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妹妹逃婚，一個姐姐的征途

羅慶月有心智障礙，第一次婚姻持續幾年後被婆家退回，她父親又給她找了新丈夫。男的35歲，手腳齊全，在鎮上開一家理髮店，開了多年，傳說「幾十年肯定存了幾百萬」。除此之外，不嫌棄女兒「笨」。願意出二十多萬彩禮錢。

不過，就在結婚前，姐姐羅冬陽趕回村里，帶妹妹逃了婚。

養一個孩子

羅慶月頭髮很黑，梳一個矮的馬尾辮，身高只有一米四多，又很瘦弱，陌生人在場時更是像要躲成一個點，沒人能看見。出門時她會背一個青綠色毛絨斜挎包，每天別不同顏色的發卡，就像一個小學生。實際上她已年滿28歲。假如你跟她說話的時候把目光轉移到她臉上，她立刻會把眼神轉開，這時候你說什麼她都不會回答了。她也很少笑，但一笑會立刻往回收，仿佛被針戳到臉。更少主動說話，問三句，答兩個字。

假如不是她姐姐羅冬陽，羅慶月此時正在江西贛州一個縣城裡，給一個近四十歲男人當老婆，主要任務是生孩子和做家務。很可能她會因為某件旁人不知之事生氣，從而離家出走。而一位心智障礙女性在外流浪的結局，很可能是被性侵。這樣的事情過去在她身上至少發生過兩次。

為了阻止這樣的傷害再次發生，2023年9月，羅冬陽在妹妹預定要被領走再次結婚的日子前，將她帶走，逃婚，逃到了廣州，決心從此帶她一起生活。

她們的住處是廣州城中村的一個二居室。說是兩居室，兩間小小的臥室之外，客廳只擺得下一張茶几。最開始，冬陽去上班，只能將妹妹鎖在家中，中午回來帶她吃個飯。去年年底，羅冬陽遭遇裁員，倒是有了更多時間陪妹妹。她發現妹妹變得跟過去不太一樣，經常問她，你喜歡誰？你希望跟誰生活在一起？你以後在哪裡？冬陽知道她這是在確認，想聽自己說喜歡她，以後一直照顧她生活。不過冬陽的性格也不是「溫柔媽媽」型，哄人的話說不出口。有時慶月急了，會說，那我離家出走。這鬼孩子，原來心裡清楚得很？

帶慶月一起生活的確很像在養一個孩子。冬陽今年其實也才30歲，戴個眼鏡，頭髮披下來，皮膚比慶月白得多，看上去像是二十出頭的學生，現在卻「像個單親媽媽」，而且還是不被孩子喜歡的那一種。她記得小時候，慶月就更喜歡其他朋友，因為她這個姐姐經常約束她，做錯事還會批評她，「她喜歡溫溫柔柔跟她說話的人」。現在也一樣，問她今天做了啥，沉默；說她幾句，告訴她要講話，你不是啞巴，開始甩臉色。她的心思冬陽只能靠猜。

「帶妹妹逃婚」曾經成為去年的一個熱點新聞。到廣州後，因為此前媒體的報道，也因為有公益機構介入，周一到周五，慶月得以在一個餐館「上班」，每逢周四與周六，還有烘焙技能培訓，這些都是為了訓練慶月的社交能力。離開廣州那天上午，我去慶月「上班」的地方看她。她系條圍裙，自己坐着。一看到我就問，你怎麼來了，你喝什麼，又問，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裡。之後慶月就在餐館外的走廊里徘徊，像是在等我出去找她。我發現跟前幾天有姐姐在邊上相比，獨自一人的慶月顯得沒有那麼怯了。和她聊起從前，她表現出超預期的耐心和感受力，甚至還能對答幾句，像一個孩子短暫長大了。

我問她，「你為什麼老是跑出去？」

慶月：「她欺負我，我走回家。」

我：「小姑欺負你，你就走。」

慶月：「是啊，天天欺負你，不讓你吃飯。」

慶月第一次結婚期間，有個重要人物「小姑」，是她丈夫那個才七八歲大的妹妹。她說，小姑會拿廚房「劈蘋果的刀」，放在她脖子那裡，還會說，不要告訴你姐姐我欺負你。冬陽也知道，妹妹那時經常離家出走，一部分原因是害怕這個小姑，當然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害怕跟那個男人睡一個床，慶月還說「害怕他的手」，他整條手臂是腫的。再問到跑出去後被「欺負」的事，回答很跳躍，她說，「有個打掉了」，她說的是姐姐帶她去醫院做的那次墮胎。

