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妹妹逃婚，一个姐姐的征途

罗庆月有心智障碍，第一次婚姻持续几年后被婆家退回，她父亲又给她找了新丈夫。男的35岁，手脚齐全，在镇上开一家理发店，开了多年，传说“几十年肯定存了几百万”。除此之外，不嫌弃女儿“笨”。愿意出二十多万彩礼钱。

不过，就在结婚前，姐姐罗冬阳赶回村里，带妹妹逃了婚。

养一个孩子

罗庆月头发很黑，梳一个矮的马尾辫，身高只有一米四多，又很瘦弱，陌生人在场时更是像要躲成一个点，没人能看见。出门时她会背一个青绿色毛绒斜挎包，每天别不同颜色的发卡，就像一个小学生。实际上她已年满28岁。假如你跟她说话的时候把目光转移到她脸上，她立刻会把眼神转开，这时候你说什么她都不会回答了。她也很少笑，但一笑会立刻往回收，仿佛被针戳到脸。更少主动说话，问三句，答两个字。

假如不是她姐姐罗冬阳，罗庆月此时正在江西赣州一个县城里，给一个近四十岁男人当老婆，主要任务是生孩子和做家务。很可能她会因为某件旁人不知之事生气，从而离家出走。而一位心智障碍女性在外流浪的结局，很可能是被性侵。这样的事情过去在她身上至少发生过两次。

为了阻止这样的伤害再次发生，2023年9月，罗冬阳在妹妹预定要被领走再次结婚的日子前，将她带走，逃婚，逃到了广州，决心从此带她一起生活。

她们的住处是广州城中村的一个二居室。说是两居室，两间小小的卧室之外，客厅只摆得下一张茶几。最开始，冬阳去上班，只能将妹妹锁在家中，中午回来带她吃个饭。去年年底，罗冬阳遭遇裁员，倒是有了更多时间陪妹妹。她发现妹妹变得跟过去不太一样，经常问她，你喜欢谁？你希望跟谁生活在一起？你以后在哪里？冬阳知道她这是在确认，想听自己说喜欢她，以后一直照顾她生活。不过冬阳的性格也不是“温柔妈妈”型，哄人的话说不出口。有时庆月急了，会说，那我离家出走。这鬼孩子，原来心里清楚得很？

带庆月一起生活的确很像在养一个孩子。冬阳今年其实也才30岁，戴个眼镜，头发披下来，皮肤比庆月白得多，看上去像是二十出头的学生，现在却“像个单亲妈妈”，而且还是不被孩子喜欢的那一种。她记得小时候，庆月就更喜欢其他朋友，因为她这个姐姐经常约束她，做错事还会批评她，“她喜欢温温柔柔跟她说话的人”。现在也一样，问她今天做了啥，沉默；说她几句，告诉她要讲话，你不是哑巴，开始甩脸色。她的心思冬阳只能靠猜。

“带妹妹逃婚”曾经成为去年的一个热点新闻。到广州后，因为此前媒体的报道，也因为有公益机构介入，周一到周五，庆月得以在一个餐馆“上班”，每逢周四与周六，还有烘焙技能培训，这些都是为了训练庆月的社交能力。离开广州那天上午，我去庆月“上班”的地方看她。她系条围裙，自己坐着。一看到我就问，你怎么来了，你喝什么，又问，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之后庆月就在餐馆外的走廊里徘徊，像是在等我出去找她。我发现跟前几天有姐姐在边上相比，独自一人的庆月显得没有那么怯了。和她聊起从前，她表现出超预期的耐心和感受力，甚至还能对答几句，像一个孩子短暂长大了。

我问她，“你为什么老是跑出去？”

庆月：“她欺负我，我走回家。”

我：“小姑欺负你，你就走。”

庆月：“是啊，天天欺负你，不让你吃饭。”

庆月第一次结婚期间，有个重要人物“小姑”，是她丈夫那个才七八岁大的妹妹。她说，小姑会拿厨房“劈苹果的刀”，放在她脖子那里，还会说，不要告诉你姐姐我欺负你。冬阳也知道，妹妹那时经常离家出走，一部分原因是害怕这个小姑，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害怕跟那个男人睡一个床，庆月还说“害怕他的手”，他整条手臂是肿的。再问到跑出去后被“欺负”的事，回答很跳跃，她说，“有个打掉了”，她说的是姐姐带她去医院做的那次堕胎。

