勤政精明也不剛愎,聽取「三楊」等良臣的獻策,君臣關係和睦;明孝宗朝中也充滿正氣。武宗、世宗、神宗君臣對立之激烈在整個古代史上都是突出的,問題主要出在皇帝上。明朝愛用廷杖極不好,俗話說刑不上大夫,廷杖、錦衣衛都是摧殘士大夫的。然而明朝長期形成了士大夫以敢言為榮的風氣,越敢和皇帝爭辯,甚至寫奏疏批評皇帝,越受天下人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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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君強臣弱最顯著。有利的一面,譬如清朝皇帝普遍勤政盡責,平均水平算是歷朝最優秀之一,而且康乾盛世成就卓然。但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清朝政治風氣冷峭高壓。康熙帝寬仁,而雍正強化了高壓控制臣民的風氣。乾隆前十三年相對寬厚,十三年後改以鐵腕治國,嚴酷之風達到頂峰,導致大臣如履薄冰,敢言者少。即使是精明賢臣、三朝元老張廷玉,也在官場上活得戰戰兢兢,還險些晚節不保。
雍正、乾隆很精明,他們在位時,奸臣瞞不過他們,所以治國基本上沒出太大問題。但冷峭風氣的弊端到晚清就顯得格外突出,導致官場普遍圓滑,明哲保身,說套話、不說話居多。
清朝文字獄、強制剃髮留辮是對臣民身心的巨大摧殘,削弱士人骨氣,脊梁骨硬的文人往往隱藏民間。元朝雖也是征服漢人的外族政權,卻不至於如此高壓嚴酷,反而較鬆散開放。明清以前很少發生因文字獲罪的案件,清朝比明朝嚴重,明朝成祖以後政治氛圍已經變得寬鬆,晚明言論更奔放自由。清朝禁書也很嚴重,數據上看,清朝禁書總數是明朝的12.6倍。古代有此現象是不好,但我們也實在不應以為所有朝代都和清朝一樣。
論制度,最好的時期當推漢、唐。在秦以前,相原本是副官;自秦漢起,相變為皇帝的副官,同時是中央政府的最高官。皇帝是全國最高元首,而實際管理國家的是宰相,原本應是這樣的關係。皇帝世襲註定子孫良莠不齊,即使英明也必然犯錯,所以最好不要過分干預宰相。再看唐太宗和唐玄宗,在鑄造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的重要因素中,宰相的作用大過帝王的作用,唐太宗說他不贊同像隋文帝那樣「性至察而心不明」,事必躬親未必是好事,唐太宗的實際做法也是發揮各臣的配合作用。
北宋程頤有言:「天下治亂系宰相」,但在清代,崇拜程頤的乾隆卻說,治國最重要的怎麼是宰相呢,應該是皇帝才對。可見觀念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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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中國大陸將中國傳統政治貶低為君主專制,這是不準確的。從上文對制度的介紹不難看出,在古代,權力並非集中於君主一人,也不算是獨裁,至少並非所有時期都是。說君權呈強化趨勢是爭議較小的,或者可以說存在特權與不平等。明清以前君主一直和宰相共治國家,雖君主是上級,宰相卻也享有很大的議政權,而且許多不太重要的政事無需請示君主。即使在明清,也不適宜一概貶為皇帝專制。
以上是就制度論,問題在於,過去如果皇帝違規或不賢,大臣往往不能換掉他或懲罰他,通常是勸諫,除非到極惡劣的地步。懲罰並非沒有,只是太少,往往需藉助朝中勢力、太后等,或直接以戰爭改朝換代。暫不論亂世特殊時期和奪位例,太平盛世中比較典型的是霍光廢帝,漢昭帝駕崩後,昌邑王劉賀繼位,荒淫無道,輔臣霍光因此報請太后廢掉其帝位,昌邑王在位僅27日。秦漢以前也有一例,商朝有個名叫太甲的王昏庸無能,宰相伊尹將其流放到桐地,讓他反省長達三年,後來太甲悔過自新,於是得以復辟,從此以德治國,改變為明君,這件流放君主的事幾千年來受文人稱讚。伊尹和霍光的條件非人人能具備,也非人人敢為。
然而君與臣孰強孰弱不能作為評判一段歷史時期的唯一標準,所以要看具有穩定性的制度。像漢獻帝、唐昭宗的情況屬於失勢,不能說明就該那樣,所以重點談普遍狀況,而不細說太多事例,因為有些事例牽涉手段和勢力,那不是制度。
道向何處求
可能有人會認為筆者將古代讚美得太好,而筆者想說的是,以前的制度在當時的環境確實有值得肯定之處,其制衡與監督並不差,但為何有黑暗的事發生?雖制度有漏洞,但歸根還是人心的問題。
通常一個朝代從開國到盛世政通人和,嚴守規章,後來流於形式,官場腐敗,走向衰落。法典和制度從頭到尾都差不多,怎麼從盛到衰變化如此大?大家知道唐玄宗前期善用賢相,姚崇、宋璟、張九齡等均德才兼備,後來任用能力同樣不差的李林甫,他表面上認真工作,也基本上遵守規章,卻喜愛諂媚,私下打聽玄宗日常,然後再順著玄宗的意思講話。玄宗本來是一精明皇帝,然而順耳的蜜語聽多了,對李林甫十分喜愛,縱容他誤國多年。試問,什麼能阻抑一個人的城府呢?
中國傳統思想有個重要特點:對自覺的要求高,先修身,再齊家治國,且重視內省。它看似是一種理想化狀態,然而大道至簡,若能堅持實踐,其實是一條直接治本的捷徑。凡從政,修身在先,這個修不是單單讀書學知識技巧,而是長時間的修心,是時時不忘內省。
據《帝鑒圖說》,周武王聽大臣師尚父說,有一本丹書含有國家長治久安的道理,之後他齋戒三天,恭恭敬敬地站著聽師尚父講述丹書的道理,牢記於心,並在席上、桌上、鏡子上、洗臉盆上、殿柱上、門窗上銘刻,隨處提醒自己,還要讓子孫未來都看到。如此時時內省的毅力和謙遜向大臣請教的態度,是周武王能使周朝國祚長久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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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和內省需要堅持,若一段時間修而後來懈怠,很容易前功盡棄。許多人爭當政客,卻不堅持修身,捨本逐末,終究成不了大政治家,過去讀書人都讀聖賢書,有人修心實踐,有人只求功名,結果一定是有差距的。明代王陽明就是個很好的例子,他悟到「致良知」、「知行合一」、「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他做官、解決棘手問題、打仗樣樣在行,近乎全能,與此有密不可分的關聯。治國之道、聖人之道,最終要向自己的心裡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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