又說，「有一個跟我爸打牌的」。

「欺負你的男的？」

「是啊，在我家打牌，在冬陽房間睡的。」

「欺負你幾次？」

「兩次，晚上一次，撿柴的時候一次。」

「你生氣嗎？」

「我想他坐牢。」

離家出走

慶月第一次被嫁掉，是冬陽讀大二那年。婚後她頻繁出走。走丟最長紀錄有15天，那次發生在慶月結婚第三年。那時她已經因為之前頻繁出走，被婆家「退回」給她父母。有一天，據說是因為有個鄰居老太太跟慶月說她兒子在被人欺負，慶月就決定跑回縣城看。看完兒子第二天，公公仍舊送她回家。人是在買車票的時候跑沒影的。

那是2017年，冬陽在讀大四，丟下畢業論文，她又回老家了。花兩個多小時坐火車到贛州，再花三四個小時從火車站回到村里，這條因為妹妹丟了而回家的路線，整個大學期間冬陽走過五六回。

找人找到後半程，男方家，她自己的父母，全部都放棄了。冬陽記得，當時父親說不找了，他得回縣城上班了，說「舍了這條命」。媽媽眼睛不好，不識字，沒法單獨行動。奶奶每天擔心，是不是被拐到外省，拐到村里給老頭當老婆，會不會被挖了心肝，但她也什麼都做不了。只剩下冬陽一個人了。找到哪天算數？畢業論文還做不做了？這些她都沒想，只是告訴自己，找一天是一天。

差不多就是現在這個季節，冬陽騎電動車，一個村一個村地跑，挨家挨戶問。李子花油菜花都開得很漂亮，冬陽心情沉重，可居然也偶爾會停下來看一眼春天，「好像有點生命的東西」。城鎮裡也是逐條街掃，菜市場，學校，老舊小區，江邊的高檔小區也有進去，到一個地方，先貼一張尋人啟事，然後邊走邊問，公園的算卦先生，晨練的阿姨，寺廟裡的僧人，都有問過。

有天晚上在派出所查監控，顯示屏盯了一通宵，找到一個跟妹妹很像的影像，冬陽抓着唯一的希望請警察幫忙，但他們幾乎不樂意搭理。羅冬陽在派出所門口大哭一場。那個晚上之後，她隱隱覺得，妹妹以後的命運，只能寄希望於她了。

最終，冬陽上「QQ全城助力」求助，這個騰訊公司創辦的尋找走失兒童公益平台，可以定向給確定IP區域內的QQ用戶群發尋人消息。幸運的是，果然找到了可靠線索。不幸的是，人剛找回來，慶月又跑了。

是第二天還是第三天，冬陽記不確切，只記得回來當天，她重新給慶月戴上電話手錶。那天下午，她給慶月打電話，問她在哪，她沒說實話。從定位和傳回來的照片看，慶月走進了山里，而且成形的山路不走，偏走的是隱蔽小路。冬陽一邊聽妹妹在電話里撒謊，一邊使勁在後面追。山谷里沒找到人，他們村被山環繞，冬陽心想，她這個走法，顯然是想走去另一個村，於是她往反方向，走大路趕去隔壁村。果然就在一個院子裡抓到了人，一看，還知道背個包，包里塞着點衣服。

回去路上，媽媽也來了，她在前面拽着慶月的手往家走。冬陽走在後面，一邊走一邊實在忍不住，這一個月來，接二連三，令人崩潰。她罵她媽媽，罵她生了這麼個女兒，讓人受苦。前面兩個人一聲不吭，一個拉一個使勁拽，往前走，下着雨，她們的媽媽帶了把傘，沒撐，最後三個人淋着雨沉默地回到了家。

冬陽回到學校，做完畢業論文，想想還是不放心，又回家了。買測孕棒讓慶月試，噩耗降臨。

做流產手術，也是冬陽領着去的，她那時也不過是個讀大四的學生。手術完妹妹還不醒，冬陽感到恐懼，整個過程她在走廊里，一直回憶曾經看過的一部電影，故事發生在不允許打胎的國家，女大學生偷偷找私人醫生做流產手術，醫生卻要求作為交換，要與年輕學生發生性關係。電影裡齷齪與殘忍使冬陽恐懼，現實中的殘忍，她卻不敢深想。她只是一直問醫生，醒來需要多久。大概等了有半個小時，妹妹醒了，很虛弱，但看眼神，冬陽覺得她是知道發生了什麼的。醫生給了點藥，冬陽又帶她去菜市場買了點排骨。兩姐妹就回家了。