又说，“有一个跟我爸打牌的”。

“欺负你的男的？”

“是啊，在我家打牌，在冬阳房间睡的。”

“欺负你几次？”

“两次，晚上一次，捡柴的时候一次。”

“你生气吗？”

“我想他坐牢。”

离家出走

庆月第一次被嫁掉，是冬阳读大二那年。婚后她频繁出走。走丢最长纪录有15天，那次发生在庆月结婚第三年。那时她已经因为之前频繁出走，被婆家“退回”给她父母。有一天，据说是因为有个邻居老太太跟庆月说她儿子在被人欺负，庆月就决定跑回县城看。看完儿子第二天，公公仍旧送她回家。人是在买车票的时候跑没影的。

那是2017年，冬阳在读大四，丢下毕业论文，她又回老家了。花两个多小时坐火车到赣州，再花三四个小时从火车站回到村里，这条因为妹妹丢了而回家的路线，整个大学期间冬阳走过五六回。

找人找到后半程，男方家，她自己的父母，全部都放弃了。冬阳记得，当时父亲说不找了，他得回县城上班了，说“舍了这条命”。妈妈眼睛不好，不识字，没法单独行动。奶奶每天担心，是不是被拐到外省，拐到村里给老头当老婆，会不会被挖了心肝，但她也什么都做不了。只剩下冬阳一个人了。找到哪天算数？毕业论文还做不做了？这些她都没想，只是告诉自己，找一天是一天。

差不多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冬阳骑电动车，一个村一个村地跑，挨家挨户问。李子花油菜花都开得很漂亮，冬阳心情沉重，可居然也偶尔会停下来看一眼春天，“好像有点生命的东西”。城镇里也是逐条街扫，菜市场，学校，老旧小区，江边的高档小区也有进去，到一个地方，先贴一张寻人启事，然后边走边问，公园的算卦先生，晨练的阿姨，寺庙里的僧人，都有问过。

有天晚上在派出所查监控，显示屏盯了一通宵，找到一个跟妹妹很像的影像，冬阳抓着唯一的希望请警察帮忙，但他们几乎不乐意搭理。罗冬阳在派出所门口大哭一场。那个晚上之后，她隐隐觉得，妹妹以后的命运，只能寄希望于她了。

最终，冬阳上“QQ全城助力”求助，这个腾讯公司创办的寻找走失儿童公益平台，可以定向给确定IP区域内的QQ用户群发寻人消息。幸运的是，果然找到了可靠线索。不幸的是，人刚找回来，庆月又跑了。

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冬阳记不确切，只记得回来当天，她重新给庆月戴上电话手表。那天下午，她给庆月打电话，问她在哪，她没说实话。从定位和传回来的照片看，庆月走进了山里，而且成形的山路不走，偏走的是隐蔽小路。冬阳一边听妹妹在电话里撒谎，一边使劲在后面追。山谷里没找到人，他们村被山环绕，冬阳心想，她这个走法，显然是想走去另一个村，于是她往反方向，走大路赶去隔壁村。果然就在一个院子里抓到了人，一看，还知道背个包，包里塞着点衣服。

回去路上，妈妈也来了，她在前面拽着庆月的手往家走。冬阳走在后面，一边走一边实在忍不住，这一个月来，接二连三，令人崩溃。她骂她妈妈，骂她生了这么个女儿，让人受苦。前面两个人一声不吭，一个拉一个使劲拽，往前走，下着雨，她们的妈妈带了把伞，没撑，最后三个人淋着雨沉默地回到了家。

冬阳回到学校，做完毕业论文，想想还是不放心，又回家了。买测孕棒让庆月试，噩耗降临。

做流产手术，也是冬阳领着去的，她那时也不过是个读大四的学生。手术完妹妹还不醒，冬阳感到恐惧，整个过程她在走廊里，一直回忆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故事发生在不允许打胎的国家，女大学生偷偷找私人医生做流产手术，医生却要求作为交换，要与年轻学生发生性关系。电影里龌龊与残忍使冬阳恐惧，现实中的残忍，她却不敢深想。她只是一直问医生，醒来需要多久。大概等了有半个小时，妹妹醒了，很虚弱，但看眼神，冬阳觉得她是知道发生了什么的。医生给了点药，冬阳又带她去菜市场买了点排骨。两姐妹就回家了。

这些沉重的片段集中发生，冬阳几乎是一个人在面对。她记得那时大学室友评价她“压抑”，什么都不说，但是晚上做噩梦。那位室友睡在她对头，说冬阳晚上说梦话，抓了她的头，把她吓了一大跳。现在回想，那是“这辈子经历过的最辛苦最累最绝望的事情”。

假如妹妹再结婚，冬阳认为，同样的事情还会再发生，那种绝望的时刻，她无法再承受一次。在她看来，带妹妹走，是唯一的路。

留守儿童

冬阳和庆月都出生在广东省，区别是冬阳生在医院，智商正常，日后还成了村里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女）大学生；庆月一年多后直接生在父母打工的工地上，生下来就有点奄奄一息，像个小猫仔子，后来发现有心智障碍，读完三年级就被学校退了学。冬阳三四岁时，姐妹俩就跟妈妈回了老家。

三妹出生后，妈妈又跟丈夫出去打工，带上了三妹，冬阳与庆月成了留守儿童，与爷爷奶奶生活。而罗冬阳作为长姐，要带的小孩有时甚至还要算上叔叔和姑姑家的孩子。

童年生活完全在实施奶奶给她灌输的理念——她是大姐，理所应当要照顾小的。农忙时节，捡柴火洗衣服这种活，要是没主动去干也会挨骂。有一年婶婶生孩子，奶奶还让她给婶子洗衣服。这种生活一直过到五年级，四弟出生了，她妈妈回家来，冬阳才终于没再过那种寄人篱下的“童工”生活。

大学之前，罗冬阳从没觉得生活轻松过。中考失利，没考上市重点，而市区新建师资更好的高中愿意收她，但家里担心市里生活费太高。罗冬阳不得不听他爸爸的话去读“最差的”县中，“觉得很不甘”，熬了一学期，她跟爸妈说，想辍学、去打工，这样就不用花家里的钱了。所幸，家里虽然贫穷，父母对孩子上学这件事还是尽力支持，妈妈说，“还是要供你读完”。冬阳收拾心情，继续回学校，此后两年半，一面在精神上克服升学压力，一面在现实中，应对贫穷，省吃俭用，比如她意识到得吃点水果，就挑那种不太新鲜的苹果，每周买几个。食堂打饭，总跟发小一起，两人打一个肉菜。

有天晚上，她陪同学打吊瓶，翻一本《读者文摘》，读到贾樟柯写的《我的边城，我的国》。这篇文章讲《站台》的剧本是怎么写出来的，不长，1800字，其中写道，“夏天的汾阳暴雨突至，打在地上的第一层雨就是这样的声响。发白的土地在雨中渐渐变黑。雨打在屋外的苹果树上，树叶也沙沙地响。雨落苹果树，树会生长，果实会成熟；泪落白纸，剧本会完成，电影也会诞生。”

罗冬阳突然感觉到自己多年的压抑找到了一个出口，一边陪同学，一边掉眼泪。她后来想，或许是因为她高中时期，头脑里会频繁出现小时候的画面——不到四岁，广东，父母打工的工地上，木棚搭的厨房外面很多苍蝇在飞；在木棚子里吃炒饭。五岁，深圳，她爸打工工地旁边的按摩店，爸爸上工去了。等爸爸回来的时候，她跟“小姐”们玩，玩着玩着睡着了。学前班，老家村口路边树下，妈妈赶集回来给她带了一只扑闪着翅膀的鸟，她一手牵妈妈一手提鸟，觉得特幸福。七岁，又跟爸爸出去打工的妈妈回老家来，几天后要走，她在后面使劲追，一边追一边哭一边喊，沿着一条河追了几个村子。

这些画面当时又在头脑里播放，就像电影一样。此前没意识到过电影这个概念，这位县城高中生心里豁然一亮，她的人生也不是全然没有希望，“以后或许也能拍电影”。当然，她所在的县中并没有考电影系的氛围，罗冬阳最终上的是一所省内的二本学校，读园林专业。升入大学第一年，她就在社团招新中，一眼看中一个做纪实影像的公益文化机构，成为其中一员，课余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其中。