這些沉重的片段集中發生，冬陽幾乎是一個人在面對。她記得那時大學室友評價她「壓抑」，什麼都不說，但是晚上做噩夢。那位室友睡在她對頭，說冬陽晚上說夢話，抓了她的頭，把她嚇了一大跳。現在回想，那是「這輩子經歷過的最辛苦最累最絕望的事情」。

假如妹妹再結婚，冬陽認為，同樣的事情還會再發生，那種絕望的時刻，她無法再承受一次。在她看來，帶妹妹走，是唯一的路。

留守兒童

冬陽和慶月都出生在廣東省，區別是冬陽生在醫院，智商正常，日後還成了村里第一個也是目前唯一一個（女）大學生；慶月一年多後直接生在父母打工的工地上，生下來就有點奄奄一息，像個小貓仔子，後來發現有心智障礙，讀完三年級就被學校退了學。冬陽三四歲時，姐妹倆就跟媽媽回了老家。

三妹出生後，媽媽又跟丈夫出去打工，帶上了三妹，冬陽與慶月成了留守兒童，與爺爺奶奶生活。而羅冬陽作為長姐，要帶的小孩有時甚至還要算上叔叔和姑姑家的孩子。

童年生活完全在實施奶奶給她灌輸的理念——她是大姐，理所應當要照顧小的。農忙時節，撿柴火洗衣服這種活，要是沒主動去干也會挨罵。有一年嬸嬸生孩子，奶奶還讓她給嬸子洗衣服。這種生活一直過到五年級，四弟出生了，她媽媽回家來，冬陽才終於沒再過那種寄人籬下的「童工」生活。

大學之前，羅冬陽從沒覺得生活輕鬆過。中考失利，沒考上市重點，而市區新建師資更好的高中願意收她，但家裡擔心市里生活費太高。羅冬陽不得不聽他爸爸的話去讀「最差的」縣中，「覺得很不甘」，熬了一學期，她跟爸媽說，想輟學、去打工，這樣就不用花家裡的錢了。所幸，家裡雖然貧窮，父母對孩子上學這件事還是盡力支持，媽媽說，「還是要供你讀完」。冬陽收拾心情，繼續回學校，此後兩年半，一面在精神上克服升學壓力，一面在現實中，應對貧窮，省吃儉用，比如她意識到得吃點水果，就挑那種不太新鮮的蘋果，每周買幾個。食堂打飯，總跟發小一起，兩人打一個肉菜。

有天晚上，她陪同學打吊瓶，翻一本《讀者文摘》，讀到賈樟柯寫的《我的邊城，我的國》。這篇文章講《站台》的劇本是怎麼寫出來的，不長，1800字，其中寫道，「夏天的汾陽暴雨突至，打在地上的第一層雨就是這樣的聲響。發白的土地在雨中漸漸變黑。雨打在屋外的蘋果樹上，樹葉也沙沙地響。雨落蘋果樹，樹會生長，果實會成熟；淚落白紙，劇本會完成，電影也會誕生。」

羅冬陽突然感覺到自己多年的壓抑找到了一個出口，一邊陪同學，一邊掉眼淚。她後來想，或許是因為她高中時期，頭腦里會頻繁出現小時候的畫面——不到四歲，廣東，父母打工的工地上，木棚搭的廚房外面很多蒼蠅在飛；在木棚子裡吃炒飯。五歲，深圳，她爸打工工地旁邊的按摩店，爸爸上工去了。等爸爸回來的時候，她跟「小姐」們玩，玩着玩着睡着了。學前班，老家村口路邊樹下，媽媽趕集回來給她帶了一隻撲閃着翅膀的鳥，她一手牽媽媽一手提鳥，覺得特幸福。七歲，又跟爸爸出去打工的媽媽回老家來，幾天後要走，她在後面使勁追，一邊追一邊哭一邊喊，沿着一條河追了幾個村子。

這些畫面當時又在頭腦里播放，就像電影一樣。此前沒意識到過電影這個概念，這位縣城高中生心裡豁然一亮，她的人生也不是全然沒有希望，「以後或許也能拍電影」。當然，她所在的縣中並沒有考電影系的氛圍，羅冬陽最終上的是一所省內的二本學校，讀園林專業。升入大學第一年，她就在社團招新中，一眼看中一個做紀實影像的公益文化機構，成為其中一員，課餘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其中。