2015年初，罗冬阳第一次将镜头对准妹妹。妹妹作为心智障碍群体，要结婚了，她跟机构借了dv回家去拍。在这之前，罗冬阳每逢回村，都会拍点什么，拍过外婆，拍过留守老人，留守儿童。此前拍的素材，有剪成短片的，有没剪的，但这一回，她心里想的是长纪录片。

在没看到画面之前，罗冬阳告诉我说，妹妹那会儿是很漂亮的。后来我在硬盘里看到结婚那一天拍的素材，心里面惊叹一声，冬阳一点都没夸大，20岁时的庆月，瓜子脸，比现在红润，皮肤略黑，但很均匀，完全是青春少女的感觉。但更引人注目的是她忧伤的神情。她一直怔怔出神，不管是在父母家的卧室里，轿车里，还是选婚纱、化妆的那些时刻，眉头始终微蹙，沉默。从头到尾没笑过。冬阳说，那次结婚前约一个月，庆月也离家出走过，直到五六天后才在镇上被村里人看到带回家。罗冬阳后来听奶奶讲，可能是村里人跟庆月开玩笑，说结婚后婆婆会打她会虐待她，她因为害怕而离开。找回来后，一直被自己家人看着，像对待买回来的越南新娘。

到结婚当天，所有人长吁一口气。但婚后，很快发现怀孕，婆家按怀孕时间推算，庆月受孕时间应当是婚前。家里人推测，很可能是出走那几天被性侵了。但婆家最后决定留下那个男孩儿，因为本来他们的儿子也有不可避免的遗传病。

这些平常人觉得可怕的、不敢想象的厄运，就这么一直在庆月的生命里发生着，甚至身边人都将这当作一个心智障碍者不得不忍受的日常而接纳下来。但冬阳通过镜头看到了不一样的感觉。结婚后一直到2018年，冬阳多次回去拍摄庆月。有些场景是冬阳尝试理解妹妹为什么离家出走，有些场景只是问生活里稀疏平常的小问题。从镜头里看，妹妹从青春少女，逐渐变成一个呆滞的女人。没有人比冬阳更熟悉庆月，也没有人比冬阳对这种变化更心痛。

2023年9月，罗冬阳回家阻止妹妹再婚那几天，罗家家中如同发生战争，几方人马相继出场，为庆月之后的命运角斗。罗冬阳先是跑去与订亲男方及家人见面，甚至夸大一点妹妹的病症，说服对方主动退婚。退婚那天，媒婆，男方家人，罗冬阳的父母，还有一些亲戚，都来了，客厅就像一个大型会议室，各种利益方不时地更换排列组合，进行小范围谈判，各自唇枪舌剑。跟冬阳一起回家的朋友蒋玉（也是纪录片从业者）拍到一个画面，是庆月孤单一人，坐在旁边空空的房间里，中央有一小块空地，摆着一张板凳。旁边似锣鼓喧天，她就静静坐着，没坐正，头往上抑着，像在出神，但也势必在关注事态发展。就像任何一个普通人一样极力关注自己的命运。

蒋玉看过去冬阳拍的素材，以及这一次，她感觉到庆月身上的生命力。作为一名心智障碍女性，很多事情她无能为力，就像前后两次婚姻安排，但她一直在试图反抗，“离家出走是其中之一。”当你发现庆月出走，遭到性侵，以及无法想象的流浪经历，都是她本人为了更好地活下去做出的种种努力时，更加觉得她的命运不该如此。而她的痛苦和挣扎，冬阳透过镜头二度审视，可能体会得更深刻。“拍摄意味着，你需要把目光从自己身上转移到拍摄对象身上，去看她看到的东西，感受她的情绪，理解她的困境”，蒋玉觉得这很可能就是除了亲缘关系、责任感之外，罗冬阳愿意将自己的人生与妹妹罗庆月更深捆绑的原因。

对这部纪录片，罗冬阳剪过一版片花，9分42秒，开场就是锣鼓宣天的结婚场面，喜庆之后，是怀孕、生子，少女脸庞与隆起的肚腹，少女脸庞与躺在边上哇哇大哭的婴儿，画面里的这种对比有相当强的冲击力。她们的妈妈对挺着大肚子的庆月说，“谁叫你变个女的，变个男的，不用生多好。你最好不要再（出）走。”为什么频繁出走？冬阳用姐姐的身份配画外音：“后来她的倔强告诉了我，虽然她智力上有缺陷，对爱的感受却是最敏感的”。