2015年初，羅冬陽第一次將鏡頭對準妹妹。妹妹作為心智障礙群體，要結婚了，她跟機構借了dv回家去拍。在這之前，羅冬陽每逢回村，都會拍點什麼，拍過外婆，拍過留守老人，留守兒童。此前拍的素材，有剪成短片的，有沒剪的，但這一回，她心裡想的是長紀錄片。

在沒看到畫面之前，羅冬陽告訴我說，妹妹那會兒是很漂亮的。後來我在硬盤裡看到結婚那一天拍的素材，心裏面驚嘆一聲，冬陽一點都沒誇大，20歲時的慶月，瓜子臉，比現在紅潤，皮膚略黑，但很均勻，完全是青春少女的感覺。但更引人注目的是她憂傷的神情。她一直怔怔出神，不管是在父母家的臥室里，轎車裡，還是選婚紗、化妝的那些時刻，眉頭始終微蹙，沉默。從頭到尾沒笑過。冬陽說，那次結婚前約一個月，慶月也離家出走過，直到五六天後才在鎮上被村里人看到帶回家。羅冬陽後來聽奶奶講，可能是村里人跟慶月開玩笑，說結婚後婆婆會打她會虐待她，她因為害怕而離開。找回來後，一直被自己家人看着，像對待買回來的越南新娘。

到結婚當天，所有人長吁一口氣。但婚後，很快發現懷孕，婆家按懷孕時間推算，慶月受孕時間應當是婚前。家裡人推測，很可能是出走那幾天被性侵了。但婆家最後決定留下那個男孩兒，因為本來他們的兒子也有不可避免的遺傳病。

這些平常人覺得可怕的、不敢想象的厄運，就這麼一直在慶月的生命里發生着，甚至身邊人都將這當作一個心智障礙者不得不忍受的日常而接納下來。但冬陽通過鏡頭看到了不一樣的感覺。結婚後一直到2018年，冬陽多次回去拍攝慶月。有些場景是冬陽嘗試理解妹妹為什麼離家出走，有些場景只是問生活里稀疏平常的小問題。從鏡頭裡看，妹妹從青春少女，逐漸變成一個呆滯的女人。沒有人比冬陽更熟悉慶月，也沒有人比冬陽對這種變化更心痛。

2023年9月，羅冬陽回家阻止妹妹再婚那幾天，羅家家中如同發生戰爭，幾方人馬相繼出場，為慶月之後的命運角斗。羅冬陽先是跑去與訂親男方及家人見面，甚至誇大一點妹妹的病症，說服對方主動退婚。退婚那天，媒婆，男方家人，羅冬陽的父母，還有一些親戚，都來了，客廳就像一個大型會議室，各種利益方不時地更換排列組合，進行小範圍談判，各自唇槍舌劍。跟冬陽一起回家的朋友蔣玉（也是紀錄片從業者）拍到一個畫面，是慶月孤單一人，坐在旁邊空空的房間裡，中央有一小塊空地，擺着一張板凳。旁邊似鑼鼓喧天，她就靜靜坐着，沒坐正，頭往上抑着，像在出神，但也勢必在關注事態發展。就像任何一個普通人一樣極力關注自己的命運。

蔣玉看過去冬陽拍的素材，以及這一次，她感覺到慶月身上的生命力。作為一名心智障礙女性，很多事情她無能為力，就像前後兩次婚姻安排，但她一直在試圖反抗，「離家出走是其中之一。」當你發現慶月出走，遭到性侵，以及無法想象的流浪經歷，都是她本人為了更好地活下去做出的種種努力時，更加覺得她的命運不該如此。而她的痛苦和掙扎，冬陽透過鏡頭二度審視，可能體會得更深刻。「拍攝意味着，你需要把目光從自己身上轉移到拍攝對象身上，去看她看到的東西，感受她的情緒，理解她的困境」，蔣玉覺得這很可能就是除了親緣關係、責任感之外，羅冬陽願意將自己的人生與妹妹羅慶月更深捆綁的原因。

對這部紀錄片，羅冬陽剪過一版片花，9分42秒，開場就是鑼鼓宣天的結婚場面，喜慶之後，是懷孕、生子，少女臉龐與隆起的肚腹，少女臉龐與躺在邊上哇哇大哭的嬰兒，畫面里的這種對比有相當強的衝擊力。她們的媽媽對挺着大肚子的慶月說，「誰叫你變個女的，變個男的，不用生多好。你最好不要再（出）走。」為什麼頻繁出走？冬陽用姐姐的身份配畫外音：「後來她的倔強告訴了我，雖然她智力上有缺陷，對愛的感受卻是最敏感的」。

片子裡有兩處慶月放肆的笑，一次是抱着裝在紅塑料袋裡的行李往家走，去找媽媽，一次是穿着白色連衣裙，騎自行車叮叮咣咣地跟她弟弟玩——冬陽是對的，在真正愛她的家人身邊，慶月是可以開心的。但現實自有其殘酷之處，就像她們的媽媽在片花里問的，「我們能帶一輩子嗎？」

逃到廣州

羅冬陽決定回答這個問題。

2023年3月，得知父母打算再次嫁掉慶月那天，冬陽在廣州上班，挨到午休，她在公司附近一個小飯館裡給父親打電話。跟她爸溝通這事很難平穩情緒，很快，她就在又喊又哭中聲嘶力竭。那一次婚事算是被冬陽成功地遠程攪黃。半年後，9月，冬陽又聽她媽媽說，「嫁人計劃」再次重啟，收了上回那家人六萬多聘金，一禮拜後就要來把慶月領走，再付十幾萬。冬陽心想，這回父親是鐵了心，那她只有請假回去一趟。

到家第一天，父女二人就大吵一架。冬陽一個人孤立無援，所幸第二天，朋友蔣玉到村里與她匯合。到第三天，冬陽身邊一共多了四位聲援者，一行五人，還有三位記者，蔣玉還帶去了攝像機。她們每天開會，商議計劃，去跟男方家裡談判，希望他們退婚，去村委會尋求幫助。

心理上得到增援，對抗的焦灼程度卻一天烈似一天，冬陽每天都要面對羅偉新疾風驟雨般的指責，最激烈的一次，也就是男方來退婚索回聘禮那天，差點兒動手。蔣玉說她看到這位父親「憤怒到極點了」，他拿着玻璃杯衝到冬陽面前，咄咄逼人，「眼珠子都要蹦出來了」。

另一位在場的記者用錄音紀錄了那幾天的激烈爭吵，羅冬陽多次情緒失控。她聲討羅偉新，說妹妹被強姦那兩次，他什麼都沒有做。現在他又要將妹妹再次嫁掉。羅偉新也暴跳如雷，叫他女兒「死也不要死在家裡」。那些天，這個家裡時時刻刻劍拔弩張。

這次阻撓對羅偉新來說，有實打實的利益損失，二十多萬彩禮可不是小數目。不過按照現場記者的觀察，羅偉新倒也不是只盯着彩禮，在農村，對這樣一個心智障礙的女性來說，「找個人家嫁掉」幾乎是唯一的歸宿。而且，這種歸宿的機會甚至並不鮮有，因為農村地區本來就有大量「光棍」，而其中身體或心智殘障者的家庭，更是願意花高彩禮尋求「相匹配」的女性結婚。羅偉新的做法在農村很常見，「只是一個農村男人認知層面里的唯一選擇」。但這個唯一選擇，羅冬陽不認可。當她爸質問她，「你說我的方案不行，你提出方案來」時，冬陽心裡確實有另一個「方案」。

早在廣州出發前，她就下決心要帶妹妹走。後面的生活如何安置，會面對什麼樣的困難，很可能超出自己的生活經驗與能力，不過她還是決心帶妹妹逃離。紀錄片，廣州的公益機構氛圍，跟她一起在場的記者們，意味着不像大學時期找妹妹，這一次精神上她不再孤立無援。

但回憶逃走那天，仍然感到有點緊張。

要走，就需要跟媽媽拿慶月的社保卡和身份證。她們的媽媽周顯麗是個個頭也挺小的女人，三姐妹里，反而就是二妹慶月長得最像她。冬陽覺得媽媽應該沒看出來她的意圖，很順利地拿到了證件。蔣玉卻覺得，周顯麗看上去站在丈夫那一邊，暗中還是默許了很多事。她最初或許也是真心想把慶月嫁掉的，但她有自己的判斷標準，比如說她認為將彩禮抬得足夠高，娶回家後對方就可能會照顧得好一點，對慶月，對整個家庭來說，是最好的方案。後面，也確實是她將聘禮（首付）剩下的四萬多現金取出來交還給那家人，算是完成退婚。帶妹妹走那天，或許是預感到冬陽會走這一步，周顯麗還提到說，如果冬陽以後帶着慶月，她最擔心兩個孩子沒辦法生活。