片子里有两处庆月放肆的笑，一次是抱着装在红塑料袋里的行李往家走，去找妈妈，一次是穿着白色连衣裙，骑自行车叮叮咣咣地跟她弟弟玩——冬阳是对的，在真正爱她的家人身边，庆月是可以开心的。但现实自有其残酷之处，就像她们的妈妈在片花里问的，“我们能带一辈子吗？”

逃到广州

罗冬阳决定回答这个问题。

2023年3月，得知父母打算再次嫁掉庆月那天，冬阳在广州上班，挨到午休，她在公司附近一个小饭馆里给父亲打电话。跟她爸沟通这事很难平稳情绪，很快，她就在又喊又哭中声嘶力竭。那一次婚事算是被冬阳成功地远程搅黄。半年后，9月，冬阳又听她妈妈说，“嫁人计划”再次重启，收了上回那家人六万多聘金，一礼拜后就要来把庆月领走，再付十几万。冬阳心想，这回父亲是铁了心，那她只有请假回去一趟。

到家第一天，父女二人就大吵一架。冬阳一个人孤立无援，所幸第二天，朋友蒋玉到村里与她汇合。到第三天，冬阳身边一共多了四位声援者，一行五人，还有三位记者，蒋玉还带去了摄像机。她们每天开会，商议计划，去跟男方家里谈判，希望他们退婚，去村委会寻求帮助。

心理上得到增援，对抗的焦灼程度却一天烈似一天，冬阳每天都要面对罗伟新疾风骤雨般的指责，最激烈的一次，也就是男方来退婚索回聘礼那天，差点儿动手。蒋玉说她看到这位父亲“愤怒到极点了”，他拿着玻璃杯冲到冬阳面前，咄咄逼人，“眼珠子都要蹦出来了”。

另一位在场的记者用录音纪录了那几天的激烈争吵，罗冬阳多次情绪失控。她声讨罗伟新，说妹妹被强奸那两次，他什么都没有做。现在他又要将妹妹再次嫁掉。罗伟新也暴跳如雷，叫他女儿“死也不要死在家里”。那些天，这个家里时时刻刻剑拔弩张。

这次阻挠对罗伟新来说，有实打实的利益损失，二十多万彩礼可不是小数目。不过按照现场记者的观察，罗伟新倒也不是只盯着彩礼，在农村，对这样一个心智障碍的女性来说，“找个人家嫁掉”几乎是唯一的归宿。而且，这种归宿的机会甚至并不鲜有，因为农村地区本来就有大量“光棍”，而其中身体或心智残障者的家庭，更是愿意花高彩礼寻求“相匹配”的女性结婚。罗伟新的做法在农村很常见，“只是一个农村男人认知层面里的唯一选择”。但这个唯一选择，罗冬阳不认可。当她爸质问她，“你说我的方案不行，你提出方案来”时，冬阳心里确实有另一个“方案”。

早在广州出发前，她就下决心要带妹妹走。后面的生活如何安置，会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很可能超出自己的生活经验与能力，不过她还是决心带妹妹逃离。纪录片，广州的公益机构氛围，跟她一起在场的记者们，意味着不像大学时期找妹妹，这一次精神上她不再孤立无援。

但回忆逃走那天，仍然感到有点紧张。

要走，就需要跟妈妈拿庆月的社保卡和身份证。她们的妈妈周显丽是个个头也挺小的女人，三姐妹里，反而就是二妹庆月长得最像她。冬阳觉得妈妈应该没看出来她的意图，很顺利地拿到了证件。蒋玉却觉得，周显丽看上去站在丈夫那一边，暗中还是默许了很多事。她最初或许也是真心想把庆月嫁掉的，但她有自己的判断标准，比如说她认为将彩礼抬得足够高，娶回家后对方就可能会照顾得好一点，对庆月，对整个家庭来说，是最好的方案。后面，也确实是她将聘礼（首付）剩下的四万多现金取出来交还给那家人，算是完成退婚。带妹妹走那天，或许是预感到冬阳会走这一步，周显丽还提到说，如果冬阳以后带着庆月，她最担心两个孩子没办法生活。

头天晚上，冬阳问庆月愿不愿意跟她走，妹妹说愿意，当天晚上就收拾好一个小袋子，装了几件衣服，睡衣、毛巾，枕套，还有玩具和她的电话手表。次日一早，冬阳还花了三四个小时给妹妹办低保，他们得在罗伟新下班回家前走掉。叫好的出租车等在村里坡上，司机一直催促说要走了，要去接女儿放学。好不容易办完低保，还得等时机。趁周显丽上楼的的空当，其中一位在场的记者迅速带上庆月，庆月抓着她的行李，二人飞速地跑上了车。

庆月太瘦小了，钻进车蹲下来，趴着车窗紧盯门外，她很害怕爸爸会把她抓走，这种恐惧一直持续到上高铁。上了高铁，庆月放心了一点。在去往广州的路上，冬阳看到妹妹一直在偷笑。

平静

最近几个月，冬阳都放心让妹妹自己出门。在大城市，走丢与拐卖的风险反而低很多，以往庆月会觉察到自己“被监视”，会将电话手表丢掉。现在她随身的钥匙圈上，挂了一个定位器。定位器比电话手表便宜，锁在钥匙圈上摘不下来，出门几乎没有走丢的隐忧。

带庆月逃走那天，很快周显丽就给冬阳打来电话，随后手机就被丈夫抢过去了，在电话里吼，要冬阳把妹妹带回来。就是那个时刻，冬阳把他爸拉黑了，到现在还没有恢复沟通，只有妈妈周显丽一周跟她们视频电话一次。三妹也从深圳到了广州，找到一份在奶茶店的工作，三姐妹现在在一起生活，过得平静有规律。冬阳养了一只猫，两个妹妹一开始都反对，但冬阳觉得这一回终于没有跟陌生人合租，三姐妹在一起，加上猫，更有家的感觉。春天，家里摆了两盆兰铃花，“几块钱一大捧，能活很久”。小客厅的茶几边，低矮的书架塞满冬阳的书，都跟电影有关。

被裁员后，冬阳暂时找不到不用搬家的工作，正依靠过去的积蓄生活，而未来的人生，将一直与心智障碍的妹妹捆绑，能不能给妹妹找到工作，纪录片能不能找到资金做好，这一切充满不确定。但与父亲决裂，被指控“毁了整个家族的名声”，那一场声嘶力竭的风波之后，罗冬阳此时此刻蜗居在广州城中村这间民房里，反而比过去几年都要平静。

某种程度上，过去的罗冬阳一直活在“长姐”的责任与义务当中。四弟高中三年学费与生活费，都是冬阳出的。本来她打算一直供弟弟读完大学，说服自己的理由是她读高中和大学，父亲给了钱，“相当于还了他的钱”。带妹妹逃离后，冬阳就决定不管了。拉黑父亲那一刻起，救出了妹妹，罗冬阳也一定程度解放了自己。

这场风波或多或少，也对三妹产生影响。三妹罗平平中专毕业，已经工作三年。头一年，她妈妈让她每月往一张银行卡上打一千块，说是帮她存着。后来她就明白了，这钱大概率会被拿去补贴弟弟。三妹年纪虽然小，也早就发现她爸总希望女儿们给他钱，总说村里谁谁家女儿，又给家里盖了多少楼，买了多少衣服，有时他甚至还会说，给他买辆车。平平猜想，弟弟到时候结婚、买房，他们肯定会跟两个姐姐说，拿点出来支持一下。

上个春节，经不过妈妈再三说项，三姐妹还是回了趟家。平平发觉，春节相亲这种事，现在轮到她了。村子里相亲的方法是，男方趁过年直接跑到女生家里来看。来相她的，两天来了四个，都是比她大五六岁的男生。父亲对嫁女儿的积极性并没有因为头两个女儿的婚事受挫。“我爸比较看重彩礼，然后我就跟他说，你怎么不把你自己嫁给他？他就笑了一下，吓得我赶紧逃回广州了”。

四弟告诉冬阳，说春节后半程，那对曾经被罗冬阳劝服来退婚的母子又找了过来，还想要他二姐（庆月），大约是因为这个“老是低头，眼睛不跟人对视”的35岁男人成婚实在困难。冬阳猜测，春节期间是相亲旺季，也许受到这种气氛影响，又第三次过来想碰碰运气。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罗庆月有机会不再走那条路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