頭天晚上，冬陽問慶月願不願意跟她走，妹妹說願意，當天晚上就收拾好一個小袋子，裝了幾件衣服，睡衣、毛巾，枕套，還有玩具和她的電話手錶。次日一早，冬陽還花了三四個小時給妹妹辦低保，他們得在羅偉新下班回家前走掉。叫好的出租車等在村里坡上，司機一直催促說要走了，要去接女兒放學。好不容易辦完低保，還得等時機。趁周顯麗上樓的的空當，其中一位在場的記者迅速帶上慶月，慶月抓着她的行李，二人飛速地跑上了車。

慶月太瘦小了，鑽進車蹲下來，趴着車窗緊盯門外，她很害怕爸爸會把她抓走，這種恐懼一直持續到上高鐵。上了高鐵，慶月放心了一點。在去往廣州的路上，冬陽看到妹妹一直在偷笑。

平靜

最近幾個月，冬陽都放心讓妹妹自己出門。在大城市，走丟與拐賣的風險反而低很多，以往慶月會覺察到自己「被監視」，會將電話手錶丟掉。現在她隨身的鑰匙圈上，掛了一個定位器。定位器比電話手錶便宜，鎖在鑰匙圈上摘不下來，出門幾乎沒有走丟的隱憂。

帶慶月逃走那天，很快周顯麗就給冬陽打來電話，隨後手機就被丈夫搶過去了，在電話里吼，要冬陽把妹妹帶回來。就是那個時刻，冬陽把他爸拉黑了，到現在還沒有恢復溝通，只有媽媽周顯麗一周跟她們視頻電話一次。三妹也從深圳到了廣州，找到一份在奶茶店的工作，三姐妹現在在一起生活，過得平靜有規律。冬陽養了一隻貓，兩個妹妹一開始都反對，但冬陽覺得這一回終於沒有跟陌生人合租，三姐妹在一起，加上貓，更有家的感覺。春天，家裡擺了兩盆蘭鈴花，「幾塊錢一大捧，能活很久」。小客廳的茶几邊，低矮的書架塞滿冬陽的書，都跟電影有關。

被裁員後，冬陽暫時找不到不用搬家的工作，正依靠過去的積蓄生活，而未來的人生，將一直與心智障礙的妹妹捆綁，能不能給妹妹找到工作，紀錄片能不能找到資金做好，這一切充滿不確定。但與父親決裂，被指控「毀了整個家族的名聲」，那一場聲嘶力竭的風波之後，羅冬陽此時此刻蝸居在廣州城中村這間民房裡，反而比過去幾年都要平靜。

某種程度上，過去的羅冬陽一直活在「長姐」的責任與義務當中。四弟高中三年學費與生活費，都是冬陽出的。本來她打算一直供弟弟讀完大學，說服自己的理由是她讀高中和大學，父親給了錢，「相當於還了他的錢」。帶妹妹逃離後，冬陽就決定不管了。拉黑父親那一刻起，救出了妹妹，羅冬陽也一定程度解放了自己。

這場風波或多或少，也對三妹產生影響。三妹羅平平中專畢業，已經工作三年。頭一年，她媽媽讓她每月往一張銀行卡上打一千塊，說是幫她存着。後來她就明白了，這錢大概率會被拿去補貼弟弟。三妹年紀雖然小，也早就發現她爸總希望女兒們給他錢，總說村里誰誰家女兒，又給家裡蓋了多少樓，買了多少衣服，有時他甚至還會說，給他買輛車。平平猜想，弟弟到時候結婚、買房，他們肯定會跟兩個姐姐說，拿點出來支持一下。

上個春節，經不過媽媽再三說項，三姐妹還是回了趟家。平平發覺，春節相親這種事，現在輪到她了。村子裡相親的方法是，男方趁過年直接跑到女生家裡來看。來相她的，兩天來了四個，都是比她大五六歲的男生。父親對嫁女兒的積極性並沒有因為頭兩個女兒的婚事受挫。「我爸比較看重彩禮，然後我就跟他說，你怎麼不把你自己嫁給他？他就笑了一下，嚇得我趕緊逃回廣州了」。

四弟告訴冬陽，說春節後半程，那對曾經被羅冬陽勸服來退婚的母子又找了過來，還想要他二姐（慶月），大約是因為這個「老是低頭，眼睛不跟人對視」的35歲男人成婚實在困難。冬陽猜測，春節期間是相親旺季，也許受到這種氣氛影響，又第三次過來想碰碰運氣。不過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羅慶月有機會不再走那條路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三聯生活周